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發(fā)表了一篇自問自答式的文章名為“The End of History?”，幾乎是先知般地預測到了柏林墻的轟然崩塌以及稍后蘇聯(lián)的瓦解。此后，福山將他的觀點增益為一本專著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 (1992)。在1989年發(fā)表前，福山將文章出示給一個政治學同僚，結果他讀罷說對福山說：“你將會[因為這篇]被誤解?！币徽Z言中，此后的二十五年間，福山不得不一直在修正、辯解或辯護自己的論題。作為一個中文讀者，我想首先應該提出來的一個問題是：“the end”一詞，是否能夠按照中譯本那樣譯作“終結”？這也牽涉到我們應該如何理解福山，他的關注點究竟是經(jīng)驗性的政治科學，一種先驗的歷史哲學，還是試圖像馬克思那樣，將二者融為一爐？

        “The end”在英文中主要有三個義項（見New Oxford American Dictionary）：（1）某一事物的最后的一個部分，尤其特指一段時間、一個活動或者一個故事；（2）某一（具體）事物的最遠或最偏的那端或者那點；（3）一個人尋求達成的目標或者結果。顯然，福山所使用的是第一個意義上的“the end”，即表示“‘歷史’的最后的一個階段”，而不是“‘歷史’最后終結的那一個時間點”。在這個最終的歷史階段之中，自由主義民主政體（liberal democratic political institutions）和利伯維爾場（free market）成為世界范圍內(nèi)最成功的政治經(jīng)濟模式，并被散布到在全世界的范圍內(nèi)。這個“終”既不代表其他政體和意識形態(tài)就會立刻消失于人間，也不代表世界上不會時而涌出反題式的歷史事件、經(jīng)濟模式、政體或意識形態(tài)。因此，“終結”二字即便不是誤譯，也起碼不甚達意，因為福山的歷史其實只“終”不“結”。日譯文將the end譯作“終わり”，“終わり”可以指一個時間點也可以指一段時間，所以不會像中文“終結”這般地造成誤解?？傊?，在筆者看來，將“the end”譯作“終章”似乎更符合作者本意。

        同樣，福山所使用的首字母大寫的History（亦即他所說的“宏大哲學意義上的歷史”），也不是俗諦義上的“歷史”，而是經(jīng)過科耶夫詮釋之后的黑格爾的“歷史”，筆者姑且名之“黑式歷史”?！昂谑綒v史”是演進式的、意義指向的、有方向性的、有終極目的的，它也就是我們所熟知的馬克思所使用的“歷史”。顯而易見，“黒式歷史”（History）和作為歷史學家的研究對象的“歷史事件”（events）是截然不同的，后者未必指向意義，沒有方向性，也未必有一個終極目的。正如福山所觀察到的，黑格爾是第一個使用現(xiàn)代科學的話語方式來賦予“歷史”以意義和目的，將“歷史”提煉成“黑式歷史”。如果說，在黑格爾那里推動歷史的“精神”（Geist）還有著非常濃厚的神學色彩，那么在福山那里，歷史的原動力則完全是世俗的，那就是自由主義民主的意識形態(tài)和利伯維爾場的經(jīng)濟理念的自我實現(xiàn)（self-realization）。相同的則是，黑格爾和福山都賦予了“歷史”一種科學的表象、一個漸進的運動軌跡和一個最終階段。作者自己坦言，他的“黑式歷史”不是基于經(jīng)驗，而是基于“超經(jīng)驗的”（supra-empirical）理論推導；“歷史的終章”不是一種對歷史實際的描述，而是一種歷史“應然”（ought）的探討。

