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剿說與偷語:古人著述也“抄襲”
近來,媒體接連爆出國內(nèi)高校學位論文的抄襲事件。在學術(shù)研究上,將別人的觀點重新表述而不注明出處,是剽竊,詞句連續(xù)四個詞以上重復(fù),是抄襲。1998年,一位喬治華盛頓大學的教授發(fā)現(xiàn)自己所授課程的期末論文中17%涉嫌抄襲。中國不像西方,不會因此造成危機,我們只是結(jié)構(gòu)性地與別人的文章相似罷了,比如山東大學、吉林大學、華中師范大學的那幾位,所謂結(jié)構(gòu)性相似就是除了摘要、目錄和致謝,其他都一樣。
那么古人抄不抄呢?抄,而且有時抄得頗為無恥。
漢代的抄襲事件
張舜徽先生說:“著書、作文,不自署名的風氣,一直到秦漢時期的學術(shù)界,還盛行著?!边@種風氣直到魏晉時期還有遺留,比如王弼《周易注》和徐幹的《中論》,其署名都是唐代學者后加上去的。直到唐代雕版印刷業(yè)形成氣候,逐步發(fā)展,“造極于趙宋之世”,署名才日益規(guī)范和嚴格。
最早的私人著作多是不署名的。據(jù)最早的圖書目錄《漢書·藝文志》記載,不僅“經(jīng)”部的大部頭只有注釋者而無作者,不少“子”書也“不知作者”,至于“數(shù)術(shù)略”之類,大部分更不知作者為誰了。《史記·老子韓非列傳》寫,秦始皇讀到《孤憤》《五蠹》篇,以為是先人遺著,感慨自己生得太晚,韓非同志趕緊跑到秦國說:“老子活著呢。”后來被李斯弄死在了監(jiān)獄里。

也因此,從先秦直到魏晉,文章著作不署名就給抄襲提供了巨大的操作空間?!抖Y記·曲禮上》言:“毋剿說,毋雷同?!编嵭⒃唬骸敖?,猶掣也。取人之說為己說?!边@一條若不是漢朝人后加的,那么先秦時就已有如此要求。但經(jīng)學重要啊,經(jīng),徑也,不只是學問的路徑,也是為官為宦、出將入相的進身之階,如果抄能獲得好處,干嘛不抄。
漢代“有賢良、文學之選”,讀書人通過經(jīng)術(shù)、文學選拔,可以入仕為官。“自武帝立五經(jīng)博土,開弟子員,設(shè)科射策,勸以官祿,迄于元始百有余年,傳業(yè)者浸盛,支葉蕃滋,一經(jīng)說至百余萬言,大師眾至千余人,蓋祿利之路然也。”在利益的驅(qū)動下,“諸生競利,作者鼎沸。其高者頗引經(jīng)訓風喻之言;下則連偶俗語,有類俳優(yōu);或竊成文,虛冒名氏”。
這樣的選拔究竟有多大公正性值得商榷,因為可以看到當了官的人往往并沒什么學問。東漢時有一位官員,連基本的公文“奏記”都寫不好,機緣之下得知梁國葛龔先生是公文高手,奏記一流,就拿著葛龔先生的模板一抄了之。但結(jié)果并不好,因為這個蠢蛋把葛龔名字也照抄上去了,被當笑話嘲笑了一千多年。這件事被唐代的劉知幾寫在《史通·因習》里:“遂盜葛龔所作而進之。既具錄他文,不知改易名姓。時人謂之曰:‘作奏雖工,宜去葛龔?!昂愂献缎α帧?,載之以為口實?!?/p>
因為沒有私人著作權(quán)這一概念,所以學術(shù)也受到很大影響。“六經(jīng)皆史也,古人不著書,古人未嘗離事而言理,六經(jīng)皆先王之政典也?!币簿褪钦f,六經(jīng)在漢朝被抬到了類似國憲的地位,政治制度、綱常禮教、典章制度,都以此為宗,學術(shù)討論也大多圍繞如何對其進行解釋展開。
漢初景帝時學術(shù)爭論很多,黃生與轅固生兩個人就在漢景帝面前爭論過湯武的行為究竟算受命還是篡殺,爭論不下。竇太后召見轅固,轅固直言《老子》書為“家人言耳”。。竇太后聽聞此言,勃然大怒,讓人把這位仁兄扔到豬圈里跟豬打架。轅固是詩學大家,對《詩經(jīng)》的闡釋有獨到之處。這則小插曲正說明一個問題,因為當時尚沒有私人著作的概念,經(jīng)學發(fā)達,各家闡釋不同,版本不同,爭來爭去,誰也不真的知道所據(jù)版本是否原版。因此學術(shù)討論往往各執(zhí)一詞,永遠沒有結(jié)果,最終只好將裁量權(quán)交給皇上。

