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洗稿”這種事，于被“洗”者而言，肯定極惱火，畢竟物質、精神雙損失，關鍵是損失之后不但維權極難，而且杜絕被“洗”更別奢望，這就更窩火；于“洗”者而言，搞這種事當然就相對極度舒適——物質有收獲、精神很愉悅、對方沒辦法、剽竊可持續(xù)，做到極致，沒準兒還能又大又強去上市，人世間難道還有比這更讓人舒爽之事嗎？大約沒有。

“洗稿”這種事，在社會認知層面，實在算不得什么大事。導致這種局面的主要原因，大致有二：其一，社會習慣使然。俗話說得好，“天下文章一大抄，就看你會抄不會抄”。這大約就是所有“洗稿”者的底氣所在。如所有俗話一樣，這句俗話也包含了潛臺詞，即不會抄或者沒抄好的，就難免被別人抓住維權、賠償損失，一如當年的孔乙己，竊書沒竊好，被人抓住打折了腿，而會抄以及抄得格外高妙的，肯定就是另外一番境界了。這倒頗有“勝王敗寇”的老味道。

其二，社會危害性似乎也不大。一方面，被“洗”者很難估量損失的量級，因此追償的迫切性往往不強烈，甚而自己都無所謂，相較而言，腰包被小偷摸了去，似乎給人的傷害要更大。每一次“洗稿”所造成的危害（量級沒人估量、也無法估量），表面上看，都被限制在很小的范圍內，毫無“鏈式反應”之虞。另一方面，“洗稿”者獲利幾何，外界也很難估摸，這就導致無論是監(jiān)管者還是社會輿論，很難憤怒得起來，風平浪靜，是無危害或者危害很小的最重要表象。

因為缺乏大事表征，“洗稿”能夠多年“洗”過來、而且好像還要繼續(xù)“洗”下去，也就毫不奇怪。不過，什么事都怕較真兒，如果從底質層面追究，“洗稿”行為之荒謬、之惡劣、之危害實在大得很，表象雖然是小病，但反映的卻是根子上的問題，非猛藥大治不可。

從依法治國的角度看，“洗稿”不是小事。能否依法治國，既是一個國家文明程度的重要標識，也是護佑文明的重要手段。要把依法治國落實到社會經濟生活的方方面面，維護誠信、打擊失信是一個重要抓手。“洗稿”的本質，就是不誠信，是蠅營狗茍，是取巧偷盜，動搖的是社會誠信的基礎。打擊“洗稿”行為，有必要從依法治國的高度深入推進。

從保護知識產權、鼓勵創(chuàng)新、把基礎性工作做扎實的角度看，“洗稿”也不是小事。如果原創(chuàng)作品總得不到周全保護、總被宵小之輩予取予奪，權利人的利益總是被侵害、損失總是無法追償，不用等“久而久之”，踏踏實實搞原創(chuàng)、認認真真打基礎的人，就會被“消滅”殆盡。沒有人搞原創(chuàng)、沒有人打基礎，競爭力、持久力都會遭受大影響。

從類似事情的角度看，“洗稿”依舊不是小事。比如，無論是構詞結構還是行為特征看，“洗稿”和“洗錢”，二者有本質上的區(qū)別嗎？兩相對照，二者其實就是一類行徑，“洗”的手法差不多，“洗”的目的也一樣，“洗”出來的危害也難分伯仲。順著這個邏輯看，打擊“洗稿”行為，在態(tài)度上就應該認真對待，下手要穩(wěn)、準、狠。

根治“洗稿”行徑，沉疴需用猛藥。一方面，法律法規(guī)肯定要更有效率地推進，其中的關鍵，是要針對“洗稿”的特點，出臺一些有針對性的措施。比如，一家媒體發(fā)出一條獨家快訊或者獨家采訪之后，被宵小“洗稿”，如果走法律渠道，就面臨舉證難的問題，主張權利就更別提。對此，法律建設恐怕也要有點兒創(chuàng)新精神——是否可以也“舉證倒置”一下，只要“洗稿”者拿不出一手材料、自證清白，就需要承擔侵權后果。

另一方面，法律法規(guī)框架之外，也需要更有針對性的打假措施。比如，“洗稿”行徑坐實之后，各方面的打擊要跟上。針對偷盜者獲利的兩條主要途徑——流量帶來的廣告收入和未來上市變現，要采取措施把路堵死。既然“洗稿”是不誠信、是知法犯法，這種人、這種企業(yè)就絕不能登陸資本市場；對一切不誠信的行為以及背后牽扯到的所有人，資本市場要有足夠的預案、要有格外好的記性。

只有綜合施策、更主動地施策，“洗稿”問題才有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全社會花大力氣解決這個問題是值得的，因為這個問題能否解決好，牽涉到現代社會、經濟的基礎是否穩(wěn)固、能否穩(wěn)固的原則問題。

（原題為《對付洗稿需要小病大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