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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時代如何閱讀和紀念奧斯維辛:相冊、錄音、紀錄片……
E時代的到來改變了信息獲取、發(fā)布、傳播的渠道,歷史文獻上網(wǎng)和kindle等電子書工具的普及,也使得閱讀和紀念突破了時空限制。值此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70周年之際,筆者應約整理一些國內(nèi)讀者或許不太熟悉的外文網(wǎng)絡(luò)資源,包括錄音、檔案、圖片、電子書、多媒體門戶網(wǎng)站等。在這些光影和文字里,這段發(fā)生在另外半個地球上的歷史,不只是個遙遠的輪廓,而是充滿了聲音、故事、情緒、人物和細節(jié),并且觸手可及。
不過在此之前,需要先介紹一個關(guān)鍵而又充滿爭議的事件——1963-1965年進行的法蘭克福審判,它是德國處理奧斯維辛這段歷史的分水嶺。

聯(lián)邦德國法庭上的奧斯維辛:遲來的審判
二戰(zhàn)后針對納粹罪行的司法審判中,紐倫堡審判主要針對高級軍政領(lǐng)袖,而大量參與奧斯維辛集中營大屠殺的納粹分子沒有受審。1940-1945年,共有約7000-8000的納粹黨衛(wèi)隊成員在奧斯維辛服役,其中約700名被送上波蘭法庭,只有45人在德國被審判。直到1958年底,聯(lián)邦政府才在路德維希堡成立了工作小組(Zentrale Stelle)調(diào)查尚未被繩之以法的納粹分子。
1960-1961年,以色列將逃亡在阿根廷的、負責種族屠殺方案的艾希曼押回耶路撒冷接受審判,舉世矚目。經(jīng)過集中營幸存者的不懈努力和極少數(shù)檢察官的堅持,針對一批奧斯維辛中低階軍官的審判終于得以在西德本土的法蘭克福開庭。
在這個法庭上,有22人被起訴,其中21位是納粹黨衛(wèi)隊成員,1位是協(xié)助屠殺的囚犯,他們中有奧斯維辛指揮官的副官、集中營看管人員、黨衛(wèi)軍醫(yī)生、藥師和集中營蓋世太保等。證人席是有史以來規(guī)模最大的。從1963年12月到1965年8月,357個證人從世界各地趕來法蘭克福,其中211人是奧斯維辛集中營幸存者,54個納粹黨衛(wèi)隊前成員。除證詞外,更有大量的文書、檔案、集中營的規(guī)劃圖作為證物,其中包括一組后來被稱為“奧斯維辛相冊”的歷史照片。

幾乎所有被告都否認指控。盡管他們承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大屠殺,但否認個人參與,或者表示個人系聽受上級命令、被迫為之。庭審依據(jù)的是1871年德意志帝國時期頒定的刑法,其中對“謀殺”和“協(xié)助謀殺”有清楚的界定,謀殺的主體是個人,定罪的關(guān)鍵除了要有時間和地點,還要證明謀殺出自個人意志和動機。許多納粹分子的訴訟策略因此奏效,他們聲稱是被迫參與,并非出于個人意志。十九世紀末的法條早已不適用于二十世紀初政府主導的種族清洗和屠殺行為,美國曾經(jīng)建議將一些在紐倫堡審判中適用的罪名(如“反人類罪”)放入對法蘭克福奧斯維辛審判的司法解釋中。但德國拒絕了,堅持后設(shè)的法條不應適用于之前發(fā)生的罪行。
最后的裁決書長達900多頁,審判結(jié)果是六個終身監(jiān)禁、三個無罪釋放、兩個十年以上有期徒刑,其余處十年以下不等的有期徒刑。
對于這樣溫和的判決結(jié)果,檢察官、集中營幸存者和公眾都有不同程度的不滿甚至憤怒,對于庭訊是否有助于人們“正確”認識奧斯維辛的“真相”也有不同的評價。針對個人犯罪的刑法不足以處理二十世紀開始的、國家政府組織的大規(guī)模屠殺和犯罪,這是司法的局限。
然而從歷史的維度來說,在當時保守的政治氣候下,庭審能以如此規(guī)模開庭本身就已是巨大的成功。它是戰(zhàn)后聯(lián)邦德國對集中營納粹罪行的一次最深入最大規(guī)模的政治和社會層面上的處理,終止了德國司法界在戰(zhàn)后的集體沉默和消極作為,意義遠在法庭之外。它呈現(xiàn)了300多位幸存者的證詞,是集中營幸存者同時發(fā)聲最多的一次。二十個月的庭審始終伴隨著大幅媒體報道,法庭吸引了共計約兩萬名的訪客,喚醒了年輕世代的批判精神,庭審成為面向公眾剝開奧斯維辛集中營細節(jié)的舞臺。
E時代的閱讀和紀念:關(guān)于法蘭克福審判的錄音、書籍和紀錄片

