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1942年－），美國加州大學圣地亞哥分校教授，曾師從費正清、列文森和魏斐德。作為美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領(lǐng)域最有成就的學者之一，其代表作《義和團運動的起源》《中國的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這兩本書的中譯本分別于2005年和2007年由江蘇人民出版社出版）在中美學界都產(chǎn)生過重要的影響。

周錫瑞與傅高義的交往始于1970年代。在他看來，傅高義畢生為之努力的目標是將觀點不同的學者聚集在一起，探討共同關(guān)心的問題；并在表達明確信念的同時，力求促進對話，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對立。

周錫瑞（Joseph W. Esherick）

20世紀70年代初，我是俄勒岡大學一名年輕的助理教授，也是 "關(guān)心亞洲學者委員會 "（Committee of Concerned Asian Scholars, 即CCAS）的積極成員。CCAS是一個亞洲學者的聯(lián)盟，我們因為反對越南戰(zhàn)爭，反對美帝國主義及似將其合法化的西方學術(shù)研究而走到一起。在中國研究領(lǐng)域，這使我們與最重要的學術(shù)經(jīng)費和會議資金來源——美國學術(shù)團體委員會(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與社會科學研究委員會(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組織下的當代中國聯(lián)合委員會（Joint Committee on Contemporary China, 即JCCC）發(fā)生了沖突。在許多CCAS成員的眼里，JCCC是我們的敵人，他們資助我們反對的一批資深學者和保守派的學術(shù)工作，因此CCAS主張學者抵制JCCC。1973年，傅高義在紐約舉行了一次非正式會議，以開啟老一輩學者和年輕學者之間的對話，以及對近代中國研究未來發(fā)展方向有不同看法的人之間的對話。他邀請了我后來在UCSD的同事Paul Pickowicz（畢克偉）和我在紐約與JCCC的成員會面。

傅高義（Ezra Feivel Vogel）

我至今仍留有厚厚一摞當時的通信，記錄了我和畢克偉為討論是否要參加這次會議的辯論，而這也成為我與傅高義的第一次會面。在紐約，我見證了傅高義為他畢生致力的目標做出的努力：即是將觀點不同的學者聚集在一起，探討共同關(guān)心的問題。我對這次會議本身的印象不深，但它似乎解決了一些我們想通過抵制來解決的問題，減緩了緊張氣氛。傅高義的協(xié)助溝通，使我這樣的年輕學者們在這個領(lǐng)域的老前輩中第一次感到舒暢與坦然。

他長期并且努力地將來自中國、日本、美國和其他地方的學者聚集在一起討論中日戰(zhàn)爭的目的，即是要促進多方對話。作為極少數(shù)能讀懂、會說中文和日文，并且寫過有關(guān)兩國的重要書籍的學者之一，傅高義希望對中日之間最有爭議的問題進行討論。當時，兩國的民族情緒日益抬頭，在公共教科書中如何撰寫中日戰(zhàn)爭的爭論成為兩國間的政治議題。在這種情況下，他力圖促進學者們進行冷靜沉著的對話，希望能就中日戰(zhàn)爭的基本敘事達成共識。

我也多多少少地參與了這兩項工作，印象中它們是傅高義成為該領(lǐng)域里重要的人道主義力量的典型例子。他堅信把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們凝聚在一起、以展開對話的價值。也許在抗戰(zhàn)這樣復雜的歷史課題上，他做出的努力頗有些堂吉訶德大戰(zhàn)風車的勇武。畢竟，兩方都有持續(xù)的激進情緒，而且兩國在歷史教科書問題上有不可調(diào)和的分歧，因此要對七十年前那場殘酷的戰(zhàn)爭達成共識難如登天。但在我看來，傅高義更像加繆筆下的西西弗斯：雖然明知自己的工作是徒勞的，但仍坦然地直視它，并在反抗的努力中找到了意義。

傅高義對亞洲研究領(lǐng)域的貢獻還有一個重要方面。他自己的學術(shù)研究中包含了明確的分析論點，其中許多觀點都具有重要意義。他在《日本第一》這本書中提倡美國可以向日本的產(chǎn)業(yè)政策學習，在《先行一步：改革中的廣東》中探討了毛澤東之后中國南方新的市場經(jīng)濟的興起，在《鄧小平時代》中提出了鄧小平對當代中國的影響與毛澤東不相上下。

他的每一本書都很有影響，但也都引起了巨大的爭議。作為一個學者，我也許會同意這些對傅高義的批評。但最近一位中國同事給我發(fā)來了一段傅高義的一篇很受歡迎的采訪錄的節(jié)選，里面寫道：“我在寫作的時候要考慮的是：不希望在措辭上惹麻煩，但是又要正確。 你知道，正確的寫法可以有好多種。這里面是有技巧的。當然，我并不是想騙人，但我不想激怒什么人，所以用的字句要合適、正確，又不讓人反感。”在我看來，傅高義的學術(shù)研究和為人處事也是出于這種態(tài)度，對他來說，最重要的是在表達明確信念的同時，可以促進對話，避免引起不必要的對立。

近年來，每次我去哈佛大學，總要找機會到傅高義在薩姆納街的家中拜訪。通常都是即興拜訪，打一個電話之后就過去，他總是親自接電話，有時他的夫人夏洛特（我60年代在哈佛-拉德克利夫的同學）也會和我們一起聊天。我們談話的內(nèi)容總是離不開現(xiàn)代東亞的歷史和政治，當然，他對我的工作也饒有興趣，談起來不輸于他對自己研究的熱情。在這些談話中，我深深體會到傅高義的知識廣度，以及他駕馭復雜、有爭議的問題的思辨性。對傅高義來說，最重要的不僅僅是對不同觀點的探討和辯論，也在于欣賞人類狀況的多元化和我們對它解釋的多樣性，這種精神顯然也表現(xiàn)在他對許許多多來自世界各地的訪問學者和學生的熱情款待。我希望，在某個地方，以某種方式，這種精神將在劍橋和全球各地繼續(xù)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