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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漢“雙十節(jié)”記憶:民國首個國慶日是如何誕生的
每年十月十日,是辛亥革命武昌起義的紀念日,也是民國時期的國慶節(jié)。國慶作為中國歷史上前所未有的新節(jié)日,其在現(xiàn)代國家意識形態(tài)架構的過程中,自然具有標志性的意義。而對于雙十革命的最初發(fā)生地武漢而言,這一節(jié)日更有特別的意義。
“雙十節(jié)”的誕生:湖北革命黨人力爭而來的國慶節(jié)
作為亞洲第一共和國,確立國慶節(jié)成了中華民國構建新國家意識形態(tài)的一項重大任務。其時,“國慶節(jié)”對中國人來說是前所未有的新事物,如何確立這一節(jié)日自然產生了諸多爭執(zhí)。
政府層面最早討論設立國慶節(jié)的問題是在1912年7月10日北京召開的臨時教育會議上。在這次會上,政府首先提出了設立國慶節(jié)的三個方案:清廷下詔遜位日、袁世凱就職大總統(tǒng)日和南北和議協(xié)定日。
面對這三個備選方案,來自湖北的教育代表,同時也是武昌首義的參與者李廉方當即表示抗議,并提出應以武昌首義日(即公歷10月10日)為國慶。對此提議,會場上最初出現(xiàn)了頗多反對意見,李廉方隨后再次發(fā)言,動情曉理地力陳其理由:美國的國慶日是宣告獨立的7月4日,法國的國慶日是巴黎市民攻占巴士底獄的7月14日。中華民國建立共和政體,正是追隨美、法革命的步伐,我們當然也應該學習它們的通行做法,以首義日為國慶日。

在李廉方慷慨演說后,全場態(tài)度為之一變,表決時四分之三的與會者贊成通過這一提議。隨后在9月底的參議院會議上,以雙十武昌首義日為國慶日的議案也獲得了通過。由此,經(jīng)過湖北革命黨人據(jù)理力爭,雙十終于正式成為中華民國國慶日。
1912年10月10日當天,除了首都北京舉行紀念活動外,首義之地武昌也舉辦了規(guī)模不菲的紀念大會,“踵事增華,不亞首都”。位于紫陽湖畔的前清皇殿改為“烈士祠”并被修葺一新,在祠內設立了紀念大會的主會場,入口和出口處懸掛這“幕開東瀛”、“政媲北美”匾額。祠內供奉有彭劉楊三烈士、湖南都督焦達峰等人遺像,而會場內外,更懸滿了眾多對聯(lián)。如黃興撰聯(lián):“江漢湯湯,這似水流年,常記取八月十九;風云郁郁,愿中華民國,繼自今萬歲千秋”。

在紫陽湖畔距離烈士祠不遠處有一座六角亭,名曰“勝利亭”。亭內立有一塊不大的漢白玉石碑,上書“民軍起義國慶碑”七字。這樣一塊樸實無華的石碑,正是民國元年雙十國慶留在武漢的珍貴見證物。
“民軍起義國慶碑”這一詞語組合,初讀似略顯怪異:為何不稱“民軍起義紀念碑”,或“中華民國國慶紀念碑”,而要將“民軍起義”與“國慶”組合在一起呢?這正是意在宣示:中華民國之國慶,不是系于誰的退位或就職,而是以民軍的首義為國慶。這一國慶首先是獻給這座城市的英雄市民的。這樣一塊紀念碑,可以與美國列克星敦獨立紀念碑、法國巴黎攻占巴士底獄紀念碑比肩,在中國幾千年王朝更替的歷史上,可以說具有劃時代的嶄新意義。
當然,首個國慶節(jié)之后,中國的情勢卻并不那么光明,首義之區(qū)武漢也同樣如此。在隨后的幾年時間里,武昌城“起義門”、“聚義門”又恢復了原本“中和門”、“通湘門”的名稱。至于為何復名?據(jù)說是因為段祺瑞認為“起義門”、“聚義門”兩個名字“致軍民腦筋易起浮動觀念”;而曾經(jīng)動議在武漢修建長江大橋以作為辛亥首義紀念橋的構想,也因為軍閥混戰(zhàn)而化為泡影;袁世凱稱帝時,“民軍起義國慶碑”也一度遭到毀損。

