丘吉爾去參加雅爾塔會議之前，英王喬治六世垂詢，倘首相與外交大臣艾登不諱，何人入主中樞為宜？

        艾登與首相商量此事，意志堅定而又風趣幽默的丘翁談笑風聲：“果如此，我們的同僚就會清凈多了?！鼻鸺獱栵@然指的是聯(lián)合政府里的工黨領袖艾德禮。

        經(jīng)過商議，決定與艾登在不同時間分乘不同的飛機前往。偏偏造化弄人，兩人搭乘的飛機都平安落地，但扈從搭乘的第三架飛機不幸失事。兇相似乎昭示了丘吉爾在雅爾塔會議上的艱難處境。

        

        盡管同操一種語言，同屬盎格魯-撒克遜后裔，但英美之間并非親密無間。這是由于丘吉爾與羅斯?？紤]的重點不同。首相希望與總統(tǒng)聯(lián)手，在歐洲問題上與斯大林一較高下；總統(tǒng)最關心斯大林會不會在對日作戰(zhàn)和聯(lián)合國問題上與美國合作；斯大林和他的助手則認為，眼前兩個資本主義國家不過是一丘之貉。

        這種三角關系在雅爾塔會議則表現(xiàn)為，在“三巨頭”之間的“緊密合作”下，無時不刻不存在著激烈競爭。

        到達雅爾塔之前，英美首先在馬耳他匯合。兩國的參謀人員都急切想磋商，以便在一些問題上取得共識，而總統(tǒng)態(tài)度曖昧，不愿意與丘吉爾私下會談，以免激怒斯大林。這不但令白宮的參謀人員小心翼翼，也急壞了艾登。

        艾登對霍普金斯（羅斯福的首席顧問）說：“我們要去參加一次有決定意義的會議，可是至今我們對會議應該討論什么，以及怎樣同那頭熊討論問題，都還沒有取得一致意見呢。而那頭熊，很可能是胸有成竹的?！?/p>

        “那頭熊”，顯然指的是北方的大國首領斯大林。

        蘇聯(lián)官員們普遍對羅斯福存有好感，不僅在于他是一個身殘志堅的領袖，還因為羅斯福友好地滿足了蘇聯(lián)在遠東的利益，雖然他是“一個帝國主義者”（莫洛托夫語）。羅斯福在兩個月后去世時，莫斯科掛滿了鑲著黑邊的旗幟，蘇聯(lián)領導在最高蘇維埃會議上為這位總統(tǒng)默哀。

        對于丘吉爾，蘇聯(lián)人就沒那么多好感了。這位反共先鋒也毫不掩飾他對蘇聯(lián)的警惕，以至于“丘吉爾分子”成為蘇聯(lián)官員中的一個專有名詞，莫洛托夫曾經(jīng)這么形容過貝文（英國外交大臣）。

        丘翁以雄辯著稱，常常在會議上發(fā)表長篇大論，這在與會者看來簡直就是呱噪。

        當丘翁針對波蘭問題長篇大論時，羅斯福至少兩次遞紙條給他的美國同僚：“全是廢話”、“已經(jīng)半小時了”。連英國人也受不了他們的首相，外交次長賈德干私下抱怨說：“蠢老頭，事先也不警告我和艾登一下，就跳下去高談闊論世界組織，根本不熟悉議題就亂扯一通，完全抵觸我們和老美已經(jīng)協(xié)商好的路線！”

        葛羅米柯回憶說，丘吉爾的雪茄煙暴露了他的心境，“每當氣氛緊張和情緒激動時，他抽的雪茄比平靜時多得多，他的煙頭的數(shù)量直接取決于會議的氣氛”。

        斯大林的鎮(zhèn)定讓與會者印象十分深刻。艾登在他的回憶錄中毫不吝惜地贊賞這一點：“作為一個談判對手，斯大林是所有人中最厲害的一個。如果讓我這個積三十年形形色色國際會議經(jīng)驗的人挑選出一個出席會議的班子，我第一個就挑斯大林?！?/p>

        在艾登眼中，斯大林“鐵面無情而且胸有成竹，從無一字廢話，也從不大發(fā)雷霆甚至很少怒形于色”。

        在莫斯科生活多年的美國駐蘇大使哈里曼也難忘這一點。在多年后的一場大學演講中，他更多談論的是斯大林的獨斷與冷酷。

        哈里曼說：“在蘇維埃政治局里，任何討論只要斯大林一經(jīng)決定，就算定局，對此不能發(fā)生疑問。我想，說句公道話，斯大林總是傾聽著這些討論，抽著煙斗，在室內(nèi)來回踱步，當他聽得差不多了，就說：‘這正是我們所要做的?！療o論是誰，只要他離開房間時聳一下肩膀，第二天下午，他就會發(fā)現(xiàn)自己已經(jīng)在去西伯利亞的路上了。”        

