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8月日本宣布投降時，海外日軍及日僑共約660萬人。彼時日本當局鑒于其國內海運能力不足、食物及住宅供應緊張，為減少大量海外軍民同時回國可能造成的沖擊，計劃以本國船舶優(yōu)先接回中國東北地區(qū)受到蘇軍威脅的日僑以及關內各地日軍。至于關內日僑則被要求長期在華滯留。但在美方看來，遣返在華日俘與日僑（以下或簡稱“日俘僑”）實則出于軍事需要，既關乎美國幫助中國獲得完全“解放”的戰(zhàn)爭目的，又與部分美軍官兵復員時間直接相關。故美方于9月底要求日本當局全面撤回日俘僑，并于10月16日命令日本盡其所能將殘余軍用艦艇與民用船只用于日俘僑遣返，且提出在此過程中需遵從優(yōu)先遣返日俘其次遣返日僑的原則。如此在美國的施壓與協調下，中日兩國迅速展開日俘僑全面遣返工作。

本文以華南日俘僑遣返的中心城市廣州為例，就尚處于既有研究視野外的華南地區(qū)遣返問題進行討論。在此基礎上試圖解決以下問題：第一，華南日俘僑遣返在政策層面究竟是以日俘為主還是以日僑為重；第二，在華日僑于戰(zhàn)后分化為日僑、臺胞與韓僑，中方對三者的收容與遣返措施是否相異；第三，日俘與日僑面對中方征用要求的態(tài)度是否存在差異；第四，中方對日俘僑施以收容、教育、遣返、征用及留用等政策的實際效果究竟如何。

解除武裝的日軍向受降部隊長敬禮

從日本戰(zhàn)敗到廣州受降

1938年10月日軍占據廣州，隨即攻陷周邊重要城鎮(zhèn)，在廣東沿海形成以廣州為中心的一連串占領地。在抗戰(zhàn)末期，珠三角地區(qū)、汕頭、雷州半島、海南島、香港等地皆由日軍第二十三軍占據，總兵力達13.73萬人。上述地區(qū)中的日僑基本聚居于廣州與香港市區(qū)，其中在廣州約有數千人。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后，日軍中央于16日命令第二十三軍在6天內實現?；穑⒂诖稳赵俅我笃鋸娜毡镜摹鞍倌甏笥嫛背霭l(fā)，在停火后嚴禁所轄各部輕舉妄動，應以森嚴的軍紀和團結的面貌使中方感到“敬畏”。

而在國民政府方面，屯駐廣西的第二方面軍司令官張發(fā)奎作為戰(zhàn)勝國代表于8月22日參加芷江受降儀式，其間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命其監(jiān)督廣東、海南與香港三處日軍投降。第二方面軍隨后正式受命開赴廣州受降，并著手布置相關事宜。

第二方面軍派遣裝備精良的新一軍與中央嫡系第十三軍進駐廣州接防。而日軍第二十三軍則奉中國第二方面軍命令，在中國軍隊抵達前繼續(xù)負責廣州治安?？墒谴穗H已有多種國民政府勢力滲入廣州，并挑釁日軍權威，當地秩序隨即陷入混亂。不僅如此，華南日軍軍心動搖，違反軍紀的行為層出不窮。如上等兵栗山正幸以菜刀砍傷大隊長面部，另有上等兵下地義友辱罵憲兵準尉吉田，并用日本刀劈中后者頭部致其生命垂危。據日軍第二十三軍統(tǒng)計，8月15日至10月10日所轄部隊中擅自脫隊者17人，逃亡者包括將校及準尉7人、軍士26人、士兵76人、軍屬40人。另一方面，戰(zhàn)時廣州日僑多屬尾隨日軍而來，曾任意占據逃難市民遺留的房產居住或經商，所以此時當中國難民陸續(xù)返回并要求日僑歸還產業(yè)時，在市內日僑當中引起極大震動。

