盡管歷史通常不是這般講授的，人們還是可以認定：城市在塑造世界方面發(fā)揮了比帝國更重要的作用。從雅典到羅馬、巴黎、威尼斯、巴格達和北京，來自城市的理念和革新者已在人類生活中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記。城市將人類的智慧集中在相對小的地理區(qū)域內，推動了那種滋養(yǎng)創(chuàng)新和技術進步的互動交流。歷史上，城市一直是進步的驅動力；如今，隨著知識經濟取得了長足進展，在應對21世紀的諸多挑戰(zhàn)方面，城市篤定將發(fā)揮引領作用。

一百年前，地球上每十個人中大約有兩人生活在都市地區(qū)。到1990年，十個人中大約有四人。如今，超過一半的世界人口生活在都市地區(qū)，并且，到今天上小學的孩子四十歲時，將近70%的世界人口將生活在都市地區(qū)。那意味著，在今后幾十年間，另外會有大約25億人將成為都市居民。

當今世界的第一代都市人群正長大成人，因之，這個世界將愈發(fā)由都市價值觀來塑造，這些價值觀包括：勤勉、創(chuàng)新、企業(yè)家精神，以及最重要的自由和多元。對人類而言，那是希望滿滿的進展，并且是對壓迫和不寬容勢力的強有力抗衡，那些勢力興起于宗教狂熱之中，眼下正對民主國家的安全構成嚴重威脅。

隨著屬于都市一代的那些人成為各行各業(yè)的領軍人物，城市將不僅在文化上凸顯更加重要的意義，還將在政治上愈加強勢。影響力將逐漸偏離中央政府而趨向于城市，特別是在那些飽受官僚昏聵和政治僵化之苦的國家。

這一趨勢已經出現，在美國表現得最為明顯。1960年代晚期，國會開始削減對基礎設施的資金支持，這一錯誤加上制造業(yè)中就業(yè)機會的喪失，對城市造成了毀滅性打擊。然而，聯邦撤資也帶來了重要收益：城市最終認識到，失去聯邦資助后，最好的替代方案是地方的政策革新。

全球范圍內的城市已有同樣認知。隨之，很多這個世紀最重要的新倡議——從紐約市采用的吸煙禁令到波哥大市開創(chuàng)的快速公交系統(tǒng)——在城市中萌生。市長們正在將他們的市政廳轉變成政策實驗室，進行大規(guī)模試驗，實施宏大構想，以應對諸如氣候變化之類問題，而這些問題時常令中央政府四分五裂，無法正常運轉。（紐約市早在1988年就制定了第一份禁煙條例，首先禁止在公共廁所、出租車內吸煙。波哥大是哥倫比亞首都，其快速公交系統(tǒng)于1998年開始建設。文中“這個世紀”當指20世紀。——譯注）

吊詭的是，同樣的素質令城市成為推動政策轉變的活力四射的誘發(fā)因素，也令城市成為政治穩(wěn)定的源頭。如納西姆·塔勒布（Nassim Taleb）和格雷戈里·特雷弗敦（Gregory Treverton ）今年早些時候在《外交》雜志上所寫，國家的脆弱性源自“一種中央集權的治理體系、一種千篇一律的經濟、過多的債務和舉債經營、缺乏政治上的可變化性，并且未曾有過在過往震蕩中求生的歷史”。城市能夠抵消這些弱點中的每一項。從定義上講，城市是分權的力量，最強大的城市擁有多樣化的經濟、健康的資產負債表、擺脫了過度的黨派偏見而以實用主義姿態(tài)解決問題的傳統(tǒng)，以及經得住外部打擊的韌性，不論這種打擊是以金融危機、環(huán)境災難抑或恐怖主義襲擊的形式出現。（納西姆·塔勒布是黎巴嫩裔美國作家，著有《黑天鵝》；格雷戈里·特雷弗敦是美國安全專家，曾供職于蘭德公司。兩人合著的文章題為“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刊于《外交》雜志2015年1/2月號。——譯注）

在塑造世界方面，城市發(fā)揮了較帝國更為重要的作用。相較于以往，城市還進行了更多跨越國界的溝通和協(xié)作：分享觀念；結成聯盟；以及迫使它們的中央政府采納某些政策，比如巴西庫里提巴市（Curitiba）在城市廢物管理和教育方面進行的試驗，這些試驗正在地方層面證明其有效性。新的都市時代將見證人們采取更多舉措以減少貧困、改善健康狀況、提升生活標準，并推動和平。但隨之而來的包括氣候變化在內的諸多嚴肅挑戰(zhàn)，城市也必須開始面對。

