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11月9-10日，“中古正史文本的形態(tài)與流變”學術討論會在中華書局召開，會議由北京大學中國古代史研究中心、《唐研究》主辦。在20篇報告組成的5場主題討論中，與會學者進行了熱烈交流。經(jīng)授權，澎湃新聞刊發(fā)各主題討論的文字內容。本文內容系第四場“官修唐史與《通鑒》的文獻學考察”及第五場“南朝諸史的歷程”主題討論。

兩場討論分別由兩個修訂團隊成員帶來：復旦大學陳尚君教授團隊承擔兩《五代史》、《新唐書》及《資治通鑒》的修訂，中山大學景蜀慧教授團隊承擔《齊》《梁》《陳書》修訂。修訂需要以對相關史書的版本學、目錄學、史學史研究為基礎，而在文獻整理工作中獲得的一手經(jīng)驗，也促使學者反思如何理解、對待史書文本，形成研究思路與視角的更新。第四場討論包括四篇報告：郭立暄（上海圖書館）《元本〈通鑒〉胡注校余述略》、夏婧（復旦大學中文系）《〈永樂大典〉引存〈舊唐書〉考述》、唐雯（復旦大學中文系）《〈順宗實錄〉詳本再審視——兼論唐實錄的輯佚》和仇鹿鳴（復旦大學歷史系）《隱沒與改篡：〈舊唐書〉唐開國紀事表微》。第五場討論包括三篇報告：景蜀慧（中山大學歷史系）《現(xiàn)存六種宋刊本〈陳書〉簡述》、唐星（中山大學歷史系）《唐初〈五代紀傳〉撰修考》和周文俊（中山大學歷史系）《異文的歷史——以〈宋書·孝懿蕭皇后傳〉一處異文的重新校讀為線索》。

郭立暄討論胡注《通鑒》的版本，此前《通鑒》版本研究重在宋本，但就利用胡注而言，明國子監(jiān)所藏元明遞修本內部的復雜變化亦極應重視。報告人以《中國古籍善本書目》的著錄為線索，調查各地所藏元明遞修本，了解其各葉的具體補板年代，發(fā)現(xiàn)該本在南監(jiān)至少經(jīng)過十次遞修，加上元代初印本，目前存在十一個梯次印本。

對比不同印次，主要有三方面發(fā)現(xiàn)。一是初印本各卷后附胡三省識語三十四條及題詩一首，是反映胡三省著書過程的重要資料，早印本已刪去絕大部分，吳勉學本、陳仁錫本、胡克家本亦無。

二是舊說此本為至元興文署刻本，由胡克家本稱其底本有王磐所撰《興文署新刊資治通鑒序》。王國維已考證王磐致仕時間早于胡注成書時間，不應為胡注作序。今見初印本無王磐序，弘治以下印本亦無，疑該序為明前期誤入，旋即撤去。另外，四川圖書館藏本有嘉靖二十年、二十一年兩任國子監(jiān)祭酒鄒守益、龔用卿所作序文，言及國子監(jiān)補板情形，為他本所無。

三是對比南監(jiān)遞修造成的文本變化。嘉靖二十年以下誤字疊出，嘉靖三十八年本最劣。又注文一些內容在初印本文字完足，在第三梯次的靜嘉堂本中已經(jīng)脫落，胡克家翻刻本或闕如，或同于后出版本填充的文字，或自行模擬填充。由此亦可推測胡本所據(jù)接近第三梯次印本。又吳勉學本、陳仁錫本所據(jù)底本，通過文本比對推測，大約為嘉靖二十年的印本。

此前中華書局的標點本《通鑒》以素稱精良的胡克家本為底本，輔以章鈺《胡刻通鑒正文校宋記》的?？背晒?，但章校未涵蓋對胡注的?？薄Ｍㄟ^以上版本調查可知，初印本胡注《通鑒》依然有不少優(yōu)于胡克家本翻刻所據(jù)底本之處，中華書局修訂本《通鑒》改用初印本為底本，可提高胡注文本質量，是明智之選。

