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界還沒有真正理解奧姆真理教時便草草結案，只會令世界失去一個窺探宗教極端組織的良機，尤其是窺視哪些人最易受極端主義影響的良機。犯罪人的罪名與刑罰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實證現代文明的價值所在：在回家的路上，人人都有說話的權利。

        “被尊師想念”與“被尊師贊揚”

        如果要問戰(zhàn)后日本恐怖史上最血腥、宗教史上最暴力、思想史上最驚心動魄的是哪天，答案肯定是1995年3月20日——在東京地鐵釋放沙林毒氣，致十三人死亡、六千多人受傷的殺人事件。

        二十年了，它帶來的問題仍懸在人類理智的門前：信仰究竟在什么地方出了問題？人又是在什么時候開始執(zhí)迷不悟的？為什么在一個科學昌明的時代，一個看似不堪一擊的“人會空中飄浮”的宗教神話，能擊破眾人的心？

        奧姆真理教的教祖麻原彰晃（本名松本智津夫）在事件后兩個月被捕，2006年被確定死刑，但至今還未執(zhí)行。是日本法務大臣的簽字還沒有輪到麻原，還是另有隱情？就在人們猜測紛爭之際，《停止的時鐘》在3月20日這天出版。作者是麻原的三女兒松本麗華。

        有日本人說，麗華是個重情義的女人。沙林事件那年，她十一歲。一個十一歲的小女孩，在朦朧中體驗了什么叫瓦解，什么叫崩潰。也是在這一天，資深記者、著名學者田原總一朗說，他十一歲的時候，經歷了8月15日戰(zhàn)敗的“玉音”播放。在第一學期，老師還說那場戰(zhàn)爭是正義的，但到了第二學期，老師又說那場戰(zhàn)爭完全錯了。大人的說法轉了一百八十度，還有何信用可言？是國家欺騙了國民。十一歲的麗華，是否也遭遇了周圍大人們說變就變的欺騙？田原總一朗在問。他是在用自己的十一歲對照麗華的十一歲。自己的十一歲，是國家在犯罪，麗華的十一歲，看似是父親在犯罪，但其背后是否有國家犯罪的影子？

        今年已經三十一歲的麗華一邊寫書一邊痛憶，“父親被捕至今已二十年，我好像也死了二十年。自父親從我眼前消失的那天起，我的時鐘便戛然而止”。父親被逮捕后的第九年零四個月，麗華才與他見面，他看上去好像是一個被毀壞的“人形”。曾經給予女兒溫情的那個父親，已經蕩然無存。從那以后直到2008年，她總共探望了父親二十八次。但每次除了聽到父親從喉嚨發(fā)出雜音，其他什么也沒有。她說父親被徹底“擊毀了”。這應該是父親的本來面目嗎？她現在也想每月見父親一次，但就是不被允許。當聽到父親穿著尿布出庭的消息，她最初的感覺是，父親從世俗中被解放了出來，進入了圣人的狀態(tài)。

        十一歲的麗華背著父親是殺人惡魔的重負，無法上小學，無法上中學，無法上高中。大學倒是考取了好幾所，但最后都被拒絕入校。二十歲的她走投無路，將原本給她發(fā)放過入學通知書的文教大學告上法庭。講法理的法庭判定該大學“出身差別”的做法違憲。勝訴的她最后接到了該大學的開學通知。她同時還將拒絕她入學的和光大學與武藏野大學告上東京地方法院，要求賠償精神損害。

        1995年3月，奧姆真理教開始導入日本的省廳制度，虛擬國家構成，細化階級?！罢髱煛笔墙套媛樵白饚煛狈Q號的次級稱號。十一歲的麗華就被父親宣稱為アーチャリー正大師（アーチャリー是梵語，意謂先生）。沙林事件后，其他“正大師”都被抓了，麗華成了教團中唯一一個“正大師”。

        在這位“正大師”筆下，奧姆真理教被描述得像日本的村鎮(zhèn)，自己的父親就是憨厚可親的村鎮(zhèn)長。她在書中寫道：

        事件與裁判，對我來說都是無法忍受的。我繼續(xù)保留我的觀點。都說我父親策劃了事件，但我沒看到過父親親自下指示的模樣。父親面對弟子們顯然不能自圓其說的證詞，就失語患病了。我的母親，作為妻子和母親的她，如果能對在病中接受審判的父親稍有點責任心的話，我或許就有其他想法。但母親什么也沒有做。所以守衛(wèi)父親的事情只有我們這些孩子來做了。我是相信父親的。在沒有親耳聽到父親說些什么之前，我絕對不會斷罪父親。即便世界上都將他視為敵人，但我還是將他視為我的父親。