元帥與上校

        關于“三巨頭”的逸事，流傳最廣的發(fā)生在德黑蘭會議期間。那次會議中，斯大林不斷向羅斯福和丘吉爾提要求，兩人準備戲耍一下斯大林。一次會議前，丘吉爾說：“我夢見自己成了世界主宰?！绷_斯福則說，他夢見自己成了宇宙主宰，然后問斯大林做了什么夢。斯大林慢條斯理地說：“我夢見，我既沒有批準對丘吉爾先生的任命，也沒有批準對羅斯福先生的任命?！?/p>

        近三十年后，蘇聯(lián)作家丘耶夫向莫洛托夫求證這個故事，莫洛托夫回答：“有過這類故事，只是說法略有不同?！?/p>

        雅爾塔會議上，羅斯福一直是西裝領帶，斯大林著元帥戎裝，丘吉爾穿上校軍服。其實，丘吉爾在軍中服役的最高軍銜是中校，但在1941年被皇家第四胡薩爾輕騎兵團尊為榮譽上校，他頗以此為榮。

        上校的帝國榮譽感很強，同時他也是一個徹底的殖民主義者。當美國提議未來應該就殖民地和附屬國的托管問題進行磋商時，丘吉爾馬上反對，他不允許不列顛任何一小塊殖民地被討論。美國國務卿趕緊向他保證，這里的殖民地不涉及不列顛，丘吉爾才放心：“如果談的是敵人的領土，那就沒問題?！?/p>

        會議上，常常是斯大林寡言而鎮(zhèn)靜，丘吉爾啰嗦而暴躁，羅斯福則周旋其中，充當和事佬。

        丘吉爾常常與斯大林發(fā)生沖突。在德國賠償問題上，丘吉爾打了兩個“馬兒”和“汽車”的比方，全都被斯大林頂了回去。最后，丘吉爾使用了斯大林熟悉的共產(chǎn)主義語言，說他喜歡“各取所需、各盡所能：各國各取所需，德國盡其所能”。

        斯大林不喜歡丘吉爾在他面前班門弄斧：“我喜歡另外一個原則：按功取償。”

        這種綿里藏針的對話，在五個月后的波茨坦會議上就露骨得多。莫洛托夫回憶說，再次談及波蘭東部邊界時，斯大林說他不管什么“寇松線”還是“莫洛托夫-里賓特洛甫線”：“你們愛怎么稱呼就怎么稱呼，但是我們的國界從這兒穿過?！?/p>

        丘吉爾高聲反對：“但是利沃夫從來不是俄國的城市啊?！?/p>

        “那華沙曾經(jīng)是俄國的城市?！彼勾罅制叫撵o氣地回敬了一句。

        只有在對納粹戰(zhàn)犯的態(tài)度上，元帥和上校的態(tài)度才一致。斯大林曾說，要槍斃五萬名德國軍官才能消滅納粹的軍國主義。丘吉爾認為，戰(zhàn)犯的審判應該是政治行動而不是法律行動，最好一抓住他們就立刻槍斃，“不過事先得保密，免得戰(zhàn)犯先對盟國的戰(zhàn)俘報復”。最后，是美國力主采取法律手段，才有了后來的紐倫堡審判。

        蘇聯(lián)想剜德國的肉補償給波蘭，以便把自己的國界西移。丘吉爾則認為，不能給“波蘭鵝”吃太多，否則容易“消化不良”。

        羅斯福支持丘吉爾在波蘭問題上的看法，同時又支持蘇聯(lián)在遠東的利益要求。

        時任蘇聯(lián)駐美大使葛羅米柯記得，他在會議后期的某天早晨接到了羅斯福送給斯大林的密信，信中承認了蘇聯(lián)在遠東的權益。葛羅米柯親自將這封信口譯給斯大林。元帥極為滿意，他不停地一邊踱步，一邊贊許說“很好”。突然，他問葛羅米柯：“據(jù)您看，羅斯福是個聰明人嗎？”

        葛羅米柯明白最高統(tǒng)帥的心思，他以一篇長談大論贊許了羅斯福。斯大林聽罷，臉上浮現(xiàn)出“贊許的微笑”，說：“他做的多么巧妙啊。是的，一切都恰到好處。”        

“查查”酒和“約大叔”