夏婧的報告討論《永樂大典》所存《舊唐書》的基本性質，及它在《舊唐書》修訂工作中的作用。

《大典》雖是晚期類書卻能對《舊唐書》校訂產(chǎn)生重要意義，有兩個特別條件。一是《大典》的編纂成書早于《舊唐書》現(xiàn)存完整版本的刊行。《舊唐書》現(xiàn)存最早的全本是明嘉靖中聞人詮刊本，此后版本皆從此而出。宋元版本傳世稀少，有南宋紹興初兩浙東路茶鹽司刻本，但所存篇幅不及全書三分之一。近年在抄本方面有所突破，發(fā)現(xiàn)葉石君校鈔本九十八卷和嗣雅堂鈔本三十五卷，都提供了比聞人本更早的《舊唐書》文本信息，相對接近于紹興刊本?！队罉反蟮洹酚谟罉吩昶咴孪略t編修，至六年繕寫謄鈔完成，盡管其今存卷帙主要是嘉靖末的錄副本，但錄副基本亦應保存初纂所據(jù)的典籍面貌。其中所錄《舊唐書》底本應屬宋元舊本，可以彌補《舊唐書》版本流傳一線如縷的缺憾。除了時差因素，《大典》編纂往往將一部書整體不加別擇去取地抄錄在相關條目之下，恰好有利于保存所抄典籍的原有文本面貌。因此，《大典》具備?？薄杜f唐書》的基本條件，值得進一步考察。

關于《永樂大典》所引《舊唐書》版本性質及其與《舊唐書》宋刻、舊鈔本關系，有兩方面可以證明。一是《大典》部分文字仍保存宋諱闕筆形式，可推知所據(jù)《舊唐書》文本應源出于南宋。二是對《大典》與現(xiàn)存《舊唐書》諸抄本、刻本及他校文獻對勘。報告以《大典》保存的《舊唐書·高祖本紀》沙汰僧道詔為例，發(fā)現(xiàn)八則異文中《大典》有五例與嗣雅堂鈔本、葉校一致，與葉校相同異文更達七例，與作為他校的三種內典文獻也相對接近，而與后出的聞人本分歧顯著，竟無一例相同。

此前報告人考察嗣雅堂鈔本時，曾判斷《舊唐書》原貌與唐宋同源史料記載具有較高一致性，《大典》引存之《舊唐書》亦可作進一步證明。報告人通過?？睂嵗?，舉出涉及的他校唐宋文獻，如《太平御覽》引唐書、《唐會要》、《冊府元龜》、P.3590《故陳子昂集》、《文苑英華》、《唐大詔令集》、《新唐書》、《資治通鑒》等，《大典》文字皆與之一致或接近。

上述判斷的另一面折射出對《舊唐書》版本流傳變化的認識。明刻聞人詮本有簡單的文字訛誤，也有不少超出文獻整理基本原則的文字改動，尤其是因對唐人制度、語言習慣疏于了解而導致誤改，致使《舊唐書》版本面貌在宋明之間出現(xiàn)較大的分歧和轉變。在明刻本成為清代以來諸刻直接援據(jù)的祖本之后，對《舊唐書》版本體系、文獻源流的認識理解更形成一定誤導。

唐雯通過對《順宗實錄》的輯佚，重新考慮該書的成書與流傳問題?！俄樧趯嶄洝纷畛跏怯身n愈領銜，在韋處厚三卷本《先帝實錄》的基礎上增修為五卷，路隨等受命刊去德宗順宗朝禁中事，亦為五卷?！锻ㄨb考異》稱北宋時內閣有詳本、略本兩種《順宗實錄》。目前一般認為，詳本即韓愈原本，已佚，今天所見《順宗實錄》是經(jīng)過路隨刪改的略本，且從《通鑒考異》所引詳本來看，兩本差異不很大，但實際上這種觀點值得重新思考。

詳本《順宗實錄》雖不傳，也有跡可循?！秲愿敗?、《唐會要》、《唐大詔令集》等文獻雖未標出處，但實際上保存了大量唐實錄內容。如果其中的順宗朝編年條目能夠在與詳本有直接史源關系的《舊唐書本紀》及今本《實錄》中找到對應，基本可以判斷該條即《順宗實錄》佚文。利用這種辦法，在《冊府》中發(fā)現(xiàn)《順宗實錄》佚文近三十條。由這些佚文判斷，詳本中大量詔敕原文及不甚重要的事件不見于今傳略本，且詳本在史實上更為準確。這一發(fā)現(xiàn)打破了傳統(tǒng)的詳略兩本《順宗實錄》差異不大的觀點，值得重新思考詳略兩本的關系。

