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11月10日，《申報》首版刊載了一條滬上夏令配克大戲院的新片預告，這則廣告圖文并茂，很是奪人眼球。

        這部名為《冤聲》的新片，英文原名The Volga Boatman，即“伏爾加河船夫”，當時又譯作“黨人魂”，開映時更是選用了《黨人魂》一名。該片是當年好萊塢大導演西席·地密耳（Cecil B.DeMille）的新作，同年5月下旬才在美國本土公映，這部片長120分鐘的愛情劇情片改編自一本以俄國革命為背景的同名小說（作者為羅馬尼亞籍小說家Konrad Bercovici）。因之，《申報》的預告上特別標榜本片是“自有影片以來所未有之革命風流艷情巨片”，“慷慨激昂藉俄國革命史為世界平民吐冤氣，哀感頑艷借銀光白幔打破人間不平等待遇”，影院將在該片開映時“加添全班特別著名音樂隊”，“屆時聘請俄國歌伶隨片歌唱俄國悲曲”（默片時代，影院中并非真正無聲，影片放映時，往往會有樂隊演奏配上一些音樂，有時也使用留聲機配樂，《黨人魂》的放映情況就提供了一個實例）。

        《黨人魂》在兩天后的11月12日，星期五，正式放映。沒想到星期天就出了狀況。捅婁子的，是影院特地聘請的樂隊所奏的配樂：當天晚上，樂隊演奏的《馬賽曲》激怒了在座看片的一群法國觀眾，現(xiàn)場由此而引起騷動。事后，租界內(nèi)各方紛紛反對此片繼續(xù)公映。時隔近90年的今天，我們很難理解，怎么一部俄國背景的影片要去配上《馬賽曲》，而法國僑民又為何不滿？個中原委一經(jīng)道出，離奇卻又簡單：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后，《馬賽曲》曾被俄臨時政府配以新詞定為國歌，而俄國在那之后不久，又經(jīng)十月革命而建立了蘇維埃政權。

        上海公共租界在收到投訴后，警務處副處長在次日向總辦匯報此事，報告中說到，如在平時此片不必禁映，而如今的形勢下，禁映則變得非?？扇　ＫM一步提出，上海的電影觀眾往往華洋雜處，這就讓很多在歐美觀眾看來無傷大雅的影片變得不受歡迎，局勢已使得當局應當考慮在本地以某些方式實施電影檢查。

        副總辦麥基（McKee）11月17日在提交警備委員會討論的信中還在說，待委員們批準后，將在警務處長巴雷特的報告基礎上對此事做進一步討論。而第二天（18日），工部局檢察官（Prosecuting Solicitor）E. T. Wai Naud就致信總辦，就這部在他看來帶有濃厚“布爾什維克宣傳”色彩的片子提出建議。他認為，電影院執(zhí)照章程第七條盡管給予捕房審批的權力，但實際上并沒有影片在公映前先交捕房審看，因此他建議將這一條款修訂為：所有影片，凡未經(jīng)工部局書面同意，不得放映。他同時建議工部局委任專門人員檢查各類影片。

        有意思的是，這封打印的信最后簽名時，檢察官突然間有若神靈附體，在信末添寫了一句：聽說香港就是如此辦理的（I understand this is done in Hong Kong）。

        這個提醒，直接加快了工部局的辦事步伐。11月19日一封由副總辦簽署的公函就從上海發(fā)出，寄往香港的輔政司（The Colonial Secretary）辦公室。工部局方面明確將自己的意圖表述為“在檢查公共租界所映影片一事上擴展權力”，并希望港方提供自己的電影檢查法規(guī)條例，供上海參考。