遲至9月1日，第二方面軍與日軍第二十三軍才初次進行接洽。9月7日，新一軍先頭部隊進入廣州，軍長孫立人立即指揮包括汪偽武裝在內的所有中國軍隊分駐市區(qū)要地，即日起逐步接防并對日軍予以監(jiān)視。至11日接防工作完成，日軍全部撤出廣州市區(qū)，并按中方指令僅攜輕武器開赴郊外指定地點候令繳械，日僑的全部武器與財產則原地封存交由中方接收。

9月15日，張發(fā)奎在美國軍機護送下由南寧飛抵廣州。16日上午10時，受降儀式在中山紀念堂舉行，日軍投降代表為第二十三軍司令官田中久一中將，參謀長富田直亮少將，以及海南島日軍指揮官代表肥后大佐。中方由第二方面軍司令部作戰(zhàn)處處長李漢沖當場宣讀《中國戰(zhàn)區(qū)陸軍第二方面軍命令國字第一號》，其中除要求日軍需向中方移交資產與資料外，強調所有日僑財產均不得移動、使用與破壞，而應造具清冊等候接收，同時日僑需原地待命，登記姓名、居留地點和所持武器等，并呈交中方驗收。田中久一簽署投降書后，受降儀式完畢。

田中久一進入中山紀念堂

粗定集中營收容辦法

日軍第二十三軍正式投降后，中國軍隊自9月24日起逐次解除日軍武裝。25日何應欽下令取消日軍第二十三軍及其所轄部隊番號，新設“廣東地區(qū)日本官兵善后聯絡部”（以下簡稱“日軍善后聯絡部”），任命田中久一擔任部長，繼續(xù)負責管理全體日俘僑。29日起，日軍先后進入位于廣州芳村與廣州河南地區(qū)的南石頭、石涌口、白蜆殼等集中營，其身份從敵軍轉變?yōu)閼?zhàn)俘，但仍被要求保留戰(zhàn)時編制?？傮w看來，除在檢查日俘攜入集中營的財物時出現些許爭執(zhí)外，解除日軍武裝及收容日俘的過程皆非常順利。日方亦肯定中國軍隊在此過程中的寬大態(tài)度。

然而第二方面軍卻未能及時設置管理日俘僑的專門機構，由于其正處理治安與接收等問題，故對日俘收容工作的安排甚為粗陋，日俘甚至需要自行建造部分營房。此際第二方面軍的收容措施主要集中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是制定集中營管理章程，頒布了二十六條通則，并未對日俘與日僑進行區(qū)分。其主旨包括：任何人員皆不得隨意進出集中營；對日俘每日離營人數設定上限；日俘離營時看守部隊需派員監(jiān)護；日俘無論在集中營內或營外皆禁止穿便服；不準攜帶報紙等違禁品出入集中營；非經許可不得隨意閱讀書報；往來郵件須經看守部隊檢查；在集中營內舉行各類訓練、集會前需獲批準；起居時間自行安排；如日俘或日僑觸犯法律，事關刑法者按中國刑法審判，不涉刑法者按中國陸?？哲娷姺ㄌ幹茫鹊?。以上規(guī)定貌似繁復，其要點卻在如何于日俘僑離營外出及返回時維持秩序，對于集中營內的管束辦法則甚少涉及。即便是看守部隊，雖在集中營四周拉起鐵絲網并于交通要道及出入口設置崗哨，但亦絕不隨意踏入集中營內。這種放任的收容方式讓日俘產生“一如往?！敝?，得以繼續(xù)按其軍紀自治，日軍舊習也因此得以延續(xù)。如1946年元旦，日俘即按投降前的部隊編制集中，部隊長在訓話后竟依舊例率眾進行皇宮遙拜儀式，且并未受到看守部隊干涉。另一方面，日僑在其集中營內亦獲準自治，戰(zhàn)時成立的“廣東日本居留民團”（以下簡稱“居留民團”）仍是其自治機構，并于其下新設“保安部”，“保安部”之下成立若干“自衛(wèi)班”，以此維系集中營內的治安和風紀。此間日僑內部曾發(fā)生惡性治安事件，一名案犯被扭送中方依法處置。