文宗詔改《實錄》時，規(guī)定的刪削范圍僅限于禁中密事。而略本較詳本佚文所少者遠不止禁中事，亦多無關政治因素?？紤]到當時參與《實錄》工作的史官本已對改修持反對態(tài)度，應該不會在文宗已經(jīng)妥協(xié)的刪削范圍外自行加碼，則略本不應出于文宗朝詔改。很可能韓愈原本在唐代已經(jīng)消亡，詳本是路隨修訂本，而通過韓集保留至今的略本只是一種節(jié)抄本。

報告最后還通過詳本《順宗實錄》的輯佚經(jīng)驗展望了輯佚學在電子檢索時代的前景，主張?zhí)龈鶕?jù)明引的書題搜羅零碎佚文的方式，通過對文獻史源關系、文本特征等的整體把握，可以合理地搜集恢復出更多佚文。

仇鹿鳴討論李唐開國期歷史的編纂。此前學者也大致認為李世民對于唐初歷史編纂有干預，雖然討論不少，但多屬“翻案式”研究，強調《大唐創(chuàng)業(yè)起居注》或《舊唐書》當有一誤，表彰李淵個人的功績等，未能辨析相關材料史源，障礙之一是《創(chuàng)業(yè)注》與《舊唐書》間的關鍵環(huán)節(jié)“實錄”已經(jīng)亡佚。目前可以從《冊府》中恢復一部分高祖、太宗實錄的文本。比較這三種李唐開國史文本，大體上可以判定《舊唐書》本紀基本承襲實錄，而《創(chuàng)業(yè)注》雖然屬于另一史料系統(tǒng)，但敘事的順序、重點以及文字都與實錄、舊紀大同小異，可以推斷貞觀中纂修《高祖實錄》時，曾將《創(chuàng)業(yè)注》作為重要的取材對象。

實錄與舊紀對《創(chuàng)業(yè)注》紀事的刪減，大約包括兩個方面，一是對于創(chuàng)業(yè)注中連篇累牘的詔命、勸進文字等節(jié)略減省，其次則對李淵起兵時與突厥聯(lián)絡的細節(jié)頗有諱飾。

實錄與舊紀增益改寫的部分更值得注意，“增加”的部分可以說比直接了反映了太宗的意圖，一方面是強化太宗本人在太原起兵中的作用，另一方面，實錄增補事跡亦處處貶低太子建成的能力與事功。因此，在高祖、太宗實錄中刻意增潤種種揚太宗、貶建成的細節(jié)，實際成為了一種固定的故事格套，直到現(xiàn)在依然影響著我們對于唐建國史的認知。

散落于各人紀傳中的李唐開國史事，不但較為零碎，而且缺乏如《創(chuàng)業(yè)注》可資比勘的參照物，既往學者措意較少，報告則從立傳與改寫兩方面切入進行了討論。由實錄改編國史，只有部分人物傳記能夠被保留。通過《舊唐書》功臣傳之首的卷五七附傳前的一段文字，可以推知唐國史中功臣立傳標準，是拼合武德初免死功臣與玄武門之變后封功臣食封兩份名單。未能列入武德元年免死功臣名單的“太原元謀勛效”，即使在唐開國過程中立下汗馬功勞，在高祖實錄中有傳，若未能在太宗登基后獲得封賞，也無法在國史中立傳。這種做法或有便于操作的技術性考慮，但也暗符太宗一朝，推重追隨李世民削平群雄之功臣，輕忽太原元從的基調。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問題是《舊唐書》高祖功臣傳記中對功臣形象的描述。若干痕跡顯示，唐初功臣傳記中存在一些普遍性的改寫，懷疑其中常見的與太宗募集參與太原起兵或由太宗引見高祖等記載，亦是一種有意的敘事格套。

