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前，十五歲的自閉癥少年雷文鋒走失四個月后死于托養(yǎng)中心的新聞，再次讓自閉癥人群進入公眾視野。自2008年起，4月2日被聯(lián)合國定為“世界自閉癥關愛日”，據(jù)統(tǒng)計，在上世紀，自閉癥發(fā)病率僅為萬分之五，而在21世紀初，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的報告顯示，每88個孩子中就有一個被診斷為自閉癥譜系障礙。然而，“疾病”的背后總是有一套話語，我們如何定義疾病、看待疾病和診療疾病，都在一種社會所規(guī)范的框架之內。當面對自閉癥、精神病等等的“疾病的面孔”時，過去理性主義者會懼怕他們，把他們隔離、排斥甚至加害，而今天的人文主義更傾向于把他們按目前社會上“典型的人”的方向去塑造，讓他們在一個“功能性”的層面上與其他人相遇。在人文主義的虛假關懷之下，自閉癥被資本主義的消費產業(yè)鏈利用，被塑造成商業(yè)景觀和意識形態(tài)的載體，我們似乎只關注如何把他們塑造成社會所需要的“正常人”，而忽略的是他們自身的欲望和潛能。也許，精神分析可以提供我們一個新的視角，讓我們在“自閉癥”的標簽之下，看到他們更豐富的獨特性和發(fā)展可能性。

作為景觀的人文主義關懷

在4月2號世界自閉癥日，我參加了某商場舉行的一個“讓自閉癥發(fā)聲”的項目。節(jié)目編排表包括兒童歌唱、聾啞人舞蹈、高功能自閉癥的鋼琴表演等等。臺上兩個也是小朋友的主持人用官方的說辭褒獎節(jié)目的精彩，臺下的觀眾大多是服務自閉癥兒童的志愿者，似乎不多的路人愿意為此駐足。作為其中一個志愿者的我天真地以為在這個活動能夠和自閉癥的孩子和親屬有直接的接觸和交流，但我們被阻隔在舞臺的上下——他們是表演者，我們是消費者，共同組成了這個集中式的景觀，為周日的商場增添了字面意義上的“人氣”。我知道為了解決自閉癥家屬燃眉之急的經(jīng)濟問題，這些“秀”也是沒辦法的，但還是難免因沒有真正地聽到他們發(fā)出的聲音而感到失望。

這類的活動，在全國各地應該不在少數(shù)，在那里我們看不到自閉癥群體的苦難和真實的生活，看到的是他們被訓練的成果，看到的是作為“勵志”的典范。這很難不讓人想起馬戲團——一個侏儒、畸形人、精神病等邊緣人群聚集的地方。在馬戲團里，人與動物模糊了界線，他們無法像“人”一樣在這個社會上生存，他們要生存的話需要出賣自己的癥狀來滿足他人獵奇的心理，成為被看的客體，他們似乎算不上是“人”，而像是“人”的一種補充。

在17世紀中期，瘋癲的世界是被排斥的世界，一切與理性相左的形象都要被唾棄、排斥、隔離，那里的精神病治療所并沒有治療，人們進去是因為不再能成為社會的一部分。直到大約18世紀末至19世紀初，隨著人道主義和實證科學的到來，人們用懲罰性的系統(tǒng)開始對精神病人進行治療，試圖重新讓他們成為社會的一份子，但與此同時，也將一種道德審判放在她們身上（《精神疾病與心理學》66-70）。到了當代，我們對包括自閉癥在內的精神病患的行為訓練越來越彬彬有禮，也不會明顯、公開地對他們進行道德審判。但是這個號稱人人平等的人文主義轉向又引入了新的問題，它的平等不是人的平等，而是典型的、完善的人的平等——一般是中產白人異性戀，他們在社會有支配性的地位。而那些與這些模范的人不同的人，必須加以治療、訓練，以變得適應這個由“典型的人”所支配的社會。在人文社會里最重要的關注點不是人，而是典型的人以及其價值觀，在中國的語境里，可以叫作“模范公民”：克服自己的缺陷努力工作，貢獻社會，傳遞出人人只要刻苦都能成功的寓意。投在他們身上的這些政治光環(huán)都阻斷了與他們的真正相遇。所以今天的人文主義也只是一個理性主義的變種和延伸，兩者對“非正?！钡目謶质遣蛔兊?，期間的“進步”只是福柯所說的君王權力向規(guī)訓權力的轉變，從“讓你死”變成“讓你生”，從隔離到用正能量、獵奇景觀去遮蔽那些“疾病的面孔”主體性的存在。

行為主義的過失

上述的意識形態(tài)直接能體現(xiàn)在治療的方向和態(tài)度上，一部分自閉癥治療者關心的，只是自閉癥在多大程度上能遵守社會的規(guī)則，或者說為社會創(chuàng)造多少景觀。行為主義迎合了這個要求，所以在自閉癥的領域大行其道，即使在精神分析氣氛最濃厚的法國，行為主義與政府勾結試圖去壟斷這一領域的治療，尤其排斥精神分析用于治療自閉癥。（見《自閉癥的困局：法國ABA療法體制化幻想的破滅及評論》一文）這不難理解，一是因為其“專業(yè)化”的治療伴隨著的巨大利益，二是行為主義訓練出來的是便于人口的管理。相比之下精神分析的治療有時間和效果上的不確定性，給那些注重效率和看重“可重復性”的科學標準的人留下詬病的余地。