其次是分別確定日俘僑伙食供應辦法。按照國民政府有關規(guī)定，集中營內日俘的伙食標準應與國軍相同。但由于國軍尚在改編過程中，新舊待遇并行，第二方面軍認為若日俘待遇從優(yōu)，不僅會增加中方財政負擔，且難令軍中將士心服，故建議日俘伙食標準從低。雖然第二方面軍對此表現出了罕有的認真態(tài)度，該意見卻未被國軍中央采納。最終落實的供應標準為主食每人每日供給大米25市兩，由廣東供應局撥發(fā)。副食費標準在1945年12月定為每人每月撥發(fā)法幣2400元，次年1月又增加至3000元，并由中日雙方共同組成“副食采購委員會”負責采買物資。對于派至集中營外的長期征用者及患病者則發(fā)放現金。對日俘而言，在集中營內仍按其舊例將伙食標準分為將、佐、尉、兵四級，有所變化者只是供應水平比照國軍。盡管中方已竭力提供優(yōu)遇，但日俘仍不滿足飲食質量，想方設法從外界獲取食品。許多人不惜委托承擔外出勞役的日俘代為典當手表等高價物品購買點心帶回。還有人賄賂中方士兵代其購買肉食及煙酒等。而看守部隊則對此類違紀行為視若無睹。

至于集中營內日僑的伙食供應，起初日軍第二十三軍負擔其部分主食，不足部分由日僑設法補充。自1945年11月13日起，日僑主食改由第二方面軍供給，但供應狀況并不穩(wěn)定。為此居留民團專門向日僑集資，自行購入番薯或大米。而在副食品方面，第二方面軍為日僑提供的待遇與日俘相同，并將?？罱挥杉袪I內的中方負責人，命其負責采購蔬菜等物。自12月9日起為日僑供應的副食品改為實物，僅對5歲以下孩童、患病者及受中方征用者繼續(xù)支付現金。副食品供應始終順暢。

最后是確定集中營內的醫(yī)療衛(wèi)生保障辦法。因第二方面軍無力負擔日俘的醫(yī)療需求，故下令日軍保留投降前于廣州設置的醫(yī)護人員及醫(yī)療機構，并由其負責日俘醫(yī)護工作，中方僅委派軍醫(yī)一名前往督導。至于所需藥品及器材，亦完全依賴日軍醫(yī)療機構庫存，中方僅在庫存品不敷使用時再行撥付。

對于日僑的醫(yī)療保障，則由日方自行組織原廣東博愛會醫(yī)院醫(yī)生及其他日籍持證醫(yī)師成立臨時醫(yī)院予以應對。但是截至1946年2月10日，日僑中仍有102人死亡，其中因營養(yǎng)不良而夭折的嬰幼兒多達65名。

廣州河南地區(qū)日軍集中營位置要圖

日僑、臺胞及韓僑收容問題

日本戰(zhàn)敗后，原在華日僑群體分化為日僑、臺胞、韓籍官兵與韓籍平民（以下有時簡稱“韓僑”），而中方對他們的集中與收容又區(qū)別于日俘，故以下分別予以考察。

戰(zhàn)敗對廣州日僑造成的沖擊要比日軍大得多。早在中日兩軍交防前，第二方面軍即以兩國間無邦交為由明確拒絕日本駐廣州總領事館（以下簡稱“總領事館”）的業(yè)務聯絡請求，并告知后者涉僑事務必須經軍方渠道溝通，這就排除了總領事館的護僑權。隨后富田直亮向中方請求準許日僑隨日軍同往指定地點集中，但被中方以在未接到有關訓令前日僑將由中國軍隊出面保護為由婉拒。1945年9月7日新一軍進抵廣州并逐次接防后，面對失去日軍庇護的日僑，廣州民眾壓抑六年的怒火徹底爆發(fā)，在已完成接防的區(qū)域不斷發(fā)生日僑遇襲事件，中國軍警似未予以有效阻攔。從8日夜間起便不斷有日僑向總領事館申請避難，隨后數日此類人數迅速增加。有鑒于此，在日軍第二十三軍出面與中方協商后，獲準將廣州東郊龍?zhí)兜貐^(qū)一處野戰(zhàn)貨物廠倉庫作為收容日僑的臨時集中營。中方要求全體日僑在日軍完成交防的9月11日齊赴該地，總領事館人員亦須隨往。而日僑在抵達龍?zhí)逗蟛虐l(fā)覺，所謂集中營原來只是空間狹小且設施簡陋的庫房，后雖央求日軍出面協商亦無改善。

