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著名經(jīng)濟學家、上海社科院老院長張仲禮先生于2015年9月19日逝世，享年95歲。

張仲禮先生“中國紳士”研究堪稱經(jīng)典，開辟了學術研究的新領域，為我國人文社科研究做出了杰出的貢獻。

2004年2月，張仲禮先生曾在辦公室接受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副研究員施扣柱的采訪，后整理成文發(fā)表在《史林》2004年增刊上，全文近2萬字，包括“從和安初小到南模高小”、“工部局育才公學: 跳級讀初中與高中畢業(yè)考第一”、“圣約翰大學: 從醫(yī)預科到經(jīng)濟系”、“單車騎行, 一日數(shù)校兼教職”、“美國留學與教研: 華盛頓大學十二載”、“精于專業(yè)、不限于專業(yè)”等六部分。經(jīng)作者和《史林》編輯部授權，澎湃新聞（www.school126.cn）現(xiàn)刊發(fā)張仲禮先生談在美國華盛頓大學十二載留學和教研經(jīng)歷：

留學考試通過后，我申請了美國的3個大學，一個是哥倫比亞大學，一個是華盛頓大學，還有一個是科羅拉多大學。他們都要我去。市西中學的校長趙傳家是科羅拉多畢業(yè)的，他介紹我到科羅拉多去。相對來說，哥倫比亞大學和科羅拉多兩個大學比華盛頓大學要大一些，本來我也想到那兩個大學去。因為時間上稍微遲了一點，沒有去成。

我是1947年2月初出發(fā)的，當時沒有飛機，只能乘輪船，到美國去單程要花3個星期。等我到了西海岸舊金山，已經(jīng)快2月底了，那兩個大學已經(jīng)開學了，結果我就到了華盛頓大學。華盛頓大學雖然相對小一些，它卻有一個好處，就是學制比較靈活。它實行quarter system(學季制)，不是semester system (學期制)。quarter system(學季制)是一個學季一個學季上課，一年分4個學季，2月份去也不要緊，4月初新學季又開始了。夏天你要上課也可以。這樣畢業(yè)就快了，反正是學分制啦。所以我碩士課程完成得比較快。

當時和我一起到華盛頓大學學習的還有另一位圣約翰大學畢業(yè)生（現(xiàn)在是上海財經(jīng)大學的一個教授），后來他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去了。在美國轉學是比較容易的。先由轉學者自己提出申請，然后指導老師同意。其他很多問題，學生也有很大的自主性。

我的研究生專業(yè)是自己選擇的，后來很多獎學金也是自己申請的。留學生的自主性非常重要，自己要了解各種情況。我的獎學金申請被批準后，學費問題就解決了；以后再參加半天工作，生活經(jīng)費也比較有了著落。我這個半天工作實際上是相當好的，是在學校里面做research assisant (助理研究員)，跟著一個教授，這樣工作可以和我的專業(yè)學習結合起來。這個和我原來在中學、大學期間一面讀書、一面工作的經(jīng)歷也有關系。本來我一向就是這樣的，比較習慣快節(jié)奏與高強度的工作。當然也要有機會。那時華盛頓大學剛剛要擴大它的中國研究，我恰恰是研究中國問題的中國學者。

我讀碩士不是以經(jīng)濟史專業(yè)為主的，我的碩士論文是《關于改組中國證券市場的建議》。經(jīng)濟史是后來讀博士加上去的。因為可以和工作結合，和博士論文結合。博士學位拿到后，我曾在華盛頓大學經(jīng)濟系教過4年書，主要講授4門課程，一門是經(jīng)濟學原理，上大課；一門是美國的工業(yè)結構，一個中國人去講美國的工業(yè)結構(原來我學過這一課程)；一門是遠東經(jīng)濟問題, 一門是中國經(jīng)濟史。

美國的教授分為3檔: 助教授、副教授、正教授。實際上它對副教授已經(jīng)要求比較高的了，要求出版過2本書，出版過1本書可以評助教授，這個助教授等于我們的副教授。所以做到他的Associate Profesor，已經(jīng)給你tenure了，意思就是他不會隨便辭掉你了，除非出了什么問題，這個就叫終身教授。我回國時，已經(jīng)是終身教授了。

