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蘇菲的選擇》中關(guān)于奧斯維辛最深刻的描述，根本不是陳述，而是一個問答。問：告訴我，在奧斯維辛，上帝何在？答案是：人何在？喬治·斯坦納說：“一個人晚上可以讀歌德和里爾克，可以彈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會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班。要說他讀了這些書而不知其意，彈了這些曲而不通其音，這是矯飾之詞。”

        奧斯維辛集中營解放70年后，除了對納粹殘忍罪行的譴責之外，對人性之復(fù)雜的思考更為重要。翻書黨挑出了六部作品中，最具代表性的關(guān)于奧斯維辛集中營非人性一面的描寫。

        我永遠忘不了蘇菲的刺紋。那一串小豆豆像一排細小的齒痕刻在她的前臂上，是她外表上露出的（我在粉紅宮殿第一次見到她的那個晚上看見了）使我錯誤地以為她是個猶太人的惟一細節(jié)。它往往被現(xiàn)在人們視認作幸存的猶太人的標志。在那些非人的日子里，猶太人的確與這個悲哀的標記不可分離地聯(lián)系在一起。但如果了解蘇菲在集中營那可怕的兩周里遭受的折磨，就會明白這個刺紋有著十分重要的意義。蘇菲像猶太人一樣被打上印記，雖然她并不是猶太人。她和她的非猶太難友們因此獲得了一個證明，從近在眉睫的死亡厄運中被剝離出來。如果說這項政策最初令人困惑，其實解釋起來相當容易，其中暴露出納粹官僚主義的辦事作風(fēng)。被刺上印記的雅利安犯人是三月底送來的，蘇菲一定是第一批接受這種印記的非猶太人中的一員。希姆萊命令，凡猶太人格殺勿論。隨著最后滅絕行動的推行，猶太人由于數(shù)量巨大和馬上被送進毒氣室的命運而無須再在身上加以任何標記，于是在集中營里取代他們的是雅利安人，用刺紋標明身份——相對猶太人被減緩死亡速度的苦役犯。這便是蘇菲紋身的由來。(這些是原始計劃的提要，但隨著事情的進展，殺的欲望與勞動力的需求之間發(fā)生沖突。于是計劃有所改變，這個命令被撤消。在那年冬天稍晚的時候，當?shù)聡q太人到達集中營時，一道新的命令頒布下來：凡尚有一息體力的犯人(無論男人和女人)都被分配去做苦役。蘇菲因此成為這群活死人——猶太人和非猶太人混雜群體中的一員。

        蘇菲是經(jīng)過精心挑選出來的，所以比大多數(shù)剛到集中營的人更“幸運”。剛開始時她被分配到一個營區(qū)，在那兒，照正常的發(fā)展趨向，她無疑將度過經(jīng)過精心計算的，縮短了的生命時間。她的很多難友已遭此難。(在這一點上，蘇菲把黨衛(wèi)軍大隊長弗里奇給犯人們的“歡迎辭”告訴了我，她甚至能一字不漏地重復(fù)他的原話。“我記得他說的每一句字。他說：‘你們來到了集中營，不是療養(yǎng)院，這里只有一條出路——從煙囪上飛出去?！f：‘任何一個不喜歡這里的人，可以到鐵絲網(wǎng)上把自己吊死。如果是猶太人，你們將無權(quán)活過兩周?！又终f，‘有修女嗎？和教士、牧師一樣，一個月。其余的，三個月?！碧K菲早已在到達的二十四小時之內(nèi)知道了自己的死期，只不過弗里奇用黨衛(wèi)軍的語言再次證實了這一事實。

        我們太久沒接觸外面的世界了，于是杜塞爾先生向我們說起了很多外面的事情。可惜都是壞消息。無數(shù)朋友和熟人被帶走，等待他們的將是殘酷的命運。每天晚上，綠色和灰色的軍車在街上來回巡視。他們挨家挨戶地敲門，盤查家里有沒有住著猶太人，如果有，全家人立刻被帶走；如果沒有，則繼續(xù)搜查下一戶。因此，要逃脫他們的魔爪幾乎是不可能的，除非藏起來。通常他們手里都有名單，在確信有大收獲時才會摁門鈴。除此之外，他們還經(jīng)常懸賞，只要抓到一個猶太人，就有豐厚的賞金，就像以前抓奴隸一樣。實在太慘了。晚上，我眼前經(jīng)常出現(xiàn)這樣的畫面：成排的無辜好人，還有那些哭泣的孩子，他們一直往前走。旁邊一群人對他們又打又罵，他們被打得幾乎喪命，無一幸免。病人、老人、孩子、嬰兒、孕婦，統(tǒng)統(tǒng)難逃一死。

