渭濱離開我們?nèi)ュ羞b世外，已有一年了。料想在那里正安心地繼續(xù)寫他所崇拜的老師，《陳旭麓傳》有望殺青，一定覺得自己過得有滋有味?？疵髑迨咳藗饔?，那時很少有活過古稀之年的，我們已經(jīng)很幸運了。人都會有解脫世俗羈絆的一天，像盧梭所說的，訣別人生才可能獲取完全的自由。一生之中，能夠做的都去做了，所有是非恩怨、榮辱得失，瞬間甩得一干二凈；飛到那個地方去，無欲無求，無喜無悲，好話壞話都聽不到了，隨意說與思，任性讀與寫，這是何等的痛快！

渭濱長我一歲，向以兄長視之。雖平日往來甚稀，但惺惺相惜，心靈間的溝通有如神助，向無障礙。我相識渭濱比較晚。記得1988年12月1日晚，應(yīng)陳辛電話急召，慌慌張張奔赴師大二村陳府，室內(nèi)已經(jīng)坐滿了悲戚不已的陳門弟子，正在商議后事。不少我是第一次相見，其中包括國強。沈渭濱當時在座，經(jīng)介紹才知也是先生的門生。陳先生不喜歡自己弟子在系內(nèi)走動，平日管束甚嚴（個別暗中不受管束，有穿逾之心，先生竟未有察覺），所以好些人，過去我并不怎么熟悉，非華東師大出身的渭濱更是初次謀面。從此之后，“陳門”一詞不脛而走，邇遐相傳；因各種機會，我也慢慢走近了這一批“薪火傳承”者，逐漸對“陳門”有較深的了解。還不足三十年，經(jīng)歲月的洗滌，有立馬變臉批判先生學術(shù)的，有后來不愛惜同門情義自取其辱的，也有逐漸疏離先師宗旨曲學阿世的，此亦千古如此，殊不足怪。但自稱私淑弟子的渭濱，一直奉先生為再生父母，凡有關(guān)維護門風師教的，他都容不得半點沙子；見猥瑣詬穢，則拍案而起，敢怒敢言，有甚于嫡傳弟子，由此我對渭濱也就格外地敬重。

有一件事，我過去從未跟人說過。好多年之前，吳云溥還在主持《上海灘》雜志，舉辦一個座談會，于某處設(shè)宴款待客人。我從未為《上海灘》寫過稿，猜想是沈飛德好意推薦。席間，有位報界老編輯，很熟悉上海的掌故。他突然對著我說：“你知道嗎？上海灘學界，現(xiàn)今有三個畸人，你就是其中的一個。”自然，我當時莫名地驚愕，冷水澆背。在上海灘上才剛混跡十來年（大約八十年代開始），居然攤上一個怪怪的諢號，怎能不涼且酸？心里嘀咕：歸奇顧怪，無非是說有一股不合時流的壞癖性，入不了《儒林傳》，進不了《文苑志》，挑了個好聽的詞兒，叫做“畸人”。畢竟不熟，當時不敢深究來歷，便裝做好奇，打岔問：“那，另兩位是誰？”他立即報上大名：“李培棟，沈渭濱。你是老三。我們多次聽過你們在社科界會上的發(fā)言，不同于眾，朋友間便有此風議?！毕胂?，另兩位，相識后都非常講得來，正好合了臭味相投之諺。曾幾何時，碰在一起，侃侃而談，嬉笑怒罵，率性自為，而今卻先后離我而去，真不免感到有煢煢孑立、形影相吊的孤獨！

