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著名幕府，幕客多是功名之士，惟在曾國藩與張之洞的幕府，常能見到學者與詩人。原因很簡單，較諸胡林翼、李鴻章與袁世凱，曾、張本人對學術(shù)與文學更有興趣。雖然，幕主對僅有文學之長而乏濟事之才的幕客，格于形勢，無法提攜，只能讓他們自生自滅。而學者因為更具條理，更能自律，倘若得到一官半職，在任表現(xiàn)往往勝于詩人，則出幕之后，晚景不會像詩人那么凄涼。        

        曾幕中最凄涼的要屬李士棻（1822-85）。他是四川忠州（今忠縣）人，字芋仙，十三歲學詩，斐然可觀，及長，與中江李鴻裔、劍州李榕齊名，時稱“四川三李”（黎庶昌《李芋仙墓志銘》，文中敘及李氏履歷，未出注者皆引此文）。未來，三李皆入曾幕，榕官最尊，鴻裔學問最大，而士棻詩名最盛。       

        士棻與國藩有師生之誼。按，清代舉人，至京參加會試、復試與殿試，三考過關(guān)，才能獲得進士的出身。道光三十年（1850），國藩充會試復試閱卷大臣，士棻則以會試第一名參加復試，不幸復試不能入等，未能考中進士。因此，國藩慨嘆身為考官，遇到“時吟大句動乾坤”的士棻，結(jié)果卻是“吹噓曾未出風塵”，只能安慰他“細思科第定何物”（曾國藩《酬李芋仙二首》）。        

        除了言語慰藉，國藩還掏錢資助士棻在北京游學，“名公卿交相延譽，才名日隆隆起”。其后，四川老鄉(xiāng)去北京會試，多須拜訪士棻，所見各省舉子莫不對他“推襟送抱”，邀他吃飯喝酒，“旬至再三”，而士棻的“清詞麗句”，則常為這些年輕人“舉似而口誦之”，甚至朝鮮貢使來到京師，也要登門問起居，“必乞其詞翰以去”。海內(nèi)海外，皆知天朝有個李大詩人也（王再咸《天瘦閣詩半序》）。       

        借著詩名，士棻游歷各地，皆受優(yōu)遇，地方官紳都打大紅包。只是，才思太敏捷，也會損害經(jīng)濟效益。到河南祥符，周翼庭招待他，席間興起，他大談在都時如何集句撰嵌名聯(lián)，翼庭湊興，說，“吾號殊不易對”。士棻說不難，開口即吟“在天愿作比翼鳥”，翼字便有了下落。只是遲遲不說下句，座客再三催促，他才拍著屁股說：“隔江猶唱后庭花”。對的十分工整，一座大笑，只有主人笑不出來。臨別，翼庭給包了個最低標準的紅包，士棻故曰：“一聯(lián)巧對，換我三百金也”（易宗夔《新世說?排調(diào)》）。

        士棻逢酒必喝，逢喝必醉，逢醉必哭，讓詩壇酒友受不了，遂給他私封了“文哀”的謚號。士棻不以為怪，說：“嬰兒笑語無常,酒人墮車往往不死者，其天全也，公等以此生謚吾，殊當吾意，吾將與阮籍劉伶為徒矣”；欣然受之，與人談話，偶亦自稱“文哀公”。不過，國藩對他這么玩兒很有意見，嘗特地警告他：“不可開口嘆貧嘆卑，不可開口能詩能文”（咸豐十一年七月十八日記）。        

        名士風流自賞，文人習氣難除，士棻并不將老師的話放在心頭。咸豐末，他出任江西彭澤縣令，到官日，攜一張琴，萬卷書，二具棺材，為兩個兒子改了表字，云松存、菊存，殆用陶淵明《歸去來辭》“松菊候門”之典。排場如此，固謂風雅，只是當時南京未復，太平軍在江西并未絕蹤，身為地方令長，須襄辦軍務(wù)，撫衛(wèi)民眾，怎能這么清閑，“烽火達于鄰疆，方據(jù)案吟哦不覺”呢？抑或自覺不妥，數(shù)日后，他越級稟告兩江總督，暢論戎機，無奈“論高而闊”，總督曾國藩“笑置之”，并又警告他，以后切莫再談這些自己都不懂的事情。        

        至于兩具棺材，若以士棻所賦的詩句做判斷，則毫無用處。他說：“古來賢達甘無用，醉便高歌死便埋”（《旅述》）；又說：“萬事向衰無藥起，一身放倒聽花埋”（臥游）。顯然，無論醉仆街頭，還是葬身花海，皆無所用其棺。        

        彭澤任做的時間不長，很快國藩就召他回安慶大營，此后，又隨國藩去了南京。然而，雖在幕府，國藩對他卻不如以前那么親切了，甚至“戒門者勿通”，見一面也難。士棻惶恐，寫了一組詩，為自己“使酒嫚言”而道歉，希望老師再給一次機會。詩中有“憐才始信得公難”之句，國藩讀到，轉(zhuǎn)覺不忍，乃吩咐江寧布政使，謂：“李芋仙終是才人，務(wù)為之地，勿使失所”。于是，士棻“得以溫飽數(shù)年”。及至同治末年，他再次出幕，任江西南豐縣令。誰知沒多久又因地方財政問題，與江西巡撫劉秉璋當面爭執(zhí)，“語侵辱之”，被秉璋參了一摺，以此免職。        

        其時士棻五十七歲，無房產(chǎn)，無存款，而老師曾國藩已逝世，再無大力護持的人，晚景極不樂觀矣。如刻詩稿，需二百兩銀子，他向兩位“同年同門之厚于貲顯于仕者”告貸，竟然一文錢都沒借到（《題新印詩卷序》）。日常生活也難以為繼，居然絕境。誰料天不絕人，在北京時相好的一位名角兒恰在此時到上海發(fā)展事業(yè)，與他鴛夢重圓，解決了生計問題。        

        杜蝶云（1847-99），蘇州人，是同光間戲曲界的傳奇人物，生旦凈末，皆所擅長，因在北京演戲得罪權(quán)貴，被迫南歸，遂于上海創(chuàng)立新班。二人在北京初見時，蝶云只有十三歲，而今再見，雖然“一般憔悴兩瓢零”，重拾古歡，竟有“老矣更期勤會面”，“三十馀年夢未醒”的觀感（《除夕留杜芳洲旅窗說夢》），確實出人望外。而更令士棻感愧的則是舊情人不僅珍惜舊緣，甚而讓他住到自己家里，提供一口養(yǎng)老軟飯。于是，為士棻銘墓的黎庶昌大發(fā)感慨，至謂“斯足以愧天下士”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