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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再挑“顏色革命”論戰(zhàn):這是政治問題非學術問題

劉瑞復/中國社會科學報
2015-02-06 23: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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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

        “我們的社會政治清明了,政治平等了,大家富裕了,你怕什么顏色革命?知識分子不要擔心,知識分子秀才不會影響這個國家怎么樣,關鍵腐敗分子嚇人……”

        2014年12月6日,中國社會主義學院教授王占陽在環(huán)球時報年會上表示,不能簡單地妖魔化顏色革命。王占陽當時指出,顏色革命是外來詞,更像一個話語圈套。“顏色革命離中國有多遠”這個議題很喪氣,相當于林彪當年說紅旗可以舉多久,是沒有自信心的表現。

        兩個月后(2015年2月6日),中國社會科學網在頭條位置轉載《中國社會科學報》文章《“顏色革命”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這篇署名為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瑞復的文章,對王占陽教授的觀點進行了逐條批駁。

        文章開篇即稱,王教授看法的謬誤不僅僅在于其輕佻的、頤指氣使的口吻和架勢,更在于對“顏色革命”的認識,同黨和人民的一貫立場和態(tài)度背道而馳。對此,有必要談談關于“顏色革命”問題的幾個基本認識。

        以下為全文:

北京大學法學院教授劉瑞復認為:所謂的“顏色革命"其矛頭直接指向共產黨的領導,直接指向社會主義的國體和政體,完全有悖于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當香港“占中運動”風頭正勁之時,王占陽教授在2014年12月6日的《環(huán)球時報》年會上,談論了所謂“顏色革命”問題。王教授看法的謬誤,不僅僅在于其輕佻的、頤指氣使的口吻和架勢,更在于對“顏色革命”的認識,同黨和人民的一貫立場和態(tài)度背道而馳。對此,有必要談談關于“顏色革命”問題的幾個基本認識。

第一,“顏色革命”問題,是政治問題,不是學術問題。

        “顏色革命”是個引喻性詞語,不是學術上可以精準定義的概念。西方把二十多年來世界上發(fā)生的以所謂“非暴力”方式挑戰(zhàn)國家政權的街頭運動,稱為“顏色革命”。這種概括,往往以花或顏色為標志。在蘇聯和其他原社會主義國家,就有“玫瑰花革命”、“栗子花革命”、“郁金香革命”、“天鵝絨革命”;在原民族獨立國家,有“茉莉花革命”、“紫色革命”、“雪松革命”,等等。這些國家,既然是已經實行市場經濟和西方式政治制度的資本主義國家,西方國家何以頻頻插手、干涉內政呢?究其原因,在于尋找并扶持遂其所愿的親西方勢力和代理人,從而服務于美國稱霸世界的總戰(zhàn)略和地緣政治布局。“顏色革命”打著“合法”的旗號進行違法顛覆活動,實質是改變或篡奪現行合法政權,目標則是推翻國家政權。革命從來都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偉大力量。但上述“顏色革命”,并不改變資本主義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筑,也沒有形成同原有政權有原則區(qū)別的政治綱領和社會綱領,只不過是國家權力的重新分配,因此談不上真正意義上的革命。在我國,國內外敵對勢力相互勾結,妄圖制造“顏色革命”,其矛頭直接指向共產黨的領導,直接指向社會主義的國體和政體,完全有悖于中華民族走向偉大復興的歷史進程。

        很顯然,“顏色革命”首先是一個政治問題,不存在“概念”如何理解、怎樣下“定義”的問題。然而,王教授卻說,“顏色革命”“不能簡單否定”,而是“需要重新界定”,因為“如果把顏色革命徹底否定,我們的話語體系也就全崩潰了”。同時,他還歪曲我們黨領導人民革命的歷史,提出“藍色革命”、“紅色革命”、“粉紅色革命”等新術語,并提出要研究這些概念同“顏色革命”的異同,誘導人們把嚴肅的政治問題納入“學術”問題軌道進行爭論。這不是混淆是非、把水攪渾、轉移目標嗎?

第二,“顏色革命”問題,是法律問題,不存在所謂“訴愿”問題。

        我國憲法規(guī)定,禁止任何人采取任何方式破壞社會主義制度。“顏色革命”無論采取暴力的、非暴力的手段,都是對社會主義制度的破壞,都必須依法追究法律責任。從“顏色革命”的策劃、組織到實施,都是施行違法犯罪的過程,其聚眾危害國家、妨害社會秩序、侵犯公民財產和權利等行為,都是違法犯罪行為。但是,王教授卻說“不能簡單地妖魔化顏色革命”,“這個社會那么黑暗,那么腐敗,老百姓受了那么大的苦,有那么大的反抗情緒”,所以“革命是有合理性的”。這里,王教授明顯混淆了階級界限、顛倒了敵我關系,把“顏色革命”說成“人民革命”,謀求在虛假的道義制高點上籠絡人心。近年來,新一屆黨中央總攬全局,抓鐵有痕,人民是滿意的、高興的。而王教授卻置黨愛人民、人民愛黨的基本事實于不顧,惡意挑撥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關系,公然鼓吹“顏色革命”的“合理性”。

        當然,“飯要一口一口地吃,地要一塊一塊地犁”。各種錯綜復雜的社會問題不可能一下子解決,存在各種社會訴求是可以理解的。毋庸諱言,被“顏色革命”裹挾的人群中有各種社會訴求。但任何國家的“訴愿”活動,都要依照法律規(guī)定的程序和要求進行。人民群眾的要求和意見,可以通過各級組織、信訪、媒體等表達,渠道也是日益暢通的。而“顏色革命”不過是打著“民主、人權”的幌子,利用所謂“合法訴求”的迷惑性,對廣大群眾進行蒙蔽和欺騙。

第三,“顏色革命”問題,是實際的、現實的問題,不是主觀臆想的問題。

        蘇東劇變之后,特別是“顏色革命”在一些國家“得手”,使一些人忘乎所以,把目標對準中國。但在鞏固人民民主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的實踐斗爭中,我們黨和人民從來沒有忘記自己的歷史使命,居安思危,以百倍的警惕防患于未然,當然包括防止“顏色革命”。由此可見,“顏色革命”是一個實際問題、現實問題,不是憑空想出來的。防止“顏色革命”,也不是如馬克思所譏諷的形而上學和唯心主義者“在天堂里喝啤酒”那樣愜意和超然。

        王教授說,“社會政治清明、政治平等、大家富裕,就不需要擔心顏色革命了”;對“知識分子不要擔心”。這是臆想和猜測。知識分子是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重要力量。我們黨一貫相信和依靠知識分子,根本不存在“擔心”知識分子搞“顏色革命”的問題。離間黨同知識分子的關系,是別有用心的。防止“顏色革命”是完全正義的事業(yè),如同對待任何壞事一樣,第一反對,第二不怕,根本不存在“擔心”的問題。但王教授一會兒說“不要擔心”,一會兒又說“中國離顏色革命并不遠”,這不是要黨和人民解除思想武裝又是什么?

        社會腐敗黑暗—“顏色革命”合理—“顏色革命”不遠,這就是王教授關于“顏色革命”看法的中心邏輯。王教授通篇混亂的、自相矛盾的、虛偽的表述,模糊了意識形態(tài)領域尖銳的斗爭,模糊了對“顏色革命”的警惕。這確實是需要人們認真思考的。既然“顏色革命”是這個花、那個花,不知王教授把自己臆想的中國“顏色革命”栽上個什么花?是不是罌粟花?

        罌粟花雖是美麗的,結出的卻是罪惡的果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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