        我們躲在這兒，逃過災(zāi)難，是何其幸運。我們不必想起這些苦難，然而一想起那些親愛的人們遭受如此折磨，我們卻無能為力，心里就無比地焦慮和悲傷。躺在溫暖的被窩里，我心里萬分歉疚，因為此時此刻，在外面，我最最親愛的朋友們正因體力不支而暈倒，或是被人打倒在地。

        一切，只因為他們是猶太人。

        這種侵犯可以表現(xiàn)為多種方式。別忘了，集中營系統(tǒng)從出現(xiàn)起（同時，納粹主義勢力恰好在德國開始抬頭），其主要目的就是為了粉碎敵人的抵抗能力——對于集中營管理者來說，新來的囚犯被視為敵人，不管他身上帶著什么樣的標簽，必須馬上打倒以免成為組織抵抗的榜樣和源頭。在這件事上，黨衛(wèi)軍有著非常清楚的認識，從這個角度，必然可以解釋迎接新囚犯的整套“邪惡儀式”，盡管每個集中營的做法大同小異：馬上遭到拳打腳踢，往往是在臉上；伴著真正（或偽裝的）的狂怒，吼出一連串命令；剝光衣服，赤身裸體；剃光頭發(fā)；穿上破布制成的囚服。很難說所有這些細節(jié)是由專家設(shè)計，還是根據(jù)經(jīng)驗安排的完美程序，但它們肯定是有意的，而非隨意為之——因為這就像是一場演出，這是相當顯而易見的。

        然而，這套“進入儀式”以及由它所導(dǎo)致的道德崩潰，多多少少是由集中營世界的其他組成部分——普通囚犯和特權(quán)囚犯——所煽動的。一個新來者很少被接納，我并不是說作為朋友，而僅僅是作為普通難友；在大多數(shù)情況下，那些老資格（三四個月就算是老資格了，徹底轉(zhuǎn)變是非?？斓模。┍憩F(xiàn)出激怒，甚至敵意。人們嫉妒“新來的”（德語稱為“Zugang”，人們應(yīng)該注意到，在德語中，這是一個抽象的管理名詞，意味著“進入”、“進來”），因為他似乎仍舊帶著一點家的味道。這是一種荒唐的嫉妒，因為事實上，進入集中營的頭幾天所遭受的痛苦要遠遠大于以后的日子。在集中營里，隨著歲月流逝，囚犯不僅適應(yīng)了環(huán)境，也積累了經(jīng)驗，從而能為自己打造一個庇護所。但在第一天，他被人們?nèi)⌒?，成為各種殘忍惡作劇的對象，就像所有團體對待“新人”或“菜鳥”一樣，或像原始人類加入部落所舉行的儀式——無疑，在集中營里存在著退化，引導(dǎo)人們歸于原始行為。

        我意識到歷史學(xué)家沒有說錯，野蠻和政治暴行是人類事務(wù)中的流行病，沒有時代可以幸免。我知道，19世紀和20世紀的殖民大屠殺，以及隨之而來對自然資源和動物資源無所顧忌的摧毀（動物群滅絕或許是土著居民滅絕的邏輯結(jié)果和象征性結(jié)尾），都是極其邪惡的現(xiàn)實。然而，把野蠻與政治暴行想像成具有普世的關(guān)聯(lián)性，將這些令人憤怒的事件想像成萬世不易、四海皆宜的準則，我認為，這種想法也有些虛偽。我的意識專注于野蠻在現(xiàn)代歐洲的突起，專注于猶太大屠殺，專注于在納粹主義和斯大林主義統(tǒng)治之下“中歐人文主義”（我設(shè)法在一些文章中為其定義）精神的毀滅。我不認為這類野蠻有任何特權(quán)地位，但它是理性人文主義的危機。這危機改變了我的生活，所以我對它特別在意。