        意味深長的是，麗華在書中提出了這么一個奇妙的觀念：“被尊師想念”與“被尊師贊揚”。這個“被想念”與“被贊揚”是不是這場大事件構圖中的關鍵詞，是不是為其父親辯護的最好托詞？

        你即便死了情又何堪？

        就在麗華說出“被尊師想念”與“被尊師贊揚”這個奇妙組合的同時，麻原的四女兒松本聰香，這位在1989年出生、沙林事件發(fā)生時只有五歲的女孩，在今年3月19日接受了富士電視臺安藤優(yōu)子的采訪。下面是采訪節(jié)錄： 問：在沙林事件二十周年之際，你最想說的是什么？

        四女：想對被害者和遺屬說聲對不起，請接受我的謝罪。

        問：今天想對作為死刑犯的父親松本說什么？

        四女：想聽到父親對被害者真正謝罪的聲音。

        問：在法庭上他對當時的一切罪行都沉默不語，你是怎樣想的？

        四女：自己做的事都不敢正視，表明我的父親是個沒有膽量、沒有情分的人。

        問：由于父親的原因，你的人生變得如此苦難不堪，你是怎樣想的？

        四女：如果說不憎恨的話，那是說謊。我有過一百次以上的自殺行為。

        問：你姐姐出版了新書，你是如何看的？

        四女：姐姐還沒有對被害者謝罪，而且書中的一些說法，據我所知與事實不符。

        問：如何看阿萊夫（奧姆真理教解散后派生出的一支宗教團體）？

        四女：我認為阿萊夫危險。因為肯定殺人的教義沒有變，所以很危險。

        此外，在3月17日接受共同社采訪時，聰香說，父親的死刑絕對應該執(zhí)行。

        一個認為父親的死刑判決應該立即執(zhí)行，一個認為父親是否與事件有關還存疑。四女兒和三女兒的認知差距究竟從何而來？是麻原將只有兩歲的三女兒帶去印度修行的緣故？還是麻原從一開始就輕視出生在靜岡奧姆教團設施內的四女兒？不得而知。但是有一點可以肯定的是，在沙林事件十五年的時候，四女兒聰香出書告白：《我為什么成了麻原彰晃的女兒》（德間書店，2010年）。

        那為什么成了麻原的女兒？她在書中這樣寫道：

        沙林事件的那年，我剛五歲。父親的虐待和與妻妾同居的異常生活，刺痛了我幼小的身心。周圍最高干部的言行、悄悄進行中的恐怖計劃，都使我不寒而栗。而當我去監(jiān)獄探視父親時，父親用右手遮住自己的嘴，用只有我能聽得見的聲音，悄悄地叫我的名字。之后，又很快恢復到原先的癡呆狀。這次面會使我感覺到父親是在“詐病”。

        一個說父親是在有意識地裝瘋賣傻，一個說父親變得癡呆是被折磨所致。究竟四女兒的說法準確還是三女兒的準確？四女兒聰香在書中還透露了父親荒淫無度的生活，如強逼女信徒吞服他的精液，身邊有一百名情婦，私生子女至少有十五人。而這些在三女兒麗華的書中一個字也找不到。

        在談到寫這本書的動機時，聰香寫道：“我十五歲的時候才知道事情的全貌，十六歲便從家里出走。離開奧姆的庇護想自立。執(zhí)筆寫書的理由是想對被害者謝罪，是想對支援過我的但現在又聯系不上的人表示感謝。我一直記著一位校長對我說過的一句話：‘你的命只有一條，而你父親殺了那么多的人，你即便死了情又何堪？’”

        思想是奧姆的真犯人？

        姐妹兩個對事件、對主犯這種主體性認同上的差異，令日本社會驚訝：奧姆教事件真的結束了嗎？法庭對麻原的審判、對奧姆教的審判觸到本質了嗎？二十年后的今天，奧姆教思想在日本究竟還有多大的影響？會有麻原第二誕生嗎？

        這令人想起日本研究基督教思想史的宗教學者大田俊寬。他在2011年3月出版《奧姆真理教的精神史》（春秋社），在書中就奧姆教產生的土壤問題這樣設問：奧姆教真的是1970至1980年代日本精神狀況的產物嗎？他作出了否定的回答。

        他將自己的學術視點放置在信仰基督教的“鬼子”身上。他說奧姆真理教是對羅馬主義、極權主義和原理主義宗教崇拜的產物。如果說這三大主義構造了近代西方，那么奧姆真理教用這三大主義構造了當代日本。從本質上說它們都是反時代意志的集合體和混合物。所以在奧姆真理教的真正罪人究竟是誰的問題上，大田既不認可“麻原獨斷說”，也不認可“弟子暴走說”，他的視野投向了無實在的在——思想。大田認為思想是奧姆的真正罪人。