再克武昌:1926年首義之城進入國民黨時代
1926年夏,國民大革命的浪潮伴隨著北伐軍的行進開始席卷南中國。不到兩個月的時間里,北伐軍便兵臨武漢,分別于9月6日和7日攻克了長江北岸的漢口、漢陽,由于城墻堅固,8月底便被包圍的武昌城久攻不克。
不過,武昌城戰(zhàn)事的膠著并不影響國民政府和北伐軍在長江北岸熱烈情緒。在占領漢口的當日,國民黨便組織了數(shù)萬群眾參加的反英示威游行,抗議萬縣慘案。游行群眾包圍英租界,抗議口號聲震耳欲聾。
到了10月9日,北伐軍總司令部決定次日上午在漢口濟生三馬路舉行國慶市民大會。第二天市民大會如期舉行,會上突然傳來消息:吳佩孚軍繳械,武昌今晨已克復!頓時全場一片歡騰,氣氛熱烈至極。

武昌城是中華民國的誕生地,在武昌首義十五周年這一天攻克武昌,對國民黨而言自然是一個令人鼓舞的巧合。路透社描述了當日漢口的情形:“……民眾大會游行街市,慶祝國慶紀念日,各機關均懸燈結彩,全城之南軍旗幟蔽滿天空。”
這次市民大游行,從英租界開始橫穿了漢口市中心最繁華的街區(qū),直至夜間,仍有市民“提燈游行”,人潮不散。這一天的漢口出現(xiàn)了久違的市民熱潮,以至于緊張不已的英租界當局不得不全天戒嚴防備意外。
國民黨中央機關報《民國日報》這樣評論:“真正革命的勢力自民元年在武漢舉行一次國慶紀念以后,一直今年(十五年)國民黨的勢力因戰(zhàn)勝吳賊,又在武昌舉行十五年的國慶紀念節(jié)。在今年的紀念節(jié)當中,比以前十四個年的國慶紀念,其人民歡欣鼓舞之熱烈,當勝過萬萬倍?!?/p>

盡管武漢的第十五個雙十節(jié),在一次空前規(guī)模的群眾性狂歡中度過,但隨著國民黨時代的到來,雙十節(jié)在全國范圍內悄然發(fā)生著變化。自詡為“真正革命勢力”的國民黨,在隨后的“訓政”時代中,建立起一套民國以來最系統(tǒng)和強勢的意識形態(tài)體系。在這套體系之中,領袖和政黨的崇拜泛濫起來,“孫中山”開始成為雙十節(jié)的紀念主題。
在武昌蛇山南坡有一座首義公園,該園始建于1923年,是武漢歷史上第一座現(xiàn)代市民公園。建設首義公園的構想最早由章太炎于1922年提出,他同時提議在園內建立一座首義紀念碑,然而該園日后建成的第一座紀念碑卻是“總理孫中山先生紀念碑”。
與此同時,武漢市內的各種符號化的“中山”開始涌現(xiàn):漢口市第一公園改為“中山公園”,國立武昌大學改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同時政府訂制了兩尊孫中山銅像,分別安放于武昌閱馬場紅樓前和漢口三民路口,而武昌城墻拆除后新建的馬路也被命名為“中山路”。國民黨當局如此熱衷于制造“中山”符號,其主觀動機顯然不只是弘揚中山先生事跡。當“中山”幾乎成了武漢雙十節(jié)的唯一主題時,顯然與慶祝雙十節(jié)的初衷已經(jīng)發(fā)生了偏差。