就這樣，共計5945名日僑早于日俘半月余即開始了集中營生活。為確保其安全，由約60名國軍及50名日軍共同負責守衛(wèi)。但因營內過于狹窄，約半數日僑只能在營外自行支起帳篷安身。又因缺乏清潔飲水及其他必要生活設施，9月12日至18日共有1453名日僑就診，病死者5人。為改善集中營生活條件，米垣興業(yè)總領事于17日親赴第二方面軍司令部試圖協商，卻遭面拒。隨后日軍第二十三軍專設“居留民指導部”負責與中方協調日僑事宜，總領事館由此淪為日軍附屬機構，過往威勢蕩然無存。

因日俘自9月29日起逐次進入集中營，日僑亦隨即受命于10月3日前轉移至黃埔集中營，由中國軍隊單獨監(jiān)管。然而此地亦十分簡陋，其主體僅是臨時搭建而成的簡易營帳，約三成日僑仍須在營帳外另行支起帳篷容身。且并非所有日僑都被收容于此，部分人仍抱有依附日軍的舊日心態(tài)，主動進入專門拘禁日本憲兵隊的集中營。

10月1日起《中國境內日僑集中管理辦法》正式生效，允許日僑自治。第二方面軍認可由日本駐華公使田代董言繼續(xù)管理黃埔集中營內日僑事務。此外，根據同日生效的《日本在中國私人產業(yè)暫行處理辦法》，一切日本民間人士于戰(zhàn)前或戰(zhàn)時在華經營的企業(yè)，或于戰(zhàn)時占有的企業(yè)，皆須交由國民政府接收。

新一軍在進駐廣州之初便發(fā)現有數千名臺、韓籍士兵及低級軍官被分散編入日軍。日本投降后，這些人因不愿繼續(xù)接受日軍約束，常與日本官兵毆斗，時而發(fā)生命案。而散居市內的臺、韓籍平民則多因往日為虎作倀而遭廣州市民痛恨，彼此間亦多有糾紛。第二方面軍受降之初并未將臺胞、韓僑與日俘僑區(qū)別對待，而是計劃遵照國民政府指令將其一并送入集中營。但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廣東工作團成員丘念臺等建議張發(fā)奎不應以俘虜身份對待臺胞，獲得采納。9月23日，第二方面軍命令日軍須于30日前將所有1103名臺籍官兵移交中方管理，同時上報韓籍平民信息。以上臺胞后被分別安置于廣州花地、海南?？诩坝芰值忍?，并成立集訓總隊對其進行訓導與管理。其中廣州花地“臺胞總隊”隊長為廣東僑務委員會僑務組副組長苻駿，其余職員則由國民黨臺灣省黨部工作團成員充任。丘念臺等還在廣州成立“臺灣同鄉(xiāng)會”，協助臺胞交涉財產返還與歸鄉(xiāng)等事宜。因目睹臺胞受到優(yōu)待，韓僑亦請求援例，并獲準許。于是成立“韓僑協會”，由崔宗昊任理事長。此后韓僑亦被另行集中收容，由新一軍韓籍軍官崔德新具體負責。不過對韓僑的集中收容并無強制性，而是按自愿原則進行。直至1946年3月10日，仍有41名韓籍平民滯留黃埔日僑集中營，日方則督促韓僑協會盡快將他們轉移出去?？傊?，相比日俘僑而言，對臺胞及韓僑的監(jiān)管較為寬松，且將此前沒收的個人財產酌情歸還。

日俘僑教育的實與虛

張發(fā)奎認為，在集中營的各項管理工作中，日俘思想教育乃是首要課題，并計劃利用日俘集中等候遣返之機予以徹底感化。故在第二方面軍主動要求下，國軍中央批準其于1945年11月7日成立“日俘管理處”。此后該處成為全面負責第二方面軍轄區(qū)內日俘僑的教育、補給、紀律、遣返等事務的專門機構，但有關工作皆需通過日軍善后聯絡部間接落實。