最后一場主題討論，景蜀慧報告了對《陳書》幾種宋刻本的調查。南北七史傳世版本中，如尾崎康所言，“《陳書》傳本狀態(tài)最佳”。本報告主要涉及六個藏本。

一是國圖藏宋刻宋元遞修九行十八字本的殘卷，僅存十六葉?！杜f京書影》和尾崎康《正史宋元版之研究》皆未提及此本，據(jù)藏印、扉頁內簽條內容，此本為龔心釗舊藏，是建國后才入藏北京圖書館。其中宋版葉頗多，如首葉即南宋中期補版，末葉為南宋初原版，皆有刻工名及避諱字佐證。原版葉宋諱避諱嚴格，補板時則未如此嚴格。

臺北故宮博物院古籍文獻館藏三種宋刻元修殘本，分別存二十五卷、八卷、五卷。二十五卷本被尾崎康定為南宋中期、元前期遞修。所存宋版葉頗多。其重要價值在于保留宋人校勘疏語，目前《陳書》所存疏語共七處九條，部分僅見于此本。

又有兩種全本，其一為靜嘉堂藏宋刻宋元（大德年間）修本，尾崎康定為南宋中期、元前期、元中后期遞修。其二為國圖藏宋刻宋元明初遞修本，亦是再造善本底本。不過此本長期被認為是遞修至元代，再造善本亦如此說明，恐不然。其一，此本各卷首尾多鈐“禮部官書”朱文大長方印，明初南監(jiān)修版后之新印本即鈐此印藏于禮部。其二，明初補版于版心無補刊字樣，民國以前學者一度普遍將明初遞修都視同宋元遞修。同樣有“禮部官書”印的《南齊書》（再造善本影?。┳畛跻苍徽J為是宋元遞修，后來始被普遍接受為是遞修至明初的版本。比較《南齊書》該印本與《陳書》此本，字體、版心、刻工上都有相符處，而與其他《陳書》傳本的宋元版葉有明顯差異，因而應認為是明初遞修本。與靜嘉堂本相比，此本后補版葉中字體變動很大，俗體異體字甚至無可理喻的訛字也更多，避諱不嚴格。此本還有許多版葉行款字數(shù)與宋元版有明顯差異。三朝本明顯沿襲了此本的特征，但也對此本補板中一些明顯的訛字作了改正。

唐星的報告考察唐初修撰梁陳周齊隋五代史過程中的一些問題?！杜f唐書》帝紀、《唐會要》、參加修撰者的本傳等都記載“五代史”成于貞觀十年，應當可信。《史通》作“十八年”，余嘉錫指出大概原本是指從貞觀三年到十年共八年，后脫誤。有矛盾的是《舊唐書·姚思廉傳》，其中記《梁書》《陳書》的撰寫時間在貞觀九年之事以前。

雖然不排除《姚思廉傳》打亂時間順序敘述的可能，但該傳還有另一相關問題值得注意，即所載《梁書》《陳書》卷數(shù)也較今傳本少五卷。又《舊唐志》記姚氏《梁書》亦少今本五卷。又，《梁書》《陳書》中共有三處魏征結銜為“侍中、鄭國公”，而魏征受封鄭國公已經(jīng)在貞觀十年以后。由此推測，貞觀十年各史奏上后，大概又經(jīng)過魏征改訂。而如果按照《舊唐書·姚思廉傳》的史事記載順序，姚思廉奏上《梁書》《陳書》的時間還要早于其他對五代史紀傳奏上時間的籠統(tǒng)記載。

報告還根據(jù)新出土資料，討論了唐初“修史學士”的具體情形。

周文俊的報告通過對《宋書·孝懿蕭皇后傳》一處記載的校讀案例，探討如何理解，及如何處理史籍整理中的異文。

《蕭后傳》記載劉裕即位時有司上奏要求追尊其母蕭氏，其中一句無法讀通。點校本《宋書》據(jù)《冊府》校改。然而梳理《冊府》之文本來源，發(fā)現(xiàn)它是拼合《宋書·武帝紀》與《宋書·蕭后傳》相關文字而成，《武帝紀》與《蕭后傳》對蕭氏入宋以前的位號記載，本來存在矛盾，前者稱“（王）太后”，后者稱“（王）太妃”，《冊府》改后者從前者，存在較大誤失，不宜作為《宋書》?？币罁?jù)。報告重新復原《蕭后傳》無法讀通的文本，認為大約分屬奏疏引文與史臣解釋兩個層次，中間有較長脫文。此類先引文書原文，再加以解釋的敘述方式，在當時史書中比較常見。