朋友間則喜歡笑稱渭濱為“鄉(xiāng)紳”，這倒是一個石骨鐵硬，經(jīng)得起推敲的諢號。他那講究的衣著拐杖，眉目之間，舉止派頭，都滿溢出紳士的風度，遠近有口皆碑。論做實事，他熱心為清代《蒲溪小志》和《紫隄村志》整理出版作長序，呼吁重視鄉(xiāng)鎮(zhèn)志的史學價值；積極顧問七寶老街的修復(fù)，書寫立石紀事碑文，告示后人切勿破壞歷史；又為新《七寶鎮(zhèn)志》的編纂把脈建言，撰寫家鄉(xiāng)蒲匯塘史實考訂文章，追本溯源，以水環(huán)境保護為念，等等，等等，都在自覺地把自己當作鄉(xiāng)紳來要求，身體力行，引以自傲。七寶鎮(zhèn)上的士民，也把渭濱當鄉(xiāng)紳那樣禮敬有加，走在街上，招呼不絕。若是討得他的墨寶，便喜不自勝，逢來客就拿出來炫耀，說這是沈老先生給我寫的。他不擺架子，不拂鄉(xiāng)親心意，有求必應(yīng)，說寫就寫。我早知道渭濱酷好書法，天天磨硯揮灑，卻從沒有見過他的墨跡。曾答應(yīng)給我寫一幅字，以為來日方長，未予催逼，至今卻缺了家藏一寶。

猶記得2007年仲秋，帶我們?nèi)⒂^他曾顧問設(shè)計的召稼樓鎮(zhèn)景點。特意繞過正門牌坊，從西邊秦裕伯路入口處進入，但見灰瓦青磚的門樓上，有一幅石鐫楹聯(lián)亮在眼前：“江流東瀉聞航頭潯聲，海光西映掩惠南沃野”，下署“沈渭濱題”。我便大叫起來：“好不風光啊！”此時，他果然露出了狡黠的微笑。渭濱時常有老頑童式的天真爛漫，講到自己的得意之處，形之于色，不加虛掩。平素不喜歡忸怩作態(tài)，恥于逢迎權(quán)貴闊佬，更不愿低三下四，人說其傲，也不冤枉。在官氣日濃、人情世故極深的學府與史壇上，因此而屢中暗箭，直至吃明虧，黃連在口，有言難辯，但他卻從不覺得有什么可以提防和后悔的。我就是我，喜怒哀樂一任由衷而發(fā)，這倒也是承襲了幾分古代鄉(xiāng)間狂士的癖性遺傳。

渭濱與我，一出生于上海七寶，一出生于昆山陳墓，市鎮(zhèn)所在亦同屬兄弟儕輩，天生有緣分。2007年9月，《探索與爭鳴》準備組織“保護古鎮(zhèn)”圓桌會議，大家都為此舉叫好點贊，公推渭濱做一方地主。到那天，集合了多名談話高手，在七寶茶樓上團團而座，品茗大侃。我倆忘情于高談闊論，幾近失態(tài)。幸好鄧公偉志幽雅有致，作了一篇高瞻遠矚的總結(jié)，據(jù)說后來曾獲得“關(guān)愛傳統(tǒng)文化的領(lǐng)導(dǎo)人的批示”（主編秦維憲語）。但若論鄉(xiāng)紳，究名責實，渭濱確實是，而我不是。我早早離開家鄉(xiāng)，長年漂泊異地，是典型的浪子在外，對家鄉(xiāng)無有任何貢獻。大概從廢科舉開始，鎮(zhèn)上的士子為謀生，陸續(xù)走出市鎮(zhèn)，成名發(fā)達均在外，從此就落腳于城市乃至海外。隨后子孫繁衍，后代都已經(jīng)不認得鄉(xiāng)下祖宗了。愈后則愈甚，我的情況只是其中的一個例子。進而再問，而今不仍然是如此，我們的學生有幾個返回鄉(xiāng)村老家的？像渭濱那樣，長期生活于斯，扎根本土，熱衷鄉(xiāng)土文化建設(shè)的，少之又少，真是民國以后的異數(shù)，碩果僅存的文化遺孑。重讀渭濱和我為這一期筆談所寫的文章，我們都深悉鄉(xiāng)村市鎮(zhèn)面臨的未來命運，字里行間滲出的是一種掩飾不住的悲哀與憂愁。看似為市鎮(zhèn)文脈的傳承打氣接力，積極建言建策，其實還不如說是在為最后鄉(xiāng)鎮(zhèn)文化的死絕送行，哭道情，唱挽歌。所以，在寫此悼文時，心里一直在問：渭濱之后，還會有鄉(xiāng)紳嗎？恐怕是最后的一個了。

（本文刊于2月21日《東方早報·上海書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