唐納德·斯通教授

 

講座上的斯通教授

唐納德·斯通（Donald David Stone，1942-2021），原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專業(yè)教授、北京大學賽克勒考古與藝術(shù)博物館名譽顧問，因多器官衰竭，不幸于當?shù)貢r間2021年1月21日晚八時在紐約去世，享年七十九歲。斯通教授1942年1月17日生于美國加州，1963年在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獲得學士學位，1968年在哈佛大學獲得博士學位，主要從事十九世紀英國文學研究。其著作包括《變化中的世界的小說家》（Novelists in a Changing World: Meredith, Jame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glish Fiction in the 1880’s）、《維多利亞小說中的浪漫主義情懷》（The Romantic Impulse in Victorian Fiction）和《與未來的溝通：對話中的阿諾德》（Communications with the Future: Matthew Arnold in Dialogue）。斯通曾執(zhí)教紐約市立大學皇后學院、哈佛大學（訪問教授）、紐約大學（客座教授）、紐約市立大學研究生中心。1982年，他首次來到中國，任教于北京師范學院（即現(xiàn)在的首都師范大學）；1991年受中國社會科學院邀請，再次到中國訪學。在紐約市立大學榮休之后，斯通自2006年起受聘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英語系，講授“英國小說”“維多利亞時期英國詩歌”“維多利亞繁盛時期：1850年代的文學”等本科、研究生課程。斯通愛好收藏，也是一位藝術(shù)史家，把用畢生積蓄購買的六百余件藝術(shù)品無償捐獻給北京大學，并在北京大學賽克勒藝術(shù)與考古博物館舉辦過十三次展覽、講座。2014年，斯通教授獲得中國政府“友誼獎”。

斯通老師：

您多次提起，假如自己年輕幾十歲，一定改念漢學?，F(xiàn)在您去了另一個世界，想必愿望已經(jīng)實現(xiàn)。既然您學了漢語，我就用中文給您寫信吧。您說自己內(nèi)向，但也因此健談。2018年秋——那時我是您的助教，也負責照顧您的生活——一起去上海的路上，您足足侃了六個小時，我沒插上幾句話，中途實在撐不住就睡著了。您倒是精力旺盛，還趁機改了兩篇論文。現(xiàn)在，病痛的折磨剛剛結(jié)束，您得好好休息，就換我說您聽吧。

上次通話時，您無力地躺在病床上，記性有些不如從前了。您還記得嗎？談起彌爾頓，您總愛提起您的一個同學多年前做的夢。寂靜的書房里，一位老人合上了厚厚的書，是某個沒有名氣的文藝復興作家全集的第八卷，老人悠悠轉(zhuǎn)過身，嘆氣說：“書讀盡了。”老先生是您在哈佛念博士時的一位老師——著名的彌爾頓專家布什教授（Douglas Bush），他是您欽佩的先生，您在哈佛“最有學問的老師”。您和他有些相似，也提過自己把特羅洛普（Anthony Trollope）近五十部小說全讀完了的“煩惱”。布什教授是您博士資格考試的考官之一，他沒有像如今的美國教授一樣故弄玄虛，問您有什么理論高見，而是說：“斯通先生，你喜歡狄更斯的小說嗎？你既然很喜歡，為什么呢？”他稱贊學生的論文，總是夸獎說有“同情的見解”（sympathetic insight），您也這樣稱贊北大的學生。您帶我們讀書，也同樣真誠，一點不做作，偶爾炫學的時候，總不忘自嘲：“法郎士（Anatole France）的小說我當然看過——情節(jié)想不起來了，看來是白看了?！?/p>

這話您是在故宮東華門外說的，那是2018年國慶，剛看完清初“四王”的畫展。前一年的中秋我也和您參觀了故宮的趙孟頫特展，那是我在北京念書的第一年，書畫館還在西邊您熟悉的武英殿。穿過午門，您說：“故宮看似游客多，但一進大門都筆直往前走了，我們要看好東西得左轉(zhuǎn)。”我們的學術(shù)興趣并不相似，您把我當成朋友，是因為我們都愛好繪畫。看古畫展，您總是謙虛地說我給您講解了很多，實際上往往是您在給我介紹。“四王”的風格，我并不能輕易辨識，您看不清英文標簽，但總能認出哪張是王翚，哪張是王原祁；倪瓚的蕭疏凄冷，王蒙的繁復稠密，您更是老遠就看出來了。您最愛的是馬遠的《山徑春行圖》，還把這幅畫的復制品貼在臥室的墻上，“這樣醒來就能看見”。您也愛名聲不大的畫，比如明代周臣的《流氓圖》《漁樂圖》，您喜歡其中人物的生動。故宮、國博、國家美術(shù)館、上博、清華，每次看展覽，您都是滔滔不絕，懂英語的游客也偶爾圍過來一起聽，問我您是不是中國藝術(shù)史專家。我向您轉(zhuǎn)告后，您總是滿意地謙虛幾句。展覽見得最多的，是我們都欣賞的董其昌。我只是愛他清雅高華、博采眾長、兼善諸體；您卻另有一套道理，說他像法國畫家塞尚一樣，“以傳統(tǒng)之名發(fā)明了現(xiàn)代主義”，我后來也鸚鵡學舌跟人這么說。另外，對傳統(tǒng)的毀滅、延續(xù)，也不只是您的中國畫史觀。