        這種黑暗與野蠻，不是來自亞洲的戈壁沙漠，不是來自亞馬孫流域的熱帶雨林，而是來自歐洲內(nèi)部，來自歐洲文明的心臟。受戮者的悲嗚，在大學(xué)外清晰可聞；虐待的暴行，在與劇院和博物館一墻之隔的街上肆虐。18世紀末期，伏爾泰頗有自信地認為，酷刑即將終結(jié)，意識形態(tài)的屠殺即將滅跡。然而，在我們這個時代，文藝和哲學(xué)創(chuàng)作的重鎮(zhèn)，卻成了貝爾森（Belsen）集中營的幕景。

        我們是大屠殺時代的產(chǎn)物。我們現(xiàn)在知道，一個人晚上可以讀歌德和里爾克，可以談巴赫和舒伯特，早上他會去奧斯維辛集中營上班。要說他讀了這些書而不知其意，彈了這些曲而不通其音，這是矯飾之詞。

        我們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緒了。我們粗魯?shù)貜乃麄兪种谐断孪渥?，不耐煩地剝掉了他們的外套?？?，快，馬上就要結(jié)束了。他們最終都走了，都消失了。男人、女人還有小孩，當中有人已經(jīng)知嘵自己接下來的命運。

        這時走過來一位婦女——她走得很快，但是極力表現(xiàn)得從容。身后追著一個小男孩，他的小臉粉嘟嘟的，因為追不上，向前伸出兩只手，哭喊著：“媽媽！媽媽！”

        “那個女的，帶上你的小孩！”

        “這不是我的孩子，長官，不是我的！”她歇斯底里地號著，雙手捂著自己的臉，腳步卻沒停下來。她想藏起來，她想躲到那不用被送上卡車的人堆里去：這些人會步行到集中營，這些人還有存活的機會。她還年輕，身體健康，面容姣好，最重要的是她想要活下去。

        但小男孩還是跟在她后面，邊跑邊哭著：“媽媽，媽媽，別丟下我！”

        來自塞瓦斯托波爾的水手安德烈拽住了她。由于喝多了伏特加，再加上天氣燥熱，他的眼神呆滯。他一拳就把這個女人打倒在地，她剛倒下，安德烈就扯著她的頭發(fā)把她提了起來。他怒氣沖沖，面目猙獰。

        “哈，你這個狠心的猶太婆娘，你是想丟了孩子自己跑啊!我就給你點顏色瞧瞧，你這個臭婊子！”說著他用大手掐住她的脖子，把她提到半空又重重地摔在卡車上，好像摔一袋沉甸甸的糧食一般。

        “接著！把他也帶著，你個婊子！”說完他把小男孩扔到她的腳邊上。

        “干得漂亮！干得漂亮！就該這樣對待這種墮落的母親，”站在卡車下面的黨衛(wèi)軍拍手稱快，“俄罔佬，有種，真有種！”

        我曾在專供斑疹傷寒患者居住的茅舍里工作過一段時間。那些病人體溫都非常高，經(jīng)常神志昏迷，而且大多都奄奄一息。每當有人死去，我總是冷眼旁觀著隨之而來且已經(jīng)司空見慣的一幕：眾俘虜一個個挨近猶溫的尸體，有的搶到一盤吃剩的馬鈴薯泥，有的發(fā)現(xiàn)死者的木鞋比自己的稍好而來個調(diào)換。另一個搶到了死者的外衣，還有一個更因為也抓到了一點東西——一根真正的繩子——而高興萬分。

        我以事不關(guān)己的冷淡看完這一幕，才叫“看護”來移開尸體。他訕訕然來了，抓住死尸的腳使勁一拖，尸體就掉在兩排木板（也就是五十名患者所睡的床）之間的窄道上。他再拖著尸體走過凹凸不平的泥地，來到門口那兩級通往戶外的臺階前。兩級臺階各有六英寸高，對長期挨餓，體力不濟的我們，向來是一大考驗。在集中營待了幾個月之后，我們已無力拾級而上，只得伸手抓住門框，使勁把自己拉上去。

        那人走近臺階，虛弱地把自己先拉上去，再拖著尸體：先是腳、再而軀體，最后，緊跟著一陣恐怖的碰撞聲之后，尸體的頭部總算也拖上了臺階。

        當時，我正在該茅舍的另一邊，緊靠著唯一的小窗口（窗子離地面很近），以冰冷的雙手捧著一碗熱湯，貪婪地啜著。無意間，我往窗外一望，恰好看到才移到那兒的死尸，正以呆滯的眼神死盯著我。兩個鐘頭前，我還跟死者說過話哩！然而此刻，我繼續(xù)啜我的熱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