那時回國是因為中國解放了，還有一個原因我出國留學的時候本來就沒有準備呆長的，我的打算是碩士兩年讀完就回國。結果有了這個讀博士和做研究工作的機會，我就待下去了。一呆下去嘛，已經(jīng)解放了。在美國關于新中國的消息也是有的，就是不大迅捷。《華僑日報》等報紙能看得到。

為什么沒有想留在那邊？我去的時候就沒有打算留。當時我的1個孩子留在上海我哥哥那里，就是想不久還是要回來的。碩士畢業(yè)之后1948年我回來過一次，回來把愛人和大女兒一起帶過去，小的女兒太小了，只有2歲，帶出去不方便。而且美國方面的要求也多，多帶一個人，要求保證金多少多少的。我想去兩年就回來了，哥哥就同意由他幫忙管這個孩子。所以1個2歲的孩子留在上海，帶了一個5歲的孩子去。結果一呆下去又是10年。我一共實際上在美國待了12年，1947年初出去，到1958年底回來。

在美國上課、生活全都用英語，但是我中文還算沒有全部忘掉。我研究中國的歷史，清朝的歷史。備課有的是自己本來讀過的、熟悉的課；有的是要創(chuàng)新的。比如中國經(jīng)濟史，本來是吳大琨(后來中國人民大學的教授)教的。新中國剛成立之初，中美航運已經(jīng)不通，他通過英國、蘇聯(lián)等地繞道回國。他離開美國后，這門課空了一年。以后我再接上去，把它承擔下來。一個學季我一般上一門課。除了上課，自己另外還要做研究，我在做研究方面花的力氣最多。我做事是加倍的，晚上有的時候工作到11、12點鐘不稀奇的。我習慣了。

我在華盛頓大學的學習和研究條件比較好，那個時候研究生不多，經(jīng)濟系的研究生，碩士、博士加在一起也只有十幾個人。研究生不多，使用圖書資料方面就比較有利。我們的研究室很大，放六、七張桌子，我和吳大琨還有其他少數(shù)幾個人在那里工作。吳大琨回國以后，有一段時間，那么大的研究室里就是我一個人。這個研究室有一扇門可以直通學校圖書館，我查資料就方便多了。圖書館的那些中國資料，包括好多地方志啊，家譜啊，以前沒有什么人當真去用過。我就在那里耐心地逐一查閱，獲得了很有價值的史料。

美國對于社會科學類博士的要求很嚴格，攻讀自然科學博士學位規(guī)定是3年，社會科學類博士一般要花5年。在做博士論文前，先要通過相關科目的考試，才能獲得做博士論文的資格。這些考試是非常嚴格的。記得我曾有一門科目當時老師認為還不能夠通過，我有點想法。那位老師說：“你不要覺得有什么壓力，在我們美國，這是很平常的事情。我自己也是這樣走過來的。

之所以作這么嚴格的規(guī)定，就是要讓人知道，在美國讀博士不是那么容易的，美國博士的質量是很高的?！碑斎?個月以后我那門科目順利通過了，然后就開始著手做博士論文。相比之下，我們現(xiàn)在博士、碩士太多了，好像比較容易，這樣對質量會有影響。

其實，機遇要靠自己抓住，抓住機遇以后要苦干，要有信心。比如當時我做中國紳士的研究，估算紳士階層到底有多少人，有的時候也會遇到困難，一步一步算上去，有的時候缺半步不行呀，開始想不出，擱一擱。隔幾天再想，哎，得到一個竅門，找找什么資料，可以了。應該說我的那個博士論文選題和導師的要求有關系，但是他分了題目之后，我就自己干了。當時那邊是采取合作研究的方法，華盛頓大學遠東研究所我們那個歷史組不光是歷史學專業(yè)人員參加，還有其他學科的研究人員，有的是歷史學的，有的是地理學的，有的是社會學的，有的是經(jīng)濟學的，是這樣的合作。大家每學季總要拿出一點東西來討論，交流最新研究的情況，其他人會從不同學科的不同角度來提出意見和看法，蠻特別的。它這個叫co-operative project，和我們現(xiàn)在的合作意思是兩樣的。它是跨學科的，因為它是研究整個的社會，單純從一個方面看有的時候容易片面。你是搞經(jīng)濟學、經(jīng)濟史的，搞社會史的人看了你的文章會說，你怎么這個方面沒有看到，你不全面。他提出意見，也很好。它強調合作是這樣的含義。