        不過，福山也承認，他的理論推導嚴重地依賴于歷史實際。在他看來，柏拉圖的理想國或者馬克思的社會終極形態(tài)等等政治理論的“不可行”（unworkability），不是理論意義上的不可行，而是一種歷史實際意義上的、切實的不可行；這種“不可行”，也不是僅僅體現(xiàn)在東歐劇變及蘇聯(lián)解體這一短時段上，而是不斷地體現(xiàn)在整個近現(xiàn)代史的過程之中。那么，如果僅僅從歷史實際的角度來看，種族主義、民族主義、宗教原教旨主義甚至伊朗模式、俄國模式、中國模式，是否給福山的“歷史的終章”帶來挑戰(zhàn)呢？我想在這一點上，正如福山自己反復撰文宣稱的，起碼目前為止還沒有（見福山2014于《華爾街日報》所撰之《民主依然屹立》）。

        以中國為例，中國已經(jīng)非常成功地從一個計劃經(jīng)濟下的國家轉型為了一個市場經(jīng)濟占據(jù)顯要地位的國家，就在經(jīng)濟制度層面而言，福山的“歷史終章論”已經(jīng)對了一半。同樣，無論我們認為這二十五年來中國的政治制度從福山的視角來看是進是退，中國并沒有能力把自己的模式“輸出”或“強加”給任何國家。客觀地來說，即便“中國模式”（高效率的經(jīng)濟發(fā)展加上受抑的政治參與）可以十年、二十年一直持續(xù)下去，它也對“福山模式”構不成足夠的挑戰(zhàn)——起碼它還不能提供一套能夠輸出到歐美的、分庭抗禮的意識形態(tài)。正如福山2011年的一篇文章中所總結的，“[不同于俄國、伊朗，]中國模式是自成一格的（sui generis）；其具體的統(tǒng)治模式非常難以描繪，更不用說模仿（emulate）了?！?中國模式的成功之處，并不是在于它解決了中國社會內(nèi)部的政治問題，而是在于它高效率地將一部分歐美諸國所掌控的財富轉移到了一個13億的經(jīng)濟欠發(fā)達的國家之上。

        不久前出版的皮克迪的《二十一世紀的資本論》，倒是向福山提出了一種歷史性的挑戰(zhàn)。如果皮克迪的經(jīng)濟學分析大體無誤，資本主義發(fā)達國家這兩百年來的社會財富的不平等其實是在不可逆地擴大，也就是資本收益水平總是高于經(jīng)濟增長水平。由于現(xiàn)有的政治制度會導致財富不平等的逐漸固化，那么沿著此趨勢下去，資本主義社會終將會在未來的某一個時間因為內(nèi)在的社會張力而崩潰。美國共和黨向掌握美國絕大部分財富的1%的階層做出的“不增稅承諾”（no-tax-hike pledge），則正好像是給皮克迪的“崩潰論”做了一個完美的注腳：一方面利伯維爾場導致財富不斷聚集到世襲資本之上，另一方面財富又可以直接影響民主政治，以鞏固自己的世襲資本。所以，皮克迪所提出的更深層次的挑戰(zhàn)是，福山的“歷史終章論”，是否過于強調(diào)了民主政治和利伯維爾場，而漫不經(jīng)心地將社會正義放在了較次要的地位？

        最后，我們可以作一個歷史性的假設。如果十八世紀時一顆小行星恰巧毀掉了工業(yè)革命時期的西歐，因為江南經(jīng)濟已經(jīng)由于內(nèi)卷化而錯過了突破到資本主義的契機，也許1799年乾隆留下的“盛世”就成了真正的“歷史的終章”。再設想，如果一顆小行星在1772年復活節(jié)前毀掉了復活節(jié)島之外的所有人類社會，那么復活節(jié)島上的原始社會就會成為真正“歷史的終章”。換而言之，實際中的人類歷史是完全有可能定格在任何的一個節(jié)點之上而不再演進的。不過，雖然也許我們永遠不會找到一個能夠完美地兼顧民主政治、利伯維爾場和社會正義這三者的政治經(jīng)濟模式，但是我們完全可以就“黑式歷史”應該如何寫下“終章”而永遠地爭論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