        大田舉例說，對麻原審判采用的是一審終審制，沒有二審、三審。為此法庭受到日本輿論的尖銳批評。之所以如此，是因為在審判過程中，麻原早早就將自己封閉于一個妄想的世界中，不能自拔。在這個狀況得不到任何改善的情況下，繼續(xù)審判只能是徒勞的、無意義的。麻原的思考被厚厚的妄想層所覆蓋，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只是被妄想所驅動的人。從這個事實出發(fā)，大田得出這樣的思考：“奧姆教是從靈性進化論思想潮派生出的一個宗教團體?！薄皧W姆教思想的根干是靈性進化論?！?/p>

        大田在書中論述到，如果挖掘靈性進化論源流的話，十九世紀后半葉活躍于俄羅斯的布拉瓦斯姬夫人必須納入視野。當時基督教信仰受到了達爾文進化論的打擊。在這樣的背景下，布拉瓦斯姬夫人將交靈術和進化論融合，創(chuàng)了一個叫做神智學的新興宗教。神智學認為，從真正的意義上說，人的進化不僅是肉體水準的進化，還應該包括靈性水準的進化。人有七個階段的進化，當物質進化達到極點，就會轉向靈的進化。更通俗地說，從物質到精神，就是神智學教義的全部。

        對此大田得出一個看法：從這點來說，奧姆教也擅長向一般人提供非現實的快樂世界。其體現者就是麻原和他的干部。奧姆教內部經常使用“種的轉換”這一語言，表明當代人類被物質的欲望所束縛，需要肅清這些，推進靈性的建設。這是不是奧姆教的布局？其最終目的是否也想嘗試物質到精神的大轉換？2012年6月，奧姆教的最后一名逃犯高橋克也被逮捕。在他的個人物品中有一本日本思想家中澤新一的《三萬年死的教義》（角川書店，1993年）。而中澤新一的另一本書《彩虹的階梯》（中央公論社，1993年）則是奧姆教信徒喜歡看的書。據原信徒野田成人交代，教團中除了麻原的書，就是《彩虹的階梯》。不記得麻原對這本書是如何評說的，但其信徒確實用這本書作某些參考。

        對此，大田最后的結論是：奧姆教的本質是思想的問題。為什么長達十七年的審判不能觸及奧姆問題的本質？就在于在日本現行的法制體制下，無法對思想問罪。再加上日本人有揮之不去的戰(zhàn)時“近代超克”的歷史記憶，也成了奧姆教的一個思考原點。不過大田再三強調，奧姆真理教的產生絕不是日本佛教內部導出的東西，而是隨著“鬼子”的近代思想終焉而形成的一個“怪胎”。當然，并不是說日本佛教界就此可免責了。

        對死的恐懼和對現實生活的不滿，是任何主義、思想和宗教的出口。當時的奧姆教設施里就貼著這樣的大標語：人會死——絕對會死——必定會死。這和描述死體慢慢腐敗最后成白骨的“九相圖”一樣，只有一個目的，就是讓你時刻意識到死。意識到死，你就會恐懼，但信仰可以減輕恐懼。為此很多宗教都宣稱自己的這套東西能保證在“極樂凈土”和“天國”的輪回轉生，保證死后的場所。奧姆真理教也不例外。而對“沒有終止的日常”社會無法忍耐的弱者，就將偽裝成父親的教祖麻原視為唯一依靠。這是不是大田所強調的思想是奧姆教的真正罪人的真意？這是不是追問奧姆教事件有沒有結束的真意？

        最終用來收尸的容器

        森達也這位出生于廣島縣的著名知識人，在沙林事件六個月之后，最先將鏡頭對準了奧姆教的信徒。他用兩年多的時間，推出追蹤奧姆的紀錄片《A》，將一枚硬幣的正反兩面呈現在觀眾的眼前：“他們”（年輕的奧姆教信徒）和“我們”（警察、媒體、受害者、正義的你我）。當權力、正義、公憤毫無遮擋地毫無顧忌地對準他們的時候，如何將“他們”的卑劣、“他們”的虛偽、“他們”的陰暗、“他們”的殘暴，用一種真誠和真實表現出來？他們是否也有話要說？如果剝奪了他們的話語權，是否也反映我們自身存在的暴戾和缺陷？