我現(xiàn)在的合作也是這樣的，我們搞過的大的項目，《近代上海城市研究》、《東南沿海城市與中國近代化》等，不都是跨學科的嘛，所以把兩個所，歷史所、經(jīng)濟所的人員組織在一起，共同研究。我強調要求定性定量結合的研究，大家都做得不錯。……我的書里都有很多表格，《英美煙公司在華企業(yè)資料匯編)(共4冊)有20多張表格?！渡尺d集團》那本也有40幾張表格了。過去寫的《中國紳士》也好，《中國紳士收入》也好，都有好多表格。

我的博士論文出版之前，我的導師梅服士(Michael Franze )花了很大的精力，提出不少修改意見。一般學生的論著他不會這樣做的，當然這與書的基礎好有很大的關系，費正清這樣的華盛頓大學以外的著名學者都認可的嘛(華盛頓大學有個規(guī)定，博士生的論著一定要有學校以外的專家認可、推薦，認為達到出版水平，才能經(jīng)過修改后正式出版)。后來我導師自己沒有說，那個所長對我說:你的導師對于你的著作費了不少精力，你看關系怎么處理比較好。我說老師的確給了我很多幫助，有的時候是畫龍點睛的作用。不過書是我寫的，結構、內容、資料都是我自己搞的。那個所長就說:那就讓他(指我導師)寫一篇導言，表示他是我的指導老師，也起了作用了。這樣，總算這本書是單獨署我的名字，不然就不是我獨立的著作了。

我的另外一本專著經(jīng)賴肖爾推薦出版，也是我單獨署名。我還是比較幸運的。有的人到美國去留學，這方面就吃了虧了。我知道的一個人，本來也是我們社科院的碩士，到美國讀博士，結果他的論文被導師署名了，關系沒有處理好，博士沒畢業(yè)就去工作了?，F(xiàn)在他在美國做一些管理圖書的工作，和研究工作脫離了，很可惜的。在美國，這樣的導師也是有的。

在國外留學盡管很忙，我還是積極參加一些活動，包括一些學會活動。1947年我剛到美國不久，12月份太平洋沿岸各州大學就聯(lián)合召開經(jīng)濟學會，我自己跑去參加了。當時參加這個會議的大多是教授，研究生與會的不多。我不僅參加了這個會議，還寫了一篇報道，交給吳大琨。吳大琨當時還兼上?！督?jīng)濟周報》的主編。這樣，12月份剛結束的會，關于會議的報道在第二年1月份的上海《經(jīng)濟周報》就刊登出來了。我的這篇報道題目為《計劃經(jīng)濟還是市場經(jīng)濟》，當時有些外國的教授并不否定計劃經(jīng)濟，反而認為計劃經(jīng)濟好。

這是我第一篇發(fā)表的經(jīng)濟類的文章。那個時候美國大學的風氣比較開放。所以1949年我遇到研究生的選讀課要求自己選讀、寫一些報告，我就跟導師講，我想讀一點馬克思的著作，《共產(chǎn)黨宜言》啊什么。那個老師講，行行，都可以。所以我是在外國讀的馬克思主義。后來麥卡錫主義一來，就不行了，管得很厲害。戰(zhàn)后初期美國還是比較自由的，氣氛還不錯。華盛頓的大學里傾向于民主黨的比較多。杜魯門總統(tǒng)、肯尼迪(當時還是參議員)都到大學來演講，我都去聽過。經(jīng)濟學家弗里德曼講自由經(jīng)濟，加爾布雷斯講那個后工業(yè)社會的福利社會等，遇到這些學術大家來演講，我都抓住機會。政治方面的也好，學術方面的也好，我都去聽。