競爭優(yōu)勢

城市排放的溫室氣體占全球溫室氣體排放總量的至少70%。鑒于90%的城市建于臨近海岸線的土地之上，城市還必須直面那些排放的終極后果所造成的最嚴重風險。因此，作為氣候變化的主要驅動力和最可能的受害者，城市同時具備對抗不測風險的手段就是適當的。

氣候變化呼喚各個社會迅速行動起來，并且，相較于中央政府，城市一般而言行動更加靈活敏捷，而中央政府更可能被特殊利益集團俘獲或者受到它們干擾而無法正常運轉，并傾向于以意識形態(tài)的而非實用主義的視角看待問題。

迅速采取行動的必要性以及與氣候變化相關的風險，均獲得了充分證明。海平面的上升與海洋溫度的升高一樣無可爭議。如2012年經歷颶風“桑迪”的紐約市所昭示的那樣，兩者均可成倍增加暴風的強度以及對沿海城市的破壞。再者，科學上的一致意見認為，更熱的溫度可能在農業(yè)方面造成重大紊亂并滋生疾病，令一些社群背井離鄉(xiāng)，并威脅到在生態(tài)系統(tǒng)和食物鏈中均發(fā)揮不可或缺作用的一些物種的生存。

無視這些威脅有可能只是將今天經濟進步的真正代價傳遞到下一代人那里?？v觀美國歷史，前后相繼的一代又一代人均做出了犧牲，這樣他們的孩子才可能享受到更高水準的生活。今天，整個世界必須正視這樣的需要：未來的世代優(yōu)先；但這一次，沒有什么犧牲是必須的。事實上，對抗氣候變化的最有效辦法，也是改善公共健康和提高生活水準的最佳方式。

從傳統(tǒng)上講，城市的經濟發(fā)展注重保留多個工業(yè)部門并以整套激勵方案吸引新的企業(yè)。但在新世紀，一種截然不同而遠為有效的模式已經出現：創(chuàng)造能吸引人力的條件是重中之重。如城市愈發(fā)展現的那樣，人才吸引資本的效力超過了資本吸引人才。人們希望居住在可以提供健康的、家庭友好型生活方式的社區(qū)：這樣的社區(qū)不只擁有優(yōu)質的學校和安全的街道，還擁有干凈的空氣、美麗的公園和四通八達的公共交通系統(tǒng)。并且，在人們希望去生活的地方，企業(yè)會想去投資。

對市長們而言，降低碳污染并非經濟上的負擔，而是提升競爭力所必須要做的事情。今年早些時候，北京宣布，它或許會關閉其燃煤的發(fā)電廠，因為那些發(fā)電廠創(chuàng)造的任何邊際財稅收益，都已被它們的凈成本所吞噬。凈成本包括醫(yī)療衛(wèi)生和被迫放棄的經濟投資方面的成本。對一座城市的商業(yè)環(huán)境來講，骯臟的空氣是一項重大的妨礙。

北京只是最新一個出于經濟原因而削減其溫室氣體排放的城市。事實上，本世紀城市治理方面最為重大的改變之一是，市長們已經認識到，推動私人投資需要保護公眾的健康。健康與經濟目標的一致，也是抗擊氣候變化過程中最為重大的進展。

市長們不再將經濟與環(huán)境視作主要是彼此對立沖突的當務之急，而是將兩者視作同一塊硬幣的兩面。他們之所以如此熱心地接受應對氣候變化的挑戰(zhàn)，將那些挑戰(zhàn)視作推動經濟增長的手段，并且他們在應對氣候變化時擁有可自行支配的諸多工具，原因即在于此。比如，簡單的種植樹木之舉，就能幫助臨近社區(qū)降溫并清潔空氣。在紐約市，2007年，我們與非盈利組織和企業(yè)聯手推出了一個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以在全市種植一百萬株樹。

交通運輸網絡的現代化可為城市提供最清潔的環(huán)境和經濟收益，在很多情形下這種收益也是最可觀的。從紐約市采用蒸汽發(fā)動機到舊金山市采用有軌纜車，涉及交通運輸時，城市總是革新者。近年來，自行車分享計劃為城市提供了全新的大眾交通網絡，更多城市正在投資研發(fā)電動巴士、節(jié)能計程車和電動車輛的充電樁。

建筑提供了另一個推動進步的重要機會。從倫敦到首爾，大城市已開始對其現存建筑進行大規(guī)模翻新，安裝從LED照明燈到供熱和制冷系統(tǒng)的所有設備，這些設備可以從建筑物所在地面之下吸收所需要的能源。在紐約市，我們曾鼓勵建筑物所有者將其屋頂漆成白色以節(jié)省降溫成本，加上其他措施，此舉幫助紐約市僅僅在八年間就將其碳排放降低了19%。