        森的拍攝手記這樣寫道：

        奧姆教的信徒，當然還有沙林事件的實施犯，如果與他們見面的話，就會發(fā)現他們也是善良、善意和純粹的人?？床怀鍪菒喝撕捅幌茨X者。如果從這個視角展開的話，我們只能得出一個結論：善意的他們干出如此兇惡的事件，肯定是體系本身出了無法修復的故障?；蛘吒靼椎卣f，是現行體制的必然。他們知道播撒沙林的理由是因為麻原的指示。

        麻原又為什么下指示？森說，這里有一個死與生轉換的宗教思想在內。死后去天國或凈土，如果真是這樣的話，現世受苦還不如死去的好。如果用這個想法套在他人頭上的話，那么，這個人干了壞事，干脆把他殺了。這個發(fā)想也就是奧姆后期的“ポア”（Phowa）思想（原為密宗術語，表示一種禪定的訓練。后被奧姆真理教引為其教義，認為殺死惡人讓其高境界地變身，故是正當的）。當初人們嘲笑奧姆教的這個思想，但是奧姆教的信徒卻很認真地思考這個“ポア”是否具有宗教的成分。本來麻原應該在法庭上說話，但是他完全被摧毀了；在漫長的審判中，如果得到適當治療，麻原稍有恢復的可能性還是很高的，但是這個社會沒有這個選項。即便有這個選項也沒有給麻原。其結果就是社會危機意識的高漲，反社會的集團化在加速。這與當今的日本國家狀況是相連的。

        問題的難點在于，池魚聽道，飛鳥在道場盤旋的蠱惑人心，又恰恰證明，精神的磁場有時根本讓人無法拒絕，更讓人無法不為此鼓噪甚至獻身。森的紀錄片追蹤過一名叫荒木的信徒。有一天他在街上被警察盤問。圍觀的人群中有一位老婦人勸他從良。說到現在還執(zhí)迷不悟，實在是“黑的白不了”。當荒木問她做一回“正常人”是什么意思時，她理直氣壯地擺出弱肉強食的道德經：做老板指揮別人。而荒木對此的回應是：“這樣的話，我情愿做一個傳道人?！?/p>

        從這個對話中，你看得出究竟是誰出了問題嗎？是主流價值遭遇了挑戰(zhàn)，還是遭遇了挑戰(zhàn)的主流價值行將變身？如果是這樣的話，這與將濫殺無辜稱為善行的麻原時代，在本質上有什么不同呢？

        這就令人想起，沙林事件中最后一位被審判的被告人高橋克也曾經說過的話：“在逃跑過程中我多次想，把末日裁判提前降臨給普通人，用這種手法懲罰世界究竟好不好？”殺了那么多無辜之人， 在十多年后思考的重點竟然是“好不好”的問題。這就如同麻原宣稱自己能空中飄浮打坐一樣，把自己裝進去的同時也把全體都裝了進去?；蛟S為此故，研究沙林事件的國選律師、法律家、宗教家中島尚志在最新出版的《奧姆教為什么沒有被消滅？》（好書房出版，2015年）一書中，提出五大設問：一、為什么現在奧姆信徒不減反增？二、既然屬于顛覆國家的罪名，又為什么對各個犯罪者做個案來審理？三、麻原一審公判累計二百五十七次，但還是沒有追蹤到事件的本質，檢察方的重大失誤在哪里？四、林郁夫有兩個命案被判無期，橫山真人沒犯命案卻判死刑。這是為什么？五、高學歷的年輕人關注奧姆真理教的兩個至今未提及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這五大設問在筆者看來可以歸結為一個問題：奧姆真理教科學技術廳大臣村井秀夫曾經開發(fā)出一種叫做PSI的修行裝置，設計者將電流的波動與教主麻原的腦波協(xié)調一致。教團以一百萬日元強行賣給信徒。為什么要與麻原的腦波一致，為什么要強行賣給信徒？原來這種強行的腦波一體的修行裝置，就是要信徒相信教主絕不會犯錯，任何質疑他指令的人精神與肉體都得死。而恰恰是在這一點上，有日本學者指出，在外界還沒有真正理解奧姆真理教時便草草結案，只會令世界失去一個窺探宗教極端組織的良機，尤其是窺視哪些人最易受極端主義影響的良機。其實森的紀錄片就可理解為朝著這種窺視的一種努力。在窺視中，我們發(fā)現犯罪人的罪名與刑罰其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如何在窺視中證實現代文明的價值所在：在回家的路上，人人都有說話的權利。

        這正如村上春樹在《約定的場所》中所說的：那些人并非處于“盡管身為精英”這一語境中，恰恰相反，可能正因為身為精英才一下子跑去那邊的。當人們無法從現世事物中發(fā)現價值的時候，奧姆真理教對他們就是一個理想的“容器”。盡管這個容器最終也只是用來收納尸體的一個道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