所以我在美國留學不是閉門讀書、兩耳不聞窗外事的。有些學生到了美國就是兩點一線，從住的地方到學校來上課，上完就回去了。結果對社會的情況不了解。說起來是留學美國，但對美國的情況并不了解。我這么忙，一邊學習，一邊兼職做助教，還抽出時間來參加各種活動。

這些經(jīng)歷對我后來擔任全國人大代表，了解政治、經(jīng)濟、文化、社會等各方面的情況，都有關系和幫助。我一向都是綜合性的概念，讀書不是一讀什么就完全鉆到這個專業(yè)里面?，F(xiàn)在大學里專業(yè)是越分越細。我們讀大學的時候，僅經(jīng)濟學就是7、8種課啦，有的課不需要我們上，我也去聽。

美國對碩士要求至少有3個方面，博士要求5個方面，知識面很廣。不像我們現(xiàn)在就是一個方面讀下去，只有專業(yè)方面讀下去，沒有綜合性的概念。我們那個華盛頓大學開設的課程，不要它的學分我都去旁聽。譬如勞工不是我的學科，我的學科中，經(jīng)濟學原理大家都要上，財政、國際經(jīng)濟和貿(mào)易，貨幣銀行學，還有經(jīng)濟史。經(jīng)濟史是讀博士加上去的，3個發(fā)展到5個。但是當時講授勞工問題的那個教授，是美國西北大學中的勞工問題專家。他來講課，我照樣去聽，還不止聽一門，一門是他的大課，一門是他專門給研究生講的課，后一門課我是旁聽，不要學分。這個老師他講，哎呀，你很專心，你去報一個嘛，再加一個學分嘛。我說不要加了，我的學分早已滿了，我不要學分。但是我照樣跟人家拿學分的同學一樣，課外自己選擇一個課題，向大家做一個報告。我去聽課完全不是為了湊滿學分，而是因為自己感興趣，盡管這門課已經(jīng)超過我的5個學科之外。

說到時間緊張、工作緊張嘛，我習慣了，比人家加倍努力啊。當然從另一個角度講呢，這與我愛人的支持很有關系。當時我應該說是全力以赴的，以后回國在社科院工作我也是抓得很緊，從早到晚完全是撲在事業(yè)上，午睡沒有的。我整天都在外面工作，家里完全交給我愛人了。她犧牲了自己，讓我專心工作。當然有的時候，也有點后悔。本來，如果在美國讀完大學，她也會有很多機會。那個時候沒有辦法，孩子太小。而且國外有規(guī)定的12歲以下的孩子不能讓他單獨關在家里，一定要有人照管。所以國外大學女教授中也有相當一部分在家?guī)Ш⒆拥?，在孩子身上花了很大的心血，等孩子大了再出去工作?/p>

當然我對孩子還是有影響的，孩子看到我在家里也是不斷地看書、寫東西。所以我的孩子也都是很喜歡學習的，成績也都很不錯。不是我壓著他們這樣的，這是身教。這跟我的家庭傳統(tǒng)也很有關系。我父親是工部局華童中學畢業(yè)的。他進華童中學恐怕還是在清末，那個時候讀中學也是不容易的。他自己孩子那么多，都是讀大學的。我在家里排行第二。我哥哥一早就起來讀書，我也受點影響。父親嚴嘛也不能講怎么樣嚴，但是還是起作用的。

【口述者簡介】張仲禮，1920年生，江蘇無錫人，1941年畢業(yè)于上海圣約翰大學。1948年、1953年先后獲得美國華盛頓大學經(jīng)濟學碩士、博士。曾任該大學經(jīng)濟系副教授、遠東研究所研究員?；貒髿v任上海社會科學院院長、顧問，第六一九屆全國人大代表。主要從事中國經(jīng)濟史方面的科研與教學，著述甚豐。

【整理者簡介】施扣柱，副研究員，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