您不但懂畫，還熟悉整個中國藝術(shù)史，西方藝術(shù)更是您的專長了。作為出色的文學教授，您總是半開玩笑地說：“文學，我略懂；藝術(shù)史，我可是專家。”2019年夏，您帶我參觀紐約大都會博物館，我總懷疑您其實比他們的策展人更熟悉館藏。您走到哪里講到哪里，活像博物館的無線講解器。不只是大都會，您還熟悉弗里克博物館、華盛頓美術(shù)館、盧浮宮、泰特美術(shù)館……博物館是列不盡的，您每年冬天在北大舉辦的“藝術(shù)之都”講座就是證明。您最驕傲的事情，是給北大賽克勒博物館捐贈了六百多件藝術(shù)品，大都是您用節(jié)省下的退休金“撿漏”淘來的。十多年了，您每個秋天都在課余為賽克勒的特展奔走忙碌，一字一句地用“不聽話”的舊電腦——您的電子產(chǎn)品總是不聽使喚，記得您還寫了《雙手機記》（“A Tale of Two Mobiles”）和《老唐現(xiàn)在沒有手機了》（“Donald Is Now Without Cellphone”）——寫下展品的說明，后來終于換上新電腦了，現(xiàn)在卻用不上了。您常常帶病工作，記得您在信里說：

課上的學生們八成沒有注意，我今天實在太累了，一直頂著?。ū侨?、溢淚、喉嚨痛等等）。在博物館待了兩個小時，攝影團隊一路追著我拍，然后我又逃回公寓去（攝影團隊也拍我怎么走回去）。剛才我收到了導演擔心的郵件，他注意到我今天看起來很累，說如果我要去買東西，他可以幫助開車載我一程。我明早還是得走路去五道口做每周的采購，然后去家樂福買三十二盒巧克力，送給所有幫忙設(shè)展的人（我每年都這樣做）。回來之后，我打算一直休息到展覽開幕。我冰箱有一盒從食堂打的湯，這樣明天就不用大冷天出門吃晚飯了。

這是2017年的郵件，那時您也已經(jīng)快七十六歲了。

每年的大展都是北大的盛事，報道的記者很多，您總是樂于分享自己的收藏生涯。當然，您也苦于接連不斷的采訪，為榮譽（您最難拒斥的誘惑）所累；2018年的冬天，您作為外國專家受邀赴人民大會堂觀看演出，幾乎是“舟車勞頓”，回來已是深夜，您也疲憊不堪，悔不該去。不過我知道，您對藝術(shù)的愛、給世界各地博物館的捐贈，都是無私的，和虛榮無關(guān)。2019年冬，一位好友在北大參觀賽克勒博物館，正見您一個人拎著袋子、背著大包、駝著背，專心致志地看著自己捐贈的展品，他拍下了那一幕給我發(fā)來，那一刻的真實很動人。那天您是路過博物館去看看，正準備到暢春園請以前的學生們（現(xiàn)在也當老師了）吃飯，袋子和包里一定是您給他們的孩子們精心挑選的禮物。

您對我們慷慨，自己卻很節(jié)約。從中關(guān)新園回來，我總會在您那兒“順”點東西，或是小說，或是書畫圖冊，或是您最愛的五道口棗糕。您總擔心做助教的同學工資不夠花。用您額外補貼的錢買了空氣加濕器給您，您卻覺得我們是自掏腰包。您自己買瓶礦泉水卻會為了便宜五毛錢而繞遠路，衣服、行李箱也總是修修補補。初來美國時，我借住在您的公寓，看到您冰箱的沙拉變質(zhì)了卻不舍得扔，只撕掉壞了的邊角，添補一些新鮮的黃瓜、菜葉，第二天繼續(xù)吃，還笑自己是“吝嗇鬼”，而滿屋的藝術(shù)品、藏書，卻都大方地許給了各大博物館、圖書館。我說您身體很好，不用擔心遺囑、捐贈等身后事，您卻總把所有事情都當作最后一次來珍惜。