庭審過程有大量的錄音帶,當時作為庭訊輔助原該在結(jié)束后銷毀,但有檢察官認為其有特殊的歷史價值,遂努力掃清行政障礙將錄音帶保留下。這些錄音帶沉寂多年,直到約三十年后由于一個意外而重見天日。最近,這一百多盒錄音帶被放上網(wǎng),并附有大部分錄音的譯文。如今的公眾可以再次聆聽審訊的過程:證人如何壓抑內(nèi)心的夢魘細數(shù)他們的記憶,黨衛(wèi)隊的納粹分子如何描述他們所見所經(jīng)歷所想,以及如何矢口否認自己涉入其中,檢察官如何詢問……
2013年,紀念奧斯維辛審判五十周年之際,黑森州廣播(Hessische Rundfunk)和法蘭克福弗里茨?鮑爾研究中心合作推出了一個紀念網(wǎng)站(http://tinyurl.com/pfg4vrm),兼顧史料呈現(xiàn)和研究成果,精心截取了當年審判中的錄音片段和影像,成為公眾了解這段歷史的首選門戶。其中,對耶拿大學當代史教授Norbert Frei的專訪提供了歷史學家的視角,他的經(jīng)典著作《關(guān)于過去的政治:聯(lián)邦德國開始的歲月和納粹過去》(Vergangenheitspolitik. Die Anf?nge der Bundesrepublik und die NS-Vergangenheit,英文譯本名為Adenauer’s Germany and the Nazi Past)對1950年代德國處理納粹問題的政策有批判性極強的論述。.

由于檔案三十年解密的規(guī)定,關(guān)于法蘭克福奧斯維辛審判的歷史研究較晚才進行。在德國的研究重鎮(zhèn)是位于法蘭克福的弗里茨?鮑爾研究中心(Fritz Bauer Institut)。
它于1998年成立,主要研究大屠殺和大屠殺后續(xù)影響,承擔科研和公眾教育的雙重責任,也負責保管并處理奧斯維辛審判的歷史檔案(例如庭審錄音的譯文和上網(wǎng)),許多后續(xù)的公眾歷史紀念和活動都獲得這個機構(gòu)的專業(yè)支持。
2013年法蘭克福審判五十周年之際,弗里茨?鮑爾研究中心出版了兩卷本史料匯編,收錄庭審的起訴書、判決書及其它資料,附了大量的司法術(shù)語解釋,還有權(quán)威學者Devin O. Pendas(波士頓)和Sybille Steinbacher(維也納)的兩篇文章,分別介紹了奧斯維辛集中營的歷史和法蘭克福奧斯維辛審判的歷史。