白虎觀會議就是一例。東漢章帝在白虎觀會諸儒,講經(jīng)之異同,仿效“孝宣甘露石渠故事”,其結(jié)果是各地儒生都固執(zhí)自己的一套解釋學傳統(tǒng),相持不下,最終形成的《白虎通》雜糅不堪。由此看今文古文之爭也絕非偶然。這其中有多少篡改、修正和訛誤就不得而知了。后世追認“剽竊之祖”,也往往要說到漢朝,比如東漢班固。南宋史學家鄭樵在《通志·自序》里就說:“班固者,浮華之士也。全無學術(shù),專事剽竊。”
唐詩中的“偷語”
到魏晉南北朝,就出現(xiàn)了嚴重的學術(shù)不端行為。當時玄學之風尤熾,學問家們以注老莊為榮。竹林七賢之一的向秀就注了《莊子》,但未及發(fā)表《秋水》、《至樂》兩篇,向秀同志就去世了。郭象也是莊子注家,不知從哪里得到了向秀這兩篇注,心想人已經(jīng)死了,著作也發(fā)表了,這兩篇大可以據(jù)為己有,就改了名字發(fā)在自己的專著里,后來向秀所注全本《莊子》別本問世才真相大白。
這種風氣很快影響到了文學界,就拿唐詩來說,“偷語”之風盛行。所謂偷語,就是從別人那里得到好詞句,據(jù)為己有,或者受了啟發(fā),寫出跟原句相似度80%以上的詞句來。舉幾個例子吧。王勃《滕王閣序》乃千古名篇,“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也是人盡皆知的大名句,但很少人知道這句并不是十足的原創(chuàng)。庾信《馬射賦》就有“落花與芝蓋齊飛,楊柳共春旗一色”的詞句,而這是南梁文章,王勃那一句乃是“仿其語”。
這不算嚴重的例子?!度圃姟肥樟它S巢三首絕句,《題菊花》、《不第后賦菊》和《自題像》。前兩首不提,這第三首是這樣的:“記得當年草上飛,鐵衣著盡著僧衣。天津橋上無人識,獨倚欄干看落暉?!倍度圃姟贰霸【怼笔樟藘墒住吨嵌葞煛?,其中之一是這樣的:“三陷思明三突圍,鐵衣拋盡衲禪衣。天津橋上無人識,閑憑欄干望落暉?!痹≡缟邳S巢,說元稹抄黃巢似乎不可能,而黃巢這位同志本身絕句功夫不錯,前兩首都有名句,似乎也犯不上抄,這就是羅生門了。

當時的“偷語”現(xiàn)象已蔚然成風,嚴重到什么程度?《唐詩紀事》里有這么一個故事,中唐時有位詩人叫李播,《全唐詩》收了他一首五絕《見美人聞琴不聽》和一首七絕《見志》。此外還可知道他有一首《悼故妓》,全詩不見,只知道有兩句是“直應(yīng)人世無風月,始是心中忘卻時”。白居易有一首《對酒有懷寄李十九郎中》是這樣的:“往年江外拋桃葉,去歲樓中別柳枝。寂寞春來一杯酒,此情唯有李君知。吟君舊句情難忘,風月何時是盡時?!?/p>
當然這不算是剽竊了,因為這首詩就是寫給李播本人的,算是小情趣吧。李播有一次見了一位同姓的生員。這個生員按照慣例,拿自己的詩集出來做敲門磚,李播接過一看,發(fā)現(xiàn)很眼熟,鑒定一番后對生員說:“此吾未第時行卷也。”原來這個生員在江淮花一百錢從舊書店買了這一卷后一直冒充是自己的作品,行走江湖二十來年,沒想到在本主面前露餡了。江湖不是白混的,這個生員心態(tài)就很好,不僅囑咐李播不要把這件事說出去,還請他把其他作品的署名權(quán)也讓給自己,李播笑笑沒有說話。
不過話又說回來,這個生員拿著別人的作品行走江湖是一種手段,李播詩名很大但傳世作品很少,原因就是他把自己的手卷能送的都送了,作為交際為自己贏得當世之名,這就不是手段嗎?所以當時能有“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的說法,可見這類奇葩絕非偶然,大抵世情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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