2018年冬，統(tǒng)計本科生的期末分數(shù)，您翻著記載歷年成績的筆記本說：“明年本子就要用完了，這大概預示著什么?！蔽覜]有接茬，只是撇開話題。后來中美之間幾乎斷航，2019年果然成了您最后一次回到北大。2020年初，您激動地說要帶我參觀波士頓美術(shù)博物館、您的母校哈佛，沒過多久卻說總覺得累，可能去不了了，我開始有些擔心。美國新冠疫情爆發(fā)后，容易焦慮的您，卻變得樂觀鎮(zhèn)靜，津津有味地重讀起了《十日談》，自己身處水深火熱的紐約，卻安慰起在羅德島的我來。我給您寄去搶購的口罩，您收到后說這樣就沒什么可擔心的了，還用英國詩人華茲華斯的詩句調(diào)侃疫情下的隔離：“修女不嫌道院房舍狹小?！保∟uns fret not at their convent’s narrow room.）

5月時，很久沒收到您的微信和郵件，問了您的老友羅伊，才知道您走路摔傷了脊椎，癱瘓在床。病情穩(wěn)定后，與您通話兩次，您有些糊涂了，電話打了十多分鐘，又問我：“你是辰宇，對吧？”第二次通話時，護士沒有給您扶著聽筒，電話掉在了地上，您只能急促地高喊呼救：“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無奈的呼喊聲撕心裂肺，我在電話這頭，舉著手機，淌起了眼淚。很久都沒有人幫您撿起聽筒：“你好！你好！你好！我在接一個中國打來的電話。你好！你好！你好！我在接一個中國打來的電話……”剛打通電話時，我說了我在美國，沒法回到國內(nèi)，您也聽明白了，可您心里念著的還是中國，還是北大的學生、賽克勒博物館的朋友。

那次通話時，您說以后可能就終生癱瘓了，但是“因為中國，我有了精彩的一生”，現(xiàn)在只需“一天一天地過，把每次醒來都當作?！?。后來您病情惡化，轉(zhuǎn)院頻繁，疫情期間無法探視，也聯(lián)系不上您。我經(jīng)歷了疫情等的打擊，才體會為什么您總防備著無常，也總想起您5月時分享給我的摘自《紐約客》的照片：病人臥床，墻上掛著莫奈的畫。您用美國詩人威廉斯（William Carlos Williams）的《紅色手推車》來解說：她的生命全維系在那幅畫上了?？上诓〈采?，沒有喜愛的畫在身邊。

您是愛詩的，曾提起雖然后來專攻十九世紀文學，但念博士時考慮過研究十七世紀抒情詩。微信往來間，英詩名句您總是脫口而出；調(diào)侃禁足在家，您說：“石墻并不造就監(jiān)獄”（Richard Lovelace, “Stone walls do not a prison make”）；“天氣惡劣就坐下看我的書”（Thomas Wyatt, “And in foul weather at my book to sit”）。我提起要做關(guān)于法國詩人阿波利奈爾（Guillaume Apollinaire）的報告，您也翻出1962年出版的法文詩選《如果我在那里死去》（Si je mouraislà-bas）來讀。您知道的，選集標題里這首詩作于1915年1月末，寫一戰(zhàn)士兵普遍的焦慮——害怕死后被忘卻；詩人假想自己化成了“活在一切事物里的被遺忘的記憶”（Souvenir oublié vivant dans toutes choses）。您說自己念到末句時哽咽了：

哦，我的唯一摯愛，我的癡狂

? mon unique amour et ma grande folie

詩人在戰(zhàn)爭中負傷，恢復后又染上“西班牙流感”，于1918年去世。您最后的日子里的痛苦，也和肆虐的疫情有關(guān)。我也大概能猜想，您的“摯愛”和“癡狂”是什么，您曾說“我希望我被火葬，骨灰撒在北大校園里”（I wish to be cremated and the ashes dropped on the Beida campus），那里有“世界上最好的英文系”和“地球上最好的學生”。

“小友” 辰宇

又及，以前看書里說，咱們學院已故的梵文學者金克木先生特別能講，學生來看望他后出門準備走了，他還能“一手把著門”，站著說上半小時。這不就是您嗎？右手扶著401公寓門把手，揮左手道別，卻又總提起新的話題；為了說得盡興，還常送我到樓下，把著7號單元門接著聊；有時干脆陪我走到中關(guān)村大街的天橋邊，站在路口再說一會兒。我總是找機會打斷您，讓您早點回去：“好好休息，下次再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