為樹立日俘管理處的權威，第二方面軍于12月1日重新厘定以該處為中心的日俘僑管理體系：1.除潮汕地區(qū)與惠州外，廣東各集中營內的日俘僑統(tǒng)歸該處監(jiān)管；2.于日俘管理處之下設置廣州、順德、瓊州、東莞管理所；3.各管理所轄下之集中營需依人數重新編為總隊或大隊；4.總隊下轄3個大隊，大隊下轄4個中隊，中隊下轄3個小隊；5.韓僑、日軍“特種部隊”或“特技人員”亦應依人數多寡編隊，并由總隊管理；6.各隊不設隊長，僅設日籍聯絡官，第二方面軍則選派人員充任總隊指導員或大隊指導員。經改編，廣州各日俘集中營除日軍善后聯絡部外，共設10個總隊、1個獨立大隊，計38857人；順德各日俘集中營除當地日軍善后聯絡部外，共設3個總隊、2個大隊、1個特種部隊，計11858人；東莞各日俘集中營除當地日軍善后聯絡部外，共設5個總隊，計15460人；至于瓊州、惠州、汕頭三地的日俘集中營，由于尚未著手改編即進入遣返準備階段，故未重新編隊。此外還在廣州花地設置“臺籍官兵集訓總隊”，在廣州大崗設置“韓籍官兵集訓總隊”，而對于設在廣州黃埔的日僑集中營則未予改編。以上由第二方面軍負責收容的日俘僑、臺胞及韓僑共計141610人。

日俘管理處成立后，一改此前放任的管理方式，將對日俘僑進行教育和感化作為核心任務。其所標榜的兩大思想教育目標分別為意識形態(tài)改造和促使日俘反省罪行。為此，日俘管理處綜合運用了以下方法。

（一）在各集中營架設擴音器一臺進行無線電廣播。播音工作由國軍政治部門負責。

（二）配發(fā)報紙。至遣返工作結束為止，共向各集中營配發(fā)《上海改造日報》約8000份、《朝日新聞》約5000份、《讀賣新聞》約5000份、《聯合畫報》約5000份、《每日新聞》約520份、《上海兒童新聞》約500份。此外還允許日俘僑自行編輯報紙，經日俘管理處審查合格后即可油印。據以上數據計算，從日俘管理處成立的1945年11月起至廣東日俘僑遣返前夕的1946年2月，每種報紙的日配送量僅在數份至數十份，即使全部相加，每日配送的報紙總數也僅200份左右，這對于廣東10余萬日俘僑的思想教育而言顯然意義甚微。

（三）演講。共舉行三次，第一次于1945年12月28日在廣州河南地區(qū)集中營舉行，主講人是第二方面軍政治部主任張?zhí)┫?，題目為《日俘應有之徹底覺悟》。第二次于1946年1月8日起在廣州、順德、東莞、海南島各集中營巡回舉行，主講人是日俘管理處處長廖鳴歐，題目為《中日戰(zhàn)爭應負的責任》。第三次于1946年3月18日在廣州河南地區(qū)的嶺南集中營舉行，主講人是軍事委員會委員長廣州行營（以下簡稱“廣州行營”）參謀長華振中，題目為《向世界和平之路邁進》。雖從以上主講人的職務之高可知中方對此非常重視，然而三次演講的主要場地皆為廣州河南地區(qū)日俘集中營，僅有一次涵蓋廣州以外的集中營，可見日俘管理處的教育工作在實施過程中側重明顯，其主要受眾為人數不足4萬的廣州日俘。從相關演講的主辦頻率及范圍看，此舉對教育廣東10余萬日俘僑而言可謂杯水車薪。