Devin O. Pendas此書是在其芝加哥大學的博士論文基礎(chǔ)之上完成的,利用了大量檔案和個人手稿,腳注豐富,很快成為了解奧斯維辛審判的經(jīng)典著作。
該書開頭介紹了法蘭克福審判得以進行的緣由:弗里茨?鮑爾接獲一個檢舉信函,里面附有納粹黨衛(wèi)軍人射殺企圖逃亡的奧斯維辛集中營囚犯的文書證據(jù),通過集中營幸存者的不懈努力和鮑爾的徹查意志,庭審得以在法蘭克福開始。Pendas極佳的敘事能力和文筆讓這一段故事跌宕起伏,其中也提到了鮑爾在抓捕艾希曼中的角色。第二章關(guān)于德國法律的悖論是全書的亮點之一,Pendas是少數(shù)幾個能深入淺出在歷史情境中解釋德國刑法的歷史學者,他解釋了德國刑法在當時的理論邏輯和術(shù)語,幫助理解法蘭克福審判之所以如此進行以及如此結(jié)果的原因。第三章剖析了庭審中參與的人物,對檢察官、證人、被告等角色做了背景介紹。第四章到第八章是以時間為序?qū)ν彽倪^程的梳理,第八章是判決。第九章分析了公眾反應,尤其是媒體。Pendas在結(jié)論中對這場審判的評價比較多層次,指出了法律的局限性和其頗有爭議的媒體效應。
值得一提的是,Pendas將冷戰(zhàn)的背景也寫進了這段往事。開庭之際,來自東德的共產(chǎn)黨員Karl Kaul現(xiàn)身,要求作為幸存者的代理律師出席,一時之間成為西德媒體關(guān)注的焦點。由于他在兩徳分治之前已被柏林地方法院準入,在西德法庭擁有刑事辯護權(quán)。Kaul希望借由庭審在意識形態(tài)競爭中壓倒西德,指出波恩政府是包庇納粹的政府,是納粹帝國的政治延續(xù),并把焦點還放到了在集中營中扮演“幫兇”角色的化工產(chǎn)業(yè)資本家,指出資本主義與納粹的媾和。

黑森州的總檢察長弗里茨?鮑爾(Fritz Bauer)的經(jīng)歷傳奇,但他的傳記卻遲至最近才問世。鮑爾不在庭審現(xiàn)場,但他負責督導和統(tǒng)御手下的檢察官。他是法蘭克福審判得以開啟的重要推手。
鮑爾于1903年在斯圖加特出生,是猶太裔德國人,在慕尼黑和圖賓根完成法律和經(jīng)濟學學業(yè)之后,1927年在海德堡獲得法學博士學位,并成為一名法官。他是社會民主黨(SPD)成員,曾在1933年被捕入集中營,后流亡海外。戰(zhàn)后他是少數(shù)幾個重返德國的猶太人之一,他為1944年刺殺希特勒的人正名,主導了對取消其叛國罪的申請;在追捕艾希曼的過程中,他把艾希曼在阿根廷的行蹤這一重要情報跳過西德情報局直接轉(zhuǎn)給以色列國家安全局。1960年代初,針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這場庭審在當時的氣氛下并不必然,鮑爾是重要的推手。1965年,鮑爾甚至啟動了預調(diào)查,要清查黑森州的法官和律師們在納粹帝國時期的角色,由于1968年他忽然逝世而沒有完成。他的政治傾向和作為招致了保守派支持者雪片般飛來的恐嚇信和電話,在司法界他也是單打獨斗的奮斗者。他曾感嘆:“在(德國)司法體系我就像在流亡”(”In der Justiz lebe ich wie im Exil”)。 Irmtrud Wojak這本書對鮑爾的一生做了細致而充滿同情之理解的梳理,全書長達六百多頁。
2014年,德國電視二臺制作了紀錄片《我們中的殺人犯——弗里茨?鮑爾孤獨的奮斗》(M?rder unter uns - Fritz Bauers einsamer Kampf),使用了鮑爾生前僅有的一些媒體訪問畫面,采訪了他生前的友人以及傳記作者,全片45分鐘,在網(wǎng)絡(luò)上可觀看。
關(guān)于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入門歷史書