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城市也正在發(fā)揮引領作用。比如，新奧爾良市遭受颶風“卡特里娜”襲擊最嚴重的低九區(qū)（Lower Ninth Ward）在屋頂太陽能應用方面已走在全國前列。認識到紅樹林可以抗擊風暴潮后，孟買采取了高效行動，對紅樹加以保護和培植。在紐約市，颶風“桑迪”過后，我們曾開發(fā)并開始實施一套綜合性的長期計劃，以減輕重大暴風災害的影響。（卡特里娜颶風于2005年8月23日形成，8月31日消散，在美國本土造成1833人死亡，財產損失約1080億美元，路易斯安那州的新奧爾良市受災最嚴重。——譯注）

城市在應對氣候變化方面的引領地位還推動城市間合作達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由我擔任董事會主席的“C40全球應對氣候變化城市領袖群”（C40 Cities Climate Leadership Group）組織已聯合超過75個城市，致力于分享最優(yōu)實踐并發(fā)布經檢證的解決方案。隨著眾多碳減排項目已在遍布全球的城市展開，這種網絡策略正在發(fā)揮作用，證據是明顯的。比如，2011年，C40所屬城市中，僅有六座推行了自行車分享計劃。而到2013年，有36座城市推行了該計劃。如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Boris Johnson）2013年所言：“通過依托C40來分享最優(yōu)實踐，以及大膽借用其他城市的最佳理念，我們可以在氣候變化問題上有所行動，并為我們的居民改善生活質量?！?/p>

各城市還正通過“市長聯盟”（Compact of Mayors）組織攜手合作。該組織由C40及其他城市網絡發(fā)起，旨在幫助城市展示溫室氣體減排方面的重要進步，并要求城市自身對相關舉措的結果負責。該組織還給中央政府提供了更多證據，以設定雄心勃勃的環(huán)境目標并賦權于城市，令它們能夠在實現那些目標的過程中發(fā)揮引領作用。

預防氣候變化

2014年，一項由彭博慈善基金會（Bloomberg Philanthropies ）、C40以及斯德哥爾摩環(huán)境研究所（Stockholm Environment Institute）聯合進行的研究發(fā)現，假如全球城市積極行動起來，在各國中央政府目前正著手進行的工作之外，僅僅是15年內，它們每年就可以減少碳排放大約40億噸。那大致相當于消除了大約四分之一的當今源自煤炭的碳排放。（彭博慈善基金會由本文作者邁克爾·布隆伯格創(chuàng)辦，總部位于紐約，重點關注領域為環(huán)境、公共衛(wèi)生、藝術、政府創(chuàng)新和教育。布隆伯格已表示要將其目前大約價值270億美元財富的大部分捐出。斯德哥爾摩環(huán)境研究所成立于1989年，是國際性的非盈利、獨立研究機構?！g注）

事實上，氣候變化或許是第一個全球性問題，其成功解決將有賴于如何令民眾享受到諸如能源、水和交通之類城市服務。城市只是已開始抓住它們所擁有的機會進行改變，而這些改變可以令地方和全球獲益。到本世紀中期將建成的基礎設施數量，大約是今天全部可用基礎設施總量的四倍。

基礎設施網絡的現代化代價昂貴，但不必耗資靡費。城市政府正越來越多地求助于私人投資者以幫助這些項目融資，那是一種自然形成的伙伴關系。畢竟，大多數企業(yè)位于城市，而大多數城市臨近海岸線。市長和首席執(zhí)行官都有激勵，以減輕氣候變化造成的最壞影響。越來越多的國家和企業(yè)正意識到，令基礎設施低碳并且適應性強的增量成本，相對于經濟收益來講仍是適中的。

出于分享項目收益的考慮，企業(yè)正變得愈加渴望為基礎設施項目提供資本。政府與社會資本合作讓這一切成為可能；從令港口交通得以避開城市中心區(qū)街道的邁阿密新隧道建設，到中國汕頭市政府負責的實際上是新城的建設，該合作方式正在世界范圍內幫助大型建設項目融資。

在其他例子中，企業(yè)只是在要求政府清除阻礙它們投資和獲益的監(jiān)管障礙。比如，在美國，包括佛羅里達州在內，很多州的法律都阻止太陽能企業(yè)將他們的太陽能電池板出租給私人房主，即便那一模式在加州和其他地方已被證明是成功的。其他很多州如新罕布什爾州，阻止它們的公用事業(yè)公司進入市場尋求分布式可再生能源。這些人為制造的市場障礙傷害到消費者并妨礙了抗擊氣候變化的努力，而城市可以在推動清除那些障礙的過程中幫助發(fā)揮引領作用。