（四）鼓勵日俘僑組織民主團體及舉行集會。主要活動有：1.1946年2月2日成立“民主主義者同盟”，領導者為大谷喜佐治，成員共15人。宗旨為向日僑灌輸民主主義思想，活動方式包括演講會與座談會；2.1946年2月11日成立“新青年會”，領導者為前川春雄，成員共20人。宗旨為認識世界形勢及日本更生之路、研究民主主義等各種理論、糾正過往的日本帝國主義教育、培育具備民主主義及和平主義思想之優(yōu)秀青年。其活動方式除舉行座談會、討論會與運動競技活動外，還講授中國問題、民主主義、人民戰(zhàn)線、孫文遺教、三民主義、國際形勢、農業(yè)技術等；3.廣東基督教青年會派遣高級干部8名，經常在各集中營內宣道或舉辦音樂晚會。以上前兩種團體雖屬日俘僑自行組建，但其成立時間已臨近遣返，且成員人數過少，恐難以產生實際影響，只能視為日俘管理處用來裝點政績的空殼。而在日俘僑依然以戰(zhàn)時形態(tài)“自治”的前提下，集中營內也難以存在萌生任何進步組織的土壤。

（五）播放電影。在廣州各集中營內放映與中美兩國時事、科教、文藝、歌舞有關的影片共計數十部。不過日俘管理處坦言，“因語言文字不同，一般效果欠佳”。

（六）鼓勵日僑開辦女子小學及中學，共有學生568人。規(guī)定在中學及高級小學必修課中加入中、英文課程。此舉雖然意在端正日本青少年的世界觀，但如考慮到在遣返前的較短時間內學習兩門外語的難度，恐亦無甚實效。

總體看來，日俘管理處為達成對日俘僑進行思想教育的目標確實進行了一番籌劃，并積極通過多種手段對后者施加影響。但對其“教育”效果不可高估，如配發(fā)報紙、民主活動、播放電影等諸多措施，皆屬形式重于實效。諷刺的是，就在第二方面軍積極實施日俘僑教育的同時，日俘僑卻逐漸摸清中國看守部隊戒備松弛、昏憒無知乃至視集中營管理章程為具文，開始投其所好，營內賄賂之風一時大熾。如有些日俘軍官因私藏大量不義之財，為免于被揭發(fā)便將半數財物贈予看守。甚至有普通日俘用手表、水筆、望遠鏡、衣物或軍氈等物品向看守部隊行賄，以期在私購食物、私發(fā)家書或安排外派勤務等方面獲得關照。另據丸山康夫回憶，其曾于1945年12月某日深夜，利用看守部隊交接的空檔，伙同其他四名日俘一同潛入集中營隔壁的英國化學品倉庫盜取一桶酒精，搬回營內釀酒。以上事例足以說明，日俘不僅對中國看守部隊全無敬畏，且具備逃跑的機會和能力，只不過限于環(huán)境未曾實施而已。在中國看守部隊的腐敗與松懈面前，任由日俘管理處策劃再多徒具形式的“教育”活動，恐怕也不會產生多少感化效用。

對日俘僑的征用

中國的社會經濟與基礎設施在抗戰(zhàn)期間遭到日軍極大破壞，國民政府為盡快恢復各地交通、通信與生產活動，特許征用日俘僑輔助中方對重要設施進行接收與修復，日方表示愿意配合。為此國民政府擬定《中國境內日籍員工暫行征用通則》，于1945年10月1日起正式實施。其對日僑的征用標準為：“1.事業(yè)不能中斷其技能無人接替者；2.其技術為我國目前所缺乏者；3.非征用不能為業(yè)務上之清理者；4.情形特殊有征用之必要者?！敝劣诒徽饔谜叩拇觯瑒t規(guī)定在同盟國訂立對日和約前僅發(fā)放生活費，待和約締結后如需繼續(xù)征用另議酬勞。但日僑在被無薪征用期間可享受優(yōu)待，如允許保留私有物品、由征用單位提供單獨住所等。對于征用日俘問題，陸軍總部亦于1945年10月15日頒布《中國戰(zhàn)區(qū)日本徒手官兵服務辦法》，自11月1日起實施。

在參考上述法規(guī)的基礎上，第二方面軍于1945年11月底致電日軍善后聯絡部，命其提供持有大學文憑且在日本工作五年以上的日俘僑技術人員名單以備征用。日方一面奉命物色人選，一面強調待遣返開始后日俘僑中具備特殊技能者必須返回日本。