        除了政治，三巨頭也分享一些生活瑣事。斯大林有一次問英美貴賓：“你們知道叫‘查查’的格魯吉亞白葡萄酒嗎？”格魯吉亞是斯大林的家鄉(xiāng)。丘吉爾雖然海量，但并不知道這種酒，于是立刻表示了興趣：“那么，怎樣才能品嘗到這種酒呢？”第二天，斯大林給他們送去了這種酒。

        看似輕松的晚宴有時被搞得很緊張。2月10日的晚宴，輪到丘吉爾主持。在斯大林和羅斯福到來之前，一個班的蘇聯(lián)士兵提前來到丘吉爾下榻的沃隆佐夫別墅，立刻把宴會廳的門鎖上，將大廳搜查了一遍，桌子底下和墻壁后面都沒放過。

        也許是丘吉爾不太舒服，想找機會報復一下。在斯大林做東的一次宴會上，元帥舉杯祝英王健康，丘吉爾認為只要為三國元首干杯就好。得到允許后，首相舉杯說：“我祝英王陛下、美國總統(tǒng)、加里寧主席，三國的三位元首健康。”

       在蘇聯(lián)，自從十月革命后直到他去世（1946年6月），蘇聯(lián)中央執(zhí)行委員會主席加里寧一直是蘇聯(lián)名義上的元首，盡管斯大林才是真正的“一號”。

        丘吉爾在回憶錄里講了一件尷尬事。本來，他和羅斯福之間的通信中經(jīng)常稱呼斯大林為“約大叔”，不料羅斯福在宴會上講了出來，弄得氣氛尷尬。盡管斯大林知道這些，仍舊很憤怒：“我什么時候可以離席。”貝爾納斯及時解了圍：“談到山姆大叔，你畢竟是不介意的，那么約大叔有什么不好呢？”

        丘吉爾的長篇大論并沒有給英國帶來什么好處，談判桌上的一切都可以不算，國家利益與實力決定了外交政策和成果。這一點，艾登看得比丘吉爾更清楚。

        艾登在馬耳他時就提醒美國佬：“如果蘇聯(lián)要投身遠東戰(zhàn)爭，不過是因為他們覺得這樣做有好處，我們有什么必要向他們付出高代價呢？”

        羅斯福同斯大林商談的遠東協(xié)定極其保密，在羅斯福的隨員中，只有海軍上將李海知道協(xié)定全文，連國務卿斯退丁紐斯也不知道。丘吉爾避免涉入遠東問題，他僅僅是“被動地”在協(xié)議上簽了字。

        在蘇聯(lián)，雅爾塔會議被大肆宣揚，《真理報》社論說雅爾塔會議已經(jīng)證明，“三大國同盟不僅擁有歷史上的昨天和勝利的今天，而且還擁有偉大的明天”，《消息報》則稱它為“當代最偉大的政治事件”。但在西方，尤其是隨著事態(tài)的發(fā)展，雅爾塔的會議成果越來越遭到強烈質(zhì)疑，以至于“雅爾塔”成為一個貶義詞。

        斯大林在雅爾塔會議上獲利最多，但仍不太滿意。莫洛托夫在1975年回憶時說，他拿著美國人的草案找斯大林：“好像有點過頭?！彼勾罅终f：“沒關系，沒關系。你們?nèi)ゼ庸ぐ?，我們以后可以照自己的方式去?zhí)行，關鍵在于力量對比?！?/p>

        事后果然如此。德國還沒投降，英美就和蘇聯(lián)在波蘭問題上翻了臉。

        有時，歷史的確暗合于某種命運。會議之前先有英國代表團的厄運，而會議之后，厄運降臨到美國代表團身上。歸途中，霍普金斯生了大病，總統(tǒng)的副官心臟病發(fā)作死在船上。原本就身體虛弱的總統(tǒng)回國后做了一次報告，不久就在溫泉城猝然去世。

        主要參考資料：

        《德黑蘭、雅爾塔、波茨坦會議文件集》，三聯(lián)書店

        《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回憶錄》，丘吉爾，譯林出版社

        《雅爾塔：影響世界格局和歷史進程的八天》，浦洛基，江蘇文藝出版社

        《哈里曼回憶錄》，哈里曼，上海人民出版社

        《美國、英國和俄國：他們的合作與沖突》，麥克尼爾，上海譯文出版社

        《葛羅米柯回憶錄》，葛羅米柯，世界知識出版社

        《同莫洛托夫的140次談話》，丘耶夫，新華出版社

        《艾登回憶錄》，安東尼.艾登，上海譯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