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長期以來，傳統(tǒng)中國是專制國家這個說法作為不證自明的論斷被大多數(shù)人接受。清華大學(xué)歷史系教授侯旭東在其文章《中國古代專制主義說的知識考古》中對“專制”說的產(chǎn)生、傳播過程進行了考察，重新思考自近代以來流行中國的“專制”說。

        近日，中西書局出版《近觀中古史：侯旭東自選集》，其中即收錄此文，澎湃新聞（www.school126.cn）就此問題采訪侯旭東教授。        

清華大學(xué)歷史系教授侯旭東

        澎湃新聞：長時間以來，我們都認為中國自秦代以來即是專制主義中央集權(quán)的國家，這是中學(xué)教科書就已形成的“常識”。這個“常識”是何時開始出現(xiàn)的？

        侯旭東：這個“常識”清末就開始在國內(nèi)傳播，初步形成于民國時期。1904-1906年分三冊出版的夏曾佑著《最新中學(xué)中國歷史教科書》中涉及秦以后的很多問題，都使用了“專制”或“專制政體”的說法。此后，不少歷史教科書都有類似的表述，我看過的有：

        1914年鐘毓龍編的《新編本國史教本》第二編第一章第一節(jié)“秦之內(nèi)治”（上海：中華書局，1914年初版，我看到的是1920年出的第16版）。

        1924年顧頡剛、王鐘陵編，胡適校訂的《現(xiàn)代初中教科書?本國史》（中冊，上海：商務(wù)印書館，1924年）。

        1932年周予同著《開明本國史教本》上冊，第三編“中古史——中央集權(quán)制的確立與平民革命的暴興”（上海：開明書店，1932年，第60頁）。

        1933年出版的金兆梓著《新中華本國史》上編，第三章“政治的演化”（上海：中華書局，1933年，第108頁）。

        沒有看到的自然還有不少，不過，可以推想，帶有類似提法的一定不少。不過，那時能接受新式中學(xué)教育的人還是少數(shù)，在4億國民中這類人的比例不大，因此這一說法的影響很有限。

        

        1949年以后，隨著小學(xué)、中學(xué)教育的逐漸普及，以及這一論斷進入1956年以后的各版中學(xué)歷史教學(xué)大綱，這一說法成為中學(xué)歷史教科書中的“標配”，經(jīng)過幾十年來年復(fù)一年的課堂教學(xué)，植入人心。       

        澎湃新聞：民國思想界如何思考中國歷史上的“專制政體”？

        侯旭東：當時無論思想背景是左還是右，推崇自由主義，還是共產(chǎn)主義，除錢穆之外，各派都一致認定中國自秦代以來的王朝時期，一直到清末，二千多年都屬于“專制政體”，皇帝是“專制皇帝”。1940年代末，王亞南《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的一番話，道出了當時思想界對這一問題的看法：

        “新舊歷史學(xué)家、社會史家已公認秦代是中國專制政體發(fā)軔的朝代。而由秦以后，直到現(xiàn)代化開始的清代，其間經(jīng)歷二千余年的長期歲月，除了極少數(shù)的場合外，中國的政治形態(tài)并沒有了不起的變更，換言之，即一直是受著專制政體—官僚政治的支配?！?/p>

        說是“公認”一點也不錯。當時唯一持不同看法，且站出來唱反調(diào)的是錢穆。目前所見，至少從1939年起，錢先生就反復(fù)撰文批駁這種看法（見于他的《國史大綱》、1941年10月在《思想與時代》發(fā)表的《中國傳統(tǒng)政治與儒家思想》、1945年3月發(fā)表在《東方雜志》的《中國傳統(tǒng)政制與五權(quán)憲法》等），認為稱中國傳統(tǒng)政治為“專制”是“自鄙”，在他看來，中國的政權(quán)屬于“信托政權(quán)”，后來還提出其他不同的說法，如“士人政府”，甚至“民主政體”等，不過，錢穆的說法一出，就遭到來自不同陣營的蕭公權(quán)、胡繩的批駁。

        

        澎湃新聞：“專制”最初是如何傳入中國的？

        侯旭東：應(yīng)該說是用來指代despot, despotic, despotism這一含義的“專制”是如何傳入中國的。因為“專制”是個古已有之的詞匯，《左傳》、《韓非子》等先秦文獻中就多次出現(xiàn)。那時它的含義和今天的流行意義有很大的不同，指大臣或太后、外戚、宦官之類等掌管應(yīng)屬于君主的職權(quán)，又分為受命專制和不受命專制兩種。這個詞和despot聯(lián)系在一起，是來源于日本明治維新后對西方政體概念的翻譯。