進入12月，廣州市當局率先征用日俘清掃市內街道。此后日俘僑陸續(xù)被各類軍政機關、學校及團體征用，并配置于諸多部門。有鑒于此，第二方面軍在1946年2月1日改編為廣州行營后，自行制定并頒布《各機關部隊調用日僑俘管理細則》，作為轄區(qū)內日俘僑征用規(guī)范。其中規(guī)定：征用日俘僑時須先將事由呈報廣州行營核準，再向第二方面軍日本官兵管理處或管理所領取“調派日軍工作通知單”，然后與日軍善后聯絡部接洽并由后者安排調派事宜，最后由集中營看守部隊檢查放行；征用單位應事先將日俘僑食宿地點及作息計劃安排妥當，工作時間不得超過8小時，且無論工作與否皆須派員監(jiān)視；受征用者之主副食由日軍善后聯絡部負責運送；征用單位可另行酌發(fā)煙酒及肉類用以提高日俘僑工作積極性；如有逃逸者，將追究征用單位主官責任；被征用者不準集會，不準與民眾接觸，不準乘馬或乘人力車，不準閱讀書報，不準于工作時佩戴口罩或手套；征用單位切勿打罵日俘僑，如遇違令或怠工者，可呈請廣州行營依陸軍軍法懲處。

據廣州行營調查，廣東省內參與征用日俘僑者主要為各類軍政部門。其中日俘多被用于與技術無關的各類勞役，征用人數在百人以上者多屬此類，最多時達萬人。而對飲料廠經理、水泥廠事務長及課長、印刷廠負責人、洋行負責人、藥庫管理員、倉庫管理員、銀行員工等管理人員的征用，則基本出于物資移交等需要。至于被征用的技術人員，既包括日俘中的通信兵、土木工兵、汽車兵，也包含日僑中的造船廠技工、機械維修技工、釀造廠技工、營養(yǎng)廠技工、電廠技工、藥廠技師、英語翻譯、獸醫(yī)等?？梢?，在戰(zhàn)后廣東的產業(yè)接收過程中，對日籍技術人員需求廣泛，其中尤以汽車兵最為突出，如軍政部特派員辦公處從日軍安田汽車隊征用的日俘就達807人。然而對分布在眾多關鍵部門中的千余名日俘僑技術人員，中方卻未曾擬定專門監(jiān)管措施，心理防范似亦不足。

除上述有組織的征用行為外，日俘還可自由應募各類雜役。如丸山康夫為改善伙食，于1946年2月與另外兩名日俘一同報名為某國軍高級軍官清掃住所。因按規(guī)定不得支付報酬，故完工后主人家以烤豬肉等集中營內難得一見的豐盛肉食答謝，令丸山等人十分欣喜?？梢酝茰y，此類雜役應該廣受日俘歡迎。面對中方征用，日俘僑皆能遵守紀律、服從命令，順利完成任務。

接受訓練的日本女護士

日俘僑的遣返與留用

按照同盟國最高統(tǒng)帥部命令，中國大陸之日俘僑當乘美艦遣返日本，且優(yōu)先于東北及華北施行。因此第二方面軍延至1945年11月27日始于廣州、海口、汕頭三地分別設置“日俘運輸司令部”。其中廣州日俘運輸司令部負責遣送收容于廣州、大良、東莞、惠州之日俘僑，并指定虎門為登船地點。

第二方面軍所擬日俘僑遣返次序為：首先遣返陸軍總部指定的部分日僑，其次為日俘，再次為其余日僑，最后為患病者及醫(yī)護人員等。而依照中美間協定，遣返應由中美兩國合作完成，故美軍將派員與中方一同處理日軍登船前的檢查工作。1945年12月27日，第二方面軍召集有關單位會商，就日俘僑登船前的檢查問題擬定了詳盡的實施辦法。1946年3月13日至4月4日，每天都有1—4艘美艦從日本起航前往廣州搭載日俘僑，共計投入美艦20艘，每艘往返一次約需16日。3月21日，廣州日俘運輸司令部安排第一批日俘僑由虎門登船，此后逐批遣返，每艘美艦約載4000人。日俘僑雖于登船前依規(guī)接受查驗，不準攜帶超出限額的財物歸國，但因廣東軍政當局紀律松懈，早已被日俘僑事先打通關節(jié)，故所謂檢查弊端百出。至4月25日遣送工作結束時，廣東、香港、海南共遣返日俘僑157080人。仍滯留廣州的臺胞與韓僑則交由廣東省政府負責后續(xù)遣返工作。