(英文版: Sybille Steinbacher, Auschwitz: A History,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2005.)
作者Sybille Steinbacher是維也納大學的當代史教授,主要研究納粹帝國和大屠殺。德國C.H.Beck出版社的“Beck Wissen”叢書通常是“大家小書”,撰書的通常是該領(lǐng)域權(quán)威,提綱挈領(lǐng)、要言不煩。此書是128頁的小冊子(英譯本176頁),行文簡潔,力圖體現(xiàn)當下研究所得到的共識,全書沒有腳注干擾閱讀,文末有書目供進一步閱讀,是了解奧斯維辛的首選入門書。

作者Laurence Rees畢業(yè)于牛津大學的Solihull School,因其制作的紀錄片的影響力而被謝菲爾大學歷史系授予榮譽博士學位。Rees是BBC歷史欄目著名的紀錄片執(zhí)導,曾在2005年拍攝了六集講述奧斯維辛的迷你劇集(Auschwitz: The Nazis and the 'Final Solution', 285 min,DVD版本改名為Auschwitz: Inside the Nazi State,Youtube上有全部影集)。
這本書是BBC出版的與紀錄片同名的電子書。雖不是職業(yè)歷史學者,Rees堅持在紀錄片中使用盡量多的原始資料和可考的史實,不想戲劇化奧斯維辛。除了在檔案館挖出影像資料以外,他還采訪了幸存者和前納粹分子,并且用電腦科技重構(gòu)了一些建筑和設(shè)施,演員們重新演繹的事件也多為真實發(fā)生過的。Rees文筆清通,擅長將歷史材料和幸存者回憶嵌入敘事,這是本書在眾多講述奧斯維辛的書籍中脫穎而出的原因。
光與影的記憶:網(wǎng)上紀念館
如今的紀念博物館往往兼具很多功能:紀念、搜集、保存并處理檔案、公眾教育和學術(shù)研究,電子時代的便捷也改變了公眾接觸它們的方式。現(xiàn)在,足不出戶就能看在線展覽,或瀏覽著名的史料,或?qū)W習電子課程。研究猶太人歷史、大屠殺歷史等課題的人也會需要用到這些機構(gòu)所藏的大量檔案史料。

波蘭奧斯維辛國家紀念博物館位于奧斯維辛原址,收藏了大量器物和資料。解放奧斯維辛七十周年之際,網(wǎng)站改版了,排版和美工都更舒適。在專業(yè)團隊支持下,他們對奧斯維辛歷史的梳理周到而精簡(http://auschwitz.org/en/history/)。博物館精選了一些珍惜藏品上網(wǎng),例如器物展覽(http://auschwitz.org/en/gallery/exhibits/ )、歷史圖片和文書檔案(http://auschwitz.org/en/gallery/historical-pictures-and-documents/ )。博物館定期組織學術(shù)會議,出版各類資料,組織電子課程。七十周年解放有專門網(wǎng)站(70.auschwitz.org),其中“Map of Wolrd Re-membrance”記錄了全球的紀念活動。

“有記念、有名號”的希伯來語原文發(fā)音為yad va-shem,是以色列大屠殺紀念館的名字,取自《圣經(jīng)》。在耶路撒冷,這個紀念館是訪客最多的經(jīng)典去處之一。除展覽和紀念之外,它還承擔了公眾教育職能,有專門的大屠殺研究機構(gòu)(The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Holocaust Research)支持并組織相關(guān)研究項目和會議。內(nèi)部有檔案館收藏數(shù)量最大的二戰(zhàn)期間猶太人的藝術(shù)品,圖書館也收錄了最多關(guān)于大屠殺的文獻資料。
網(wǎng)站有多種語言,還有手機移動版的頁面,也有Youtube頻道。推薦瀏覽的頁面有對大屠殺的歷史梳理(The Holocaust ) ,在線展覽奧斯維辛相冊(Auschwitz Album),這是現(xiàn)今留存的關(guān)于集中營囚犯邁向毒氣室之前的影像的唯一影像資料,以及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建筑設(shè)計圖(Architecture of Murder: The Auschwitz-BIrkenau Blueprints),這些當年納粹未能銷毀的建筑圖紙成為大屠殺存在的鐵證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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