通過梳理相關史事，報告認為《蕭后傳》和《武帝紀》看似矛盾的記載，其實都符合歷史實情。當時官爵名號的任命包括兩個步驟，一是通過詔書，下達任命，二是舉行儀式，實際拜受。蕭氏在晉末經(jīng)過第一步驟獲授予“（王）太后”位號，成為《武帝紀》記載的依據(jù)；但直到劉裕即位，仍未實行第二步驟，故蕭氏未算正式獲得“（王）太后”身份，《蕭后傳》所錄有司奏文因此依然稱蕭氏為“（王）太妃”。

《宋書·蕭后傳》與《冊府》的相關記載都經(jīng)歷了復雜的文本過程：前者在脫去一段文字后，原本分屬兩個層次的文本粘連在一起；后者則由于編者對制度不了解，強行統(tǒng)合了兩個不同史源的文本。史籍文本流傳過程中的此類現(xiàn)象要求我們重新思考作為古籍整理基本方法的“四校法”的應用原則。目前古籍整理規(guī)范中，列舉?？币罁?jù)時一般按版本校、本校、他校、理校的分層依次羅列。但若從動態(tài)的文本過程來考慮，四校法所對應的四類書證范疇未必“名實相副”，?？弊C據(jù)層次如何，要立足于每一處異文自身的歷史過程。

對話：正史編纂的技術性處理

葉煒（北京大學歷史系）：我想請教仇老師，判斷技術性刪削，有沒有什么標準？

仇鹿鳴：其實沒有特別的標準。過去史學史研究比較強調中國史學褒貶敘事的傳統(tǒng)，暗示史書敘述中反映編者強烈的主觀意圖，這種情況當然存在。但歷史編纂也是一種流水線作業(yè)，有層層相因的一面，只是需要找到一些比較好的材料來確認如何具體操作，我這篇文章就是一次嘗試。

實錄的立傳規(guī)模非常大，在這之中怎樣區(qū)分誰會進入史傳？而且作史傳的人一般來說距離他這些歷史發(fā)生的時代已經(jīng)有一定距離，除了一些極特殊的情況——比如武士彟到顯慶時地位變得很高，《武士彟傳》經(jīng)過了后來大量的增益和改動——但對于大部分人來說，不會有太多主動處理。那么就需要劃出一個標準，把整個時段的材料都放在這個標準下處理。但執(zhí)行標準的時候又會有出入，類似地位的人物，有的刪了，有的保留了，并不完全劃一，所以古人讀史札記中，經(jīng)常會批評某人該立傳而未立，反映的也是這種出入，這個過程大概是無意識的。這就是我說的技術性的或者叫非主觀性的處理。

唐雯：我們在做文獻工作的過程中對古人的技術性處理有很強烈的感受，特別是兩篇同源的東西對比，比如是本紀是根據(jù)實錄刪削下來的，通過現(xiàn)在保存的實錄文字，可以看到其中一些細節(jié)的或不太重要的部分被刪削，形成本紀。

古人的刪削很有本事，比如我們最近也在做《十七史詳節(jié)》，它完全是利用《新五代史》，把他覺得枝節(jié)的部分刪掉。并沒有改一個字，細節(jié)內容都刪掉了，而上下文還是搭配得非常通貫。

也很難說出明確的標準，但能感到哪些文字是經(jīng)過了刪削處理的，有時會有一些標志。我現(xiàn)在在關心《舊唐書》的史源問題，就發(fā)現(xiàn)《冊府》的很多內容，看起來像是從《舊唐書》里截取的，但其實有些許差異，可能并不是《舊唐書》本身，而是有史源關系的另一種文獻。

我非常贊同仇老師講的，很多處理并不是有意的。我們現(xiàn)在看到的史書，可能百分之九十都是技術性的處理，剩下少部分是有作者深意在其中，可以去討論其他層面的比如歷史書寫問題。但先要把技術性的層面區(qū)分清楚，再來討論剩下的部分里有哪些主觀性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