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竹山先生在《人參帝國——清代人參的生產、消費與醫(yī)療》中將“人參”研究置于清代的政治、經濟、文化的背景下考察其流通，是目前較為完全的歷史呈現。他展示了這樣一個圖景：人參在清朝立國之前是女真族的重要財源，與明、朝鮮多有沖突，立國之后，逐漸將采辦管理制度化，通過打牲烏拉制、旗辦采參制以及收攏為國家直接管理的官采刨夫制管理開采人參事務。

制度設計雖嚴密，但依然逃不了官僚化的缺陷。面對資源耗盡，采參成本的增加，偷盜、逃匿始終難以做到有效管理，官員與地方勢力的勾結，牟取私利，大面積人參挖掘和秧參（種植物）與含鉛的泡丁充斥，高麗參浸潤礬糖水增重，以致現有的山參不足以供應到消費市場，凸顯出專制壟斷經濟的特征。在流通、消費市場，江南的溫補文化是人參消費增加的主要原因；人參價格因當時負責銷售的重要機構和內務府哄抬而價格高昂；人參專書的出現可以看到江南參商成功地塑造了幾個重要的品牌，完成了從生產到消費的流通閉環(huán)。蔣先生以此反省到人參的研究不僅應該是地區(qū)的歷史，更應放在全球史的視野下擴展到朝鮮、日本甚至北美的人參貿易。

蔣先生作為新文化史的重要推手，引介理論，評論著作頗有貢獻。架構的新文化史工作坊、新文化史部落格則多有宣導意義。在新文化史實踐上對人參研究從博士論文開始到現在，較有創(chuàng)見。就本書來說，我們至少可以看到值得稱贊的特征，這無疑是對國內研究一個重要的啟發(fā)。

第一，物質文化史視角的分析。這受Daniel Roche 影響，重視社會與文化分析方法、私人生活和公共生活的迫切需要以及物質文化中選擇行為所體現的準則。這表現在文章中對流通與消費關系的分析。另外的重要貢獻是分析江南溫補文化對人參消費的刺激。第二，新資料的擴展。蔣先生通過對大內檔案的閱讀，理清了參務細節(jié)上的不少問題。比如說，通過《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的解讀，發(fā)現了雍正皇帝打破官方長期壟斷，開放民間采人參，這對探索參務政策全貌增添了細節(jié)；將醫(yī)案、醫(yī)書納入解釋范圍，構建江南溫補用藥的情況。第三，通過考辨前人研究成果的細節(jié)，在人參販賣制度實踐的變化中發(fā)現了內務府在販賣人參過程中的角色。通過秧參案，看到了國家權力對人參采集的全面介入。對商人販賣官參的過程分析得比較細致，多有貢獻。

不過書的內容還是頗有值得商榷的地方，人參生產過程中，作者忽視了私挖人參對政策影響的深入探討。這個環(huán)節(jié)之所以重要，是因為他還會影響到下游的消費市場。這里可以提供的數據從人數到規(guī)模都是驚心的：康熙三十三年奉天將軍衙門咨盛京包衣佐領稱“去寧古塔烏拉等處偷挖人參之人一年將及三四萬，馬牛達七八萬。前去無業(yè)之人，在山居住一年需食七八石”，這達到合法采參的六倍。

而在數量上，可以見諸已有統(tǒng)計的雍正二年八十五點三兩，三年一千六百零二點八兩，七年一百九十八點一兩，九年九千二百三十六點八兩，十年十一年兩年內數量超過九千兩，十二年五千一百九十點六兩，十三年兩千余兩，乾隆六年四千兩，二十四年偷買三千二百七十二兩，寧古塔一千零四十五兩，以乾隆二十四年入庫人參五百四十六點一六斤計，盜采接近人參的一半（《雍正朝滿文朱批奏折全譯》《黑圖檔》《清高宗實錄》）。

