針對演員偷漏稅等違法行為是否涉及“共同違法”的討論，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有關人士回應稱，行政處罰法主要規(guī)范法律實施中的共性問題，對某類違法行為是否需要區(qū)分“共同違法”，應由單行法律、法規(guī)去規(guī)定。

7月8日，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工委組織新修訂行政處罰法集體采訪。人大常委會法工委行政法室一級巡視員張桂龍在回應提問時指出，有些違法行為，如偷稅漏稅逃稅、陰陽合同，誰違法就處罰誰。

2021年1月22日，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五次會議表決通過新修訂的行政處罰法，自2021年7月15日起施行。

澎湃新聞注意到，在行政處罰法修訂時，演員鄭某因被網(wǎng)絡實名（前男友）舉報存在領取天價片酬和涉嫌偷逃稅等行為，引起輿論熱議。

有觀點指出，實名舉報者（前男友）如果知情，而且參與、協(xié)助鄭某逃稅，在法理上構成共同違法，但對于共同違法，只有治安管理處罰法有所規(guī)定，稅法、行政處罰法均無共同違法的概念、規(guī)定，故不會被行政處罰。

基于此，有人曾建議新法應規(guī)定“共同違法”事項但最終未被采納。一些專家認為，這暴露了行政處罰法的漏洞，對于法理與實務中都存在的共同違法行為沒有規(guī)定，以致無法依法行政。

“這一問題在修法過程中專門作過研究?！睆埞瘕垖Υ嘶貞Q，前述觀點認為沒有對“共同違法”作出規(guī)定，“暴露了行政處罰法的漏洞”，是偏頗的、不正確的。

比如，行政處罰法第1條有關立法目的中規(guī)定，“保障和監(jiān)督行政機關有效實施行政管理”。所謂“有效”，一方面是指行政處罰是行政機關實施行政管理的重要手段；另一方面是指行政管理要有效率，需要及時查處違法行為，依法給予行政處罰。凡是“共同”，通常有主次之分，要求行政機關對“共同違法”都要區(qū)分主次、分別處罰，將增加工作量，會影響行政處罰效率。

此外，刑法上的“犯罪”構成，主觀因素是一個重要條件，“共同犯罪”，是指兩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而且共同犯罪還有形態(tài)上的不同，如集團犯罪、有組織犯罪等。

張桂龍表示，實施行政處罰，主要實行推定原則，即行為人只要實施了違法行為，就推定其主觀上有過錯，依法給予行政處罰，除非當事人有證據(jù)足以證明自己沒有主觀過錯，不需要行政機關去一一查明行為人在實施違法行為時的主觀狀況。

張桂龍還認為，行政處罰法作為行政處罰領域的一般法，主要規(guī)范行政處罰設定和實施中的共性問題，對某個領域或者某類違法行為，是否需要區(qū)分“共同違法”，由相應領域的單行法律、法規(guī)去規(guī)定。

比如，治安管理法第17條第1款對“共同違反治安管理的”，規(guī)定了“根據(jù)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人在違反治安管理行為中所起的作用，分別處罰”，而其他許多法律、法規(guī)沒有對此作出規(guī)定。

“行政管理領域十分寬泛，不宜由行政處罰法作出統(tǒng)一規(guī)定。有些違法行為，如偷稅漏稅逃稅，往往涉及多個主體，如演員簽訂‘陰陽合同’，有付款方、收款方，誰違法就處罰誰。”張桂龍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