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吳曉波:對任正非排隊等出租、宗慶后坐動車二等座你怎么看


任、宗兩先生,分別出生于1944年和1945年,都到了有人該給他們優(yōu)先排隊和讓座的年紀了。當然,更重要的是,他們均身價顯赫,任先生管理著中國最優(yōu)秀的企業(yè),宗先生在首富榜上梅開三度。
課堂上,有同學問我,你怎么看。
我說,如果是我,有司機接,不會去排隊等出租,有商務座,干嘛坐二等座。
第一類動機是被迫性的。
比如,恰巧那天司機跑錯機場了,任先生一生氣就自己去排隊等車,或者他有一個必須及時趕到的約會,再或者,他不知道還有一個叫滴滴的叫車工具,也許知道,也許不會用。
而宗先生坐二等座,也許是商務座的票被搶光了,秘書同學沒有能力弄到一張票,于是,獻上膝蓋,辛苦老板。
第二類動機是表演性的。
如果是這樣,那就要在PR(公關策劃)的范疇內(nèi)去討論了。
第三類動機是隨機性的。
任先生和宗先生都是隨性之人,他們并沒有覺得排隊等出租或坐二等座是多么突兀的事情,如果有司機來接或能坐商務座,當然最好,如果沒有,多挪幾腳,權當散步,坐坐二等座,還能逗鄰座的孩子玩。

也就是說,這是一種自律性行為,他們認為,無論權勢多大,身價多高,都應該保持艱苦樸素的作風,能節(jié)約一分,絕不只省五厘,將自己對物質(zhì)的追求降低到盡可能低的水平。而這種行為的本身,又帶有宣示的效應,他們將以此要求于自己的部屬,乃至示范于自己所在的階層。
值得展開討論的,當然是第四類動機,因為這兩張照片所激起的熱烈反響,只與此有關。
于是,歲月的殘酷,遲到的機遇,行業(yè)的慘烈,都在他們的性格中狠狠地烙上了狼性的一面。
在潛意識中,他們有與生俱來的末日感和危機感,對勝利抱持不惜一切代價的兇猛勁,惟有成功,以及持續(xù)的成功、再成功,方可以報復歲月對他們青春的剝奪。這些個性,造就了成吉思汗式的一代人物。
與此同時,青年時代的價值觀教育,更是讓他們成為集體主義和威權主義的信徒,對紀律的強調(diào),對權力的迷戀,對個性的鄙棄,對家庭生活的輕視,成為性格中無法剝離的部分。
這一代人對自己那么狠,大抵是因為年輕的時候,那個時代對他們太狠了。

這一代人自有非常讓人敬重的地方,任、宗兩先生在實業(yè)上的堅持,在戰(zhàn)略、營銷及管理上的創(chuàng)見,都是中國企業(yè)界寶貴的財富。可是,他們的生活觀和職場觀,卻不應該、也無法被繼承下來。
新一代的經(jīng)營者——也是當今中國企業(yè)世界的中堅力量,大多生長于1990年代之后的商業(yè)文明時期。對他們而言,意識形態(tài)斗爭和短缺經(jīng)濟只是遙遠的童年記憶,他們與這個時代兩不相欠。
在他們的人生之中,投身商業(yè)僅僅是生命價值實現(xiàn)的一部分,而絕不是全部。相對于抽象的“集體利益”,個人的價值更多的是以職務行為和股權的方式被呈現(xiàn)出來,兩者并無大小先后之分。
企業(yè)家的道德責任,與個人品性無關,更多的體現(xiàn)在彼得·德魯克所提示的四個方面:是否生產(chǎn)優(yōu)質(zhì)的商品,是否善待員工,是否合法納稅,是否成為社區(qū)與大自然的融洽者。
在日常生活層面上,他們尊重物質(zhì)文化,學會符合身份的消費,懂得用金錢去交換時間、犒勞自己和表達感恩。對優(yōu)質(zhì)服務及商品的購買及享用,是世俗生活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既不應該以奢靡的行為激怒其他階層的民眾,也沒有必要刻意地拒絕物質(zhì)享受。他們善待他人,亦同時善待自己。
因此在我看來,對任、宗兩先生的行為進行道德層面上的熱烈解讀,容易誤導出一種不合時宜的生活觀和職場觀,從而遮蔽了企業(yè)家的真實生存狀態(tài)。
本文發(fā)表于微信訂閱號“吳曉波頻道”,原題為:對這兩張照片你怎么看。澎湃新聞“翻書黨”經(jīng)授權轉載吳曉波頻道所有吳曉波專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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