此外尚有198名日俘僑留用者，其中42名日俘屬強制留用。相比之下日僑對于留用的態(tài)度則積極得多，強制留用者僅4人，自愿留用者卻達152人。然而此時日本當局對中方留用日俘僑的態(tài)度卻冷淡起來。日方認為，盡管此前其積極配合中方提出的征用或留用要求，但中方機構尤其基層單位卻普遍抱有長期“奴役”日籍技術人員的意圖，為此曾表示自愿留用的日籍技術人員亦多有改變初衷者。故中國戰(zhàn)區(qū)日本官兵善后總聯絡部長官岡村寧次于1946年4月8日收到日本當局訓令，命其組織全體在華留用者回國。隨后岡村向中方交涉此事，國民政府堅持將大部分日籍技術人員留用至年末。岡村等人因而在同年7月向天皇奏稱國民政府有違《波茨坦公告》精神，建議日本當局向美軍及西方輿論界控訴。在此背景下，截至1946年6月24日，廣東日俘留用者僅余13人，日僑留用者亦僅剩66人。也就是說，在廣東日俘僑遣返工作結束兩個月后，當地日俘僑留用者就從最初的198人減少至79人，降幅竟達約60%。據此而論，廣東日俘僑留用政策的實際效果亦難高估。

結語

首先，廣東軍政當局對于遣返日俘僑的態(tài)度從最初便以日俘為重，日僑次之。華南地區(qū)在日俘僑遣返工作中區(qū)別于東北、華北、華東地區(qū)的顯著特征便是日俘數量遠超日僑，故廣東軍政當局僅將日僑作為處理日俘收容及遣返時的連帶問題，甚至不欲直接過問其事務。在住宿及主副食供應方面日俘也獲得優(yōu)待，日僑則備受冷落，這便與平津等地形成鮮明對比。

其次，隨著日本戰(zhàn)敗，在華日僑群體便出現國籍分化，中方給予臺胞及韓僑充分重視。在收容日俘僑的同時，廣東軍政當局一面積極布置臺胞訓導及遣返事宜，一面在優(yōu)待韓僑政策下任由韓方自為。但此舉也使對臺胞與韓僑戰(zhàn)時責任的認定、追究與教育遭到忽視。再次，面對中方的征用要求，日本當局起初樂于配合，但延至在華日俘僑遣返工作基本結束時則迅速轉冷，且對國民政府的征用及留用措施頗多怨言。同時華南地區(qū)日俘與日僑對于中方征用或留用要求的態(tài)度也存在顯著差異，日僑普遍積極，日俘則十分消極?？傮w上看，曾在華北日俘僑留用者中出現的請愿回國、怠工、逃亡等情況，在廣東皆未發(fā)生。

最后，雖然廣東受降部隊長官張發(fā)奎等人欲有一番作為，但因廣東軍政當局的低效與腐敗，有關工作在落實過程中大多流于形式。其取得良好效果者多依賴于日俘僑的自治與服從，而美國在全局層面的政策協調以及對遣返關鍵環(huán)節(jié)的監(jiān)督壓力，則是督促中日兩方相互合作的關鍵因素。故日俘僑雖感激國民政府“以德報怨”，但其輕視乃至敵視中國的固有觀念并未得到清除，中方因此喪失了促使日本國民進行戰(zhàn)爭反省的重要時機。

（本文原題為《廣州日俘日僑遣返問題研究》，首發(fā)于《抗日戰(zhàn)爭研究》2021年第1期，作者張傳宇為蘇州大學社會學院歷史系、蘇州大學國別與區(qū)域研究院副教授。澎湃新聞經授權發(fā)布，有刪節(jié)，原文注釋從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