        日本古代文獻中也有“專制”一詞，含義和中國古代一樣。江戶時代后期日本開始了解和翻譯西方政治學(xué)著作，接觸到西文中的despotism一詞，幾經(jīng)反復(fù)，最后采用舊有的“專制”一詞來與“despotism”對應(yīng)，時間大概是在1876年日本人何禮之日譯孟德斯鳩的《論法的精神》（當時譯作《萬法精理》）。這本書中不但使用這個概念，還有中華帝國是專制國的說法。此后，日文中“專制”便開始帶有政體的含義，并成為落后政體的代名詞。

        甲午戰(zhàn)敗后，中國人開始到日本留學(xué)，接觸到這一觀念與關(guān)于中國的論斷，時間是1899年，目前看到最早使用這個概念的是梁啟超，目前看到的最早出處是1899年4月20日的《清議報》，他在譯作《各國憲法異同論》的前言中使用了“專制政體”一語。

        1901年以后，越來越多的留日中國知識分子，不論派別，從革命派到保守派，都接受了這一說法與論斷。借助這批留學(xué)生，這個概念與論斷迅速傳入中國，辛亥革命前后，甚至很多清政府的官員也都在使用這一說法。        

        澎湃新聞：與“專制”直接相關(guān)的是“政體”，這樣一個對政體進行分類的概念為何在近代中國語境中具有“負面”意義？

        侯旭東：“專制政體”(despotism)概念是西方政治學(xué)上一個對政體進行分類的概念，最早可以追溯到亞里斯多德的《政治學(xué)》。這個概念為近代中國推翻清朝的革命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現(xiàn)在之所以要回過頭去進行“知識考古”，挖一挖這個概念生產(chǎn)、傳播的過程，是因為這個概念以及秦代以來是專制政體的論斷已經(jīng)成為學(xué)界研究不證自明的前提，也是廣大國民評判歷史的一把不言而喻的重要標尺。這是它帶來的最大危害。

        有一故事，略可見“專制說”的影響，也可說是危害。錢穆《師友雜憶》中回憶說：上個世紀30年代初，他在北大歷史學(xué)系教書，想開設(shè)中國政治制度史，系主任不同意，“大意謂中國秦以下政治，只是君主專制。今改民國，以前政治制度可勿再究”，錢穆反復(fù)爭取，才獲準開設(shè)。剛開設(shè)時竟只有人聽而無人選這門課，后來還是法學(xué)院院長動員了政治系的學(xué)生來選聽。

        現(xiàn)在一提到中國古代王朝時期的政治，大家就會不加思索地概括為“君主專制”，而且認為這個說法是正確的，這是一種帶有強烈價值判斷的論斷。抱著這樣的論斷去看歷史，就好比色盲的人看大千世界，有些顏色無法分清，看到的畫面總是帶有偏差。這種狀況無論對于認識過去，還是現(xiàn)實，都是有害的。

        我捋了一下這個概念與論斷的來龍去脈，發(fā)現(xiàn)其中問題多多，最關(guān)鍵的是當時接受這一論斷時，根本沒有時間與精力去進行思考與研究，出于革命的需要，如獲至寶，當作公理而接受下來的，而在西方這一說法的產(chǎn)生，也不是什么經(jīng)過認真研究后得到的結(jié)論。是先有結(jié)論，后找材料，論證的程序上存在問題。

        講了一大通，目的無非是提醒大家，現(xiàn)在需要把這個論斷放在一邊，重新回歸史料，去歸納中國古代政治運作的情況，重新考慮中國古代的政體該如何概括，不應(yīng)陷在西方的政體概念中無以自拔。盡管新的研究無法擺脫立場與前提，觀察角度一定會各有不同，但只要對自己的立場與角度有足夠的自覺，便可以更加貼切地把握過去。當然，秦以下的王朝史二千多年，要作的工作很多，需要的時間一定不會短，耐心必不可少。我也在朝這方向努力，不過，到現(xiàn)在也還不能說有什么成熟的答案。   

        澎湃新聞：您說，從西方的角度看，中國知識分子接受“專制”說是一種“自我東方化”。如何理解？

        侯旭東：這里借用了薩義德《東方學(xué)》的說法。西方人將中國視為專制帝國，是一種東方主義的描述，是一種曲解，中國知識分子不加分辨就接受這一論斷，實際是在替西方人宣揚東方主義學(xué)說，屬于自我矮化與自我貶低，即我說的“自我東方化”。這是近代以來以進化論為標尺，以西方為參照，強調(diào)傳統(tǒng)/現(xiàn)代二分，將中國過去視為傳統(tǒng)與落后的一個極端例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