落成之初的武昌蛇山首義公園“總理孫中山先生紀念碑”(左)中華民國湖北軍政府舊址前新建的孫中山銅像(右)
淪陷前夕的愛國狂歡:1938年再次沸騰的武漢城
在北伐之后十年的時間里,武漢城市發(fā)展取得了許多成就,可在這段漫長的“訓政”時代中,這座曾流淌著澎湃熱血的城市,卻平靜了十年。隨著全面抗戰(zhàn)的開始,武漢再次沸騰起來,成為世人矚目的焦點。
1937年底南京淪陷后,武漢成了中國事實上的戰(zhàn)時首都和抗戰(zhàn)大本營。在隨后的武漢抗戰(zhàn)時期,這里不僅是黨政軍要員和國共兩黨高層人士的云集之地,更成了全國文化抗戰(zhàn)和全民動員的中心。

在這一段崢嶸歲月中,武漢度過了第二十七個雙十節(jié)。盡管這一年的夏天,“保衛(wèi)大武漢”的熱潮高過了這座城市的溫度,但9月以來,武漢周邊戰(zhàn)局已日漸危急。當月28日夜,長江防線上的最后屏障——武穴田家鎮(zhèn)要塞失守,武漢門戶洞開。面對嚴峻的局面,緊張嚴肅的情緒也逐漸彌漫在市民周圍,武漢似乎已成了沸鼎危巢,就連當年的中秋節(jié),市民也“并無往年享樂景象”。
然而就在雙十前夜,前線開始傳來勝利消息,中央社稱“直至深夜,市民猶向本社探詢,其期待勝利之熱烈情緒,實非楮墨之可形容”。雙十當日,晴空萬里,上午九時許,薛岳兵團在贛北取得萬家?guī)X大捷的確切消息傳至武漢,籠罩全市的緊張氛圍頓時一掃而空,轉而進入了空前的沸騰浪潮之中。
第二天的《新華日報》報道了這日武漢的盛況:“這個消息似個火把,立刻燃著了漢市人們的心……漢市的民眾為這個勝利的消息興奮得發(fā)狂了,到處貼著捷報,到處響著鞭炮,電聲公司更在它的三層樓上裝置了擴音機,播送《義勇軍進行曲》等救亡歌曲。當那雄壯的歌聲發(fā)出,每個從它前面走過的人都像被音樂調整了步子,不后退的向敵人陣地沖進一樣。”

漢口三民路總理銅像、武昌彭劉楊三烈士紀念碑等地,成了鮮花和游行群眾的海洋。到了下午,漢口市內從蘭陵路口至民權路口的沿江路上,站滿了歡騰的民眾,蔣介石乘坐軍車檢閱了這數(shù)萬人的隊伍,其所到之處,歡呼不絕,聲徹云霄。入夜之后,游行群眾依然熱情不減,再次橫穿漢口市區(qū),聚集到三民路總理銅像前高唱歌曲。還有眾多民眾在不同的地點舉行了軍民聯(lián)歡會,氣氛蔚為熱烈。
繼1926年之后,武漢又一次在全城民眾大狂歡中度過了國慶節(jié)——同樣是捷報,此次面對外敵入侵所獲得的勝利,顯得尤為令人興奮,市民的愛國熱情取代了空泛沉悶的政治教條和偶像崇拜。
盡管萬家?guī)X大捷這樣的局部勝利,并不能扭轉武漢行將淪陷的大勢,但這場難得的勝利,仍是武漢雙十節(jié)歷史記憶中濃墨重彩的一筆。周恩來在《新華日報》當天發(fā)表《辛亥,北伐與抗戰(zhàn)》一文,其中動情地寫道:“長白山的雪,黃河揚子江的水,南海的波濤,蒙古西藏的高原,西北的風霜,將永遠伴著中華民族青天白日滿地紅的國徽,雄立于世界,萬世無疆,這應該是我們對雙十節(jié)永久的頌禱?!逼溲哉Z間所流露的,正是1938年武漢雙十節(jié)所洋溢的濃濃愛國情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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