而這些數據僅僅是浮在表面，根據李博先生估計分析，每個鏈條各個環(huán)節(jié)利潤，盜采占百分之四十，飛參人員占百分之二，剩余被參商和官員瓜分（李博《清代順治至嘉慶時期東北地區(qū)的私參活動》）。蔣在人參的貿易、價格與流通一章上有些許鋪陳私參流通的問題，但是沒有做進一步分析。私參與官僚體系共長，對制度與市場的影響究竟如何？這需要制度經濟學的分析才有較為清晰的圖像，這甚至可以影響到蔣書對秧參的討論。

因為整個政治經濟運作體系不清晰，各種角色的博弈合作缺少有效分析，其實很難如蔣所說，“到了嘉慶朝，現有的山參已經無法供應廣大的江南消費市場，取而代之的是秧參逐漸取代山參，成為下一波參務改革的導火線?！保?13頁）大量種植秧參的動力，未必只是文獻上所揭示的上繳壓力和市場需求原因，為何不是官、商共謀山參的結果？蔣書從整體的建構來看，從生產到消費缺乏有效的分析的框架，邏輯關聯不夠。因為沒有密切的關系數據、曲線分析，我們是很難看到相關性的。價格、稅收、通貨膨脹、政策、消費等如何同其相關的？交易成本、博弈關系如何發(fā)揮作用的？如果缺失這個環(huán)節(jié)，十分容易陷入某點影響結果的誤區(qū)。

同樣在流通、消費環(huán)節(jié)，一是缺乏其他地區(qū)的情況比照，私參畢竟也流通到山西、山東和廣東（213頁)；二是缺少結合對江南經濟史的觀察來理解人參的消費。

在流通過程中，人參變價的事情，筆者還搜集到其他資料，以豐富人參變價與地方經濟的交互影響，這些蔣書略過，實有重要問題可以探討，以深刻理解人參流通中的實際情形。陶澍接管人參變價任務后發(fā)現：“查兩淮奉發(fā)變價參斤已欠五年價銀未繳，其各年未繳價銀內丙戌、丁亥兩年除已解外，仍未繳銀三十四萬兩千六百四十兩三錢，戊子年未繳銀二十一萬四千六百九十兩八分，己丑未繳銀二十萬九千九百九十三兩四分，庚寅未繳銀十九萬六千六百八十四兩四錢，以上共該銀九十六萬四千七兩八分二分?！保ā短赵仆∠壬嗍琛罚?/p>

而這件事情與當時實際鹽政關聯頗多，兩淮在變賣方式上是售賣于鹽商，即為“派于下綱引內征解”，但是因為私鹽太盛，無人征解，于是只能挪用不夠充盈的庫款。內務府擔心拖欠的連鎖反應，震懾之下，湊請一分生息。經過陶的博弈之后才取消決定。直到最后才減輕任務，但仍然申斥兩淮以及粵海關“當認真督促，以限解交清年款，不準任意拖延，稍有蒂欠以應支發(fā)”。鴉片戰(zhàn)爭戰(zhàn)爭后，廣東的危機也因為經濟的影響，變價十分艱難。滕德永先生通過研究道光朝內務府人參變價的困難認識到，道光朝人參變價的困境，是整個清王朝經濟衰敗的結果。

那么在人參的消費中，又是怎樣的狀況呢？比如清代乾隆到嘉慶時期，江南物價上漲的因素或多或少成為人參價格變化的原因，因而論述消費文化影響似乎還不能排除有人參銷售本身刺激文化生成的可能。這還需要對醫(yī)學史各派情況的熟悉，對醫(yī)生與人參銷售、文化傳播因素的考量。同樣不能忽視禮物文化（書已提到）、巫術、宗教建構對人參形象的建構，這些都可以成為消費因素而被商家利用。

總體來說，我們還不能想象人參在生產到消費這個過程是如何關聯起來的。假如說各自成篇而為論文集，貢獻還是很大的。

另外，豆瓣朋友對第八章內容吐槽甚多，此不一一列舉。我看此章標題是“從人參史反思全球視野下的醫(yī)療史研究”，而具體內容從第241頁以后，與人參史全然無關。這個算不上反思，只是將作者之前發(fā)表的《“全球轉向”:全球視野下的醫(yī)療史研究初探》一文代入，用來作為本書的結論性章節(jié)，不太合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