正如企業(yè)一般，城市政府也會遭遇阻止可持續(xù)投資的障礙。比如，要在資本市場上借債，城市需要有信用評級；但在美國和歐洲以外，很多城市缺乏這樣的評級。世界銀行估計，發(fā)展中世界的500個最大城市中，僅有5%的城市擁有國際認可的信用評級，僅有20%的城市擁有國內評級。然而，在交通、能源、廢物處理和水供應領域的基礎設施項目上，這些城市每年大約需要7000億美元。為這些城市提供信用渠道，有可能成為抗擊氣候變化、驅動經濟增長并改善公共健康的最有效方式之一。

解決這一問題理當相對容易。舉例來講，在秘魯，世界銀行幫助利馬市獲得了一個信用評級，這樣，利馬可以募集1.3億美元對其快速公交系統(tǒng)進行升級改造。新的公交系統(tǒng)將大幅降低碳污染，并幫助減少交通擁堵，從而為企業(yè)省下金錢并提高生產率。該項目還是象征經濟、環(huán)境和健康方面的目標可以自然實現齊頭并進的另一個例子。

國家也可以賦權于城市，推動它們實現這樣的目標，辦法是放手讓它們監(jiān)管自身的電力供應。包括芝加哥、西雅圖、赫爾辛基和多倫多在內的一些城市的市長，他們對其城市的能源供應享有形式多樣的影響力。一些城市自己擁有電力供應，其他一些城市擁有配電系統(tǒng)，另外有一些城市有權與任何它們選中的獨立發(fā)電企業(yè)簽署供電合同。中國政府已授予諸如深圳這樣的大城市更多權力，用煤炭換取更清潔的能源。在丹麥，中央政府決定授予哥本哈根獨立的監(jiān)管權。這座城市現在正在邁向全面的無碳污染，其目標是在十年內實現凈排放為零。

中央政府并未很快就下放權力，但當它們意識到國家利益與地方控制可以并行不悖，它們也就正在更頻繁地下放權力。隨著當今世界變得愈發(fā)都市化，隨著城市之間的溝通愈發(fā)密切，推動最優(yōu)實踐的傳播跨越國界，那一趨勢將只會加速。

對國家而言，容納日漸壯大的都市居住者隊伍將是不小的挑戰(zhàn)。多數情形下，城市人口的擴張速度超出了陳舊基礎設施所能容納的限度，或者根本就沒有基礎設施。然而，技術進步正令基礎設施領域出現革命性進展成為可能，那將令發(fā)展中世界的城市在建設現代大都會的過程中能夠趕上甚至超越已發(fā)展成熟的城市。

關于這一點，沒有什么例子比太陽能更有說服力了，太陽能設備可以為政府節(jié)省建設昂貴新能源傳輸網絡的花費。集中建設發(fā)電廠然后向某個地區(qū)供電，這種傳統(tǒng)模式通常耗費巨大。以太陽能作動力的微型電網和其他系統(tǒng)能夠遠為高效地傳遞能源。

未能對城市人口爆炸未雨綢繆的國家和城市，勢必承受滋生貧民窟或者惡化貧民窟狀況的風險，而貧民窟的狀況會嚇退投資者，維持那種一直就有的下層社會，并妨礙國家進步。未雨綢繆的最佳方式并非推行自上而下、一體適用、集權于中央的計劃，而是賦權于城市，令城市能夠自己解決問題，投資于它們的未來，并善用其居民的潛能。

都市一代人面對的挑戰(zhàn)——建設適應新型都市文明的現代城市——異常艱巨而又重大。城市實踐的成功將在全球范圍內拓展繁榮，城市中的革新將幫助打破發(fā)達世界與發(fā)展中世界之間的差別。城市領導者必須足夠強大，樂于接納所有那些到城市中尋找機會的人士并加以同等對待，而非將他們視作二等公民；并且，在投資于基礎設施時必須具備足夠長遠的眼光，確保那些設施帶來最大限度經濟、環(huán)境和健康方面的收益。

在尋求氣候問題解決方案或政策的過程中，城市無法替代民族國家去減少貧困、改進安全、對抗疾病和拓展貿易。城市領導人追求的并不是替代他們的國家領導人，而是充當他們工作的全面伙伴——對這樣的安排，國家領導人愈發(fā)不僅視為有益，而且視為必要。

（作者系美國彭博有限合伙企業(yè)創(chuàng)始人、聯合國城市與氣候變化問題特使，曾于2002年至2013年間連續(xù)擔任紐約市長。本文原刊于美國《外交》雜志2015年9/10月號，原題：“City Century”。聽橋譯。）

出處：https://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2015-08-18/city-centu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