        港英輔政司次年1月15日才予回復，如今我們還能在上海檔案館查找到這份公函原本，隨信并裝有兩個附件，一是香港電影檢查條例，另外是一份首席檢查官的備忘錄（輔政司特地說明，香港的電影首席檢查官職位實際是由捕房督察長擔任的）。工部局副總辦于26日將香港輔政司來函轉(zhuǎn)給警務處長，供其擬定上海電影檢查方案時參考，并將意見報送警備委員會討論。半個月后，2月11日，警務處長呈送工部局總辦報告，正式提交了警方對建立電影檢查制的總體設想。由此，上海公共租界電影檢查制度形成了它的基本框架。報告也擬定了捕房的電影初審標準，警務處長在這方面沒有表現(xiàn)出任何想象力，而是全盤照搬香港那份備忘錄的五個條款，一字未易。對照來自香港輔政司的電影檢查資料和上海工部局警務處長擬定的電檢報告，我們可以清楚地發(fā)現(xiàn)，就電影檢查制度的建立而言，香港是上海租界的靈感來源，香港的電影法規(guī)直接為上海工部局的電影檢查制度確定了基調(diào)。

        1927年9月8日，工部局第3641號通告頒布。正式宣告成立電影檢查委員會，影院執(zhí)照章程第七條修訂為：無工部局明確之書面批準，凡未經(jīng)電影檢查委員會同意公映之影片，一律不得放映。新章程將于10月1日生效。《申報》于9月11日“本埠新聞”版面刊發(fā)了這一消息。9月26日，總辦首次通知電影檢查委員會成員，29日下午4時半在工部局大樓召開委員會預備會議，這標志著工部局電影檢查委員會正式開始行使它的職能。

《申報》刊登了《工商局將檢查影片》的消息

        一部好萊塢言情片《黨人魂》，僅僅借用了俄國革命的背景，就被“有識之士”指認為“布爾什維克宣傳”，從而引發(fā)電影檢查的一系列后果。而全部事件的導火索甚至還不是這部默片電影本身，而是上海放映商添加的現(xiàn)場配樂，影院的噱頭反倒成了檢查的由頭，好似一出笑劇，但卻勾勒出現(xiàn)代治理術本身絕對的政治性。

        電檢制無論在上海公共租界還是它的模板來源地香港，都沒有采取英國那樣的“業(yè)界自律”形式，相反，行政性管理被認為是最有效率的。其中電影檢查委員會將日常審查職能授權給捕房，也同樣是為了確保檢查的及時高效。同時，這樣的電影檢查體制也在后來不斷的自我展布中強化了工部局的行政權能。這一文化統(tǒng)制形式，也為后來法租界和國民黨南京政府所仿效。

        圍繞上海公共租界電檢制的建立，上海-香港雙城之間的紐帶關系也再次浮出地表。正如電影作為“機械復制時代的藝術作品”，由它主導的商業(yè)文化/視覺符號/中產(chǎn)階級生活方式的全球流通，已經(jīng)成為現(xiàn)代文化的一個顯性意象。而1920年代電影檢查制度在香港-上海間的傳遞復制，則在社會治理-法律-技術層面上呈現(xiàn)了現(xiàn)代性的另一面向?！饵h人魂》在夏令配克大戲院的放映，展示了俄國革命意象經(jīng)由美國好萊塢的視覺化編排處理，進而輸出到上海的路徑，而由它所引發(fā)的公共租界建立電檢制，則劃出了現(xiàn)代治理術從不列顛英帝國遞經(jīng)殖民地香港最終為上海租界所利用的旅行軌跡。這后一條路線由于其隱蔽性和政治性，較少為人所關注。

        《黨人魂》在公共租界被禁，并引發(fā)了電檢制的建立。這段敘述也隨之頗令人感覺沉重，然而，歷史好像總喜歡跟人開玩笑。就在1927年10月初，《申報》本埠版又刊載消息，《黨人魂》將在華界的百星大戲院公映，首映日為10月8日，“重金購得專映權”的，是黎錦暉的明月公司。

        百星影院首映當天，“未及開映，均告滿座”，魯迅去看了這場，并寫在了他當天的日記里。  

        （本文原載于《文匯學人》2015年3月13日刊，原題為《<黨人魂>引發(fā)的公共租界電影檢查制度》。作者系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