行為主義的治療聚焦于患者行為的層次，它的核心理論是通過獎勵-懲罰的條件反射系統(tǒng)增加被期待的行為出現(xiàn)的頻率（如禮貌行為），減少不期待的行為出現(xiàn)的頻率（如在公共場合大喊大叫），或塑造一項技能（如彈琴畫畫）。經(jīng)過一段時間的行為治療，或許我們能看到一個彬彬有禮的自閉癥小孩，但是從他們細微的表情和動作可以看到，他們正承受著巨大的焦慮和痛苦，刻板行為也是焦慮所體現(xiàn)的癥狀，只消除表面癥狀不顧內部的病因就等于讓發(fā)高燒的人正常工作，不顧其身體內部正劇烈地消耗著。

當然也有人會說，自閉癥目前是治不好的，我們能為自閉癥的孩子做的就是教會他們一項謀生的技能，減少他們父母的經(jīng)濟負擔。這個說法難以反駁，但我們不要忘記的是，在中國自閉癥的診斷有大規(guī)模的誤診（遵循“不能確定無，就診斷為有”的原則），精神分析家吉布爾在北京星星雨機構和自閉癥的孩子工作過后說，八成在中國診斷為自閉癥的患者在法國根本不會被診斷為自閉癥。如果那些被誤診的孩子們過早地使用行為主義的教條進行治療，以訓練代替了治療，那么他們身上活生生的潛能和獨特性可能會被遮蔽，因為投向他們的目光并不再是寬容、期盼、等待的目光，而是如同看待沒有生命之物那般機械的目光。

精神分析能否提供一種重新看待“自閉癥”的可能？

筆者未曾親自和自閉癥的患者工作過，但聽過一些非常有趣的案例。比如一個精神分析家拿著一個恐龍玩偶和一個自閉癥的孩子說，“這是誰的孩子呢？”那個從不會說話，也不會和別人有眼神接觸的孩子突然把目光放到了那恐龍身上，分析家把恐龍放到孩子的媽媽身上，孩子也跟了上去，然后他的媽媽把恐龍拿開而抱起孩子，分析家對孩子說：“原來恐龍不是媽媽的孩子，你才是媽媽的孩子。”這次治療之后，母子間的關系開始逐漸發(fā)生改變。

也許他的癥狀背后的原因，是母親對他的力比多投注不足。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論，自閉癥的小孩是沒有進入“鏡像階段”（大約在孩子6-18個月時期，還沒學會說話的時候）。在鏡像階段前，孩子的身體感覺是支離破碎的，仿佛處于焦慮不堪的混沌之中。而在這個階段里，母親作為隱喻的“鏡子”與小孩互動（在鏡子里會看到一個完整的自己，同樣在與母親的互動里小孩也能看到完整的自己），比如小孩拍手時，母親會說“我們的小寶貝鼓掌啦”，孩子因為會知道剛才動的是自己的手，剛才的聲音是自己發(fā)出的，同時這個或許是偶然的動作就此有了對應的意義。這會讓孩子從混亂無序的世界中走出來，分辨出自我的輪廓，這也為孩子學習語言打下基礎。如果母親在這個時期里沒有與孩子進行足夠的互動和關注，可能會成為自閉癥的原因。但必須補充的是，這只是一個理論上的假設，不具有普世的意義，有的孩子可能因為其他原因甚至是相反的原因——比如母親對孩子投注過多，雙方無意識中也不愿意與彼此分離，那么孩子也就會停留在鏡像階段前那個分不清自己和他人，所以一切分離都還沒發(fā)生的世界里。

但那個看恐龍的孩子也許不能被嚴格地診斷為自閉癥，因為他能夠對意義產生感知，他能夠把“孩子”這個詞與恐龍玩偶、自己、母親聯(lián)系起來了。由此可見他或許已經(jīng)進入了一個由語言和符號所組成的網(wǎng)絡之中，他本身也已經(jīng)是符號網(wǎng)絡的一部分。他的癥狀（可能是不說話、出現(xiàn)刻板動作）也許是一個要求的訊號，他要求母親注意和承認他的存在，要求母親和他互動，協(xié)助他和焦慮抗爭和建立邊界。如果母親察覺到這個信號，那么或許就有改變的機會。

在這個意義上，精神分析不是對患者的訓練和教育，而是像對所有參加精神分析的人一樣，去發(fā)現(xiàn)他欲望的所在，這個欲望是一種內在的沖動——他的目光投向恐龍孩子，是感覺它與自身有緊密的聯(lián)系，于是某種沖動升起來去回應它。也是在這一刻，他與其他有自閉癥癥狀的孩子都不同了，他展現(xiàn)了表面上每個患者都相似的癥狀背后獨特的意義，這個意義是建立在他與家人的獨特互動上的，而不只是一個普遍性上的。

與此不同，知識和技能的傳授都是帶有規(guī)訓性的，是外在的。也許自閉癥的兒童能像照相機那樣臨摹一幅畫、一字不漏背下電話本里的號碼，但這些令不明所以的觀眾驚呼神奇的技能也許與他的主體性無關，也就是說，與他的內在沖動是割裂的（所以藝術的創(chuàng)造性正是在于失誤，因為主體內在的沖動在場，失誤才可能發(fā)生），而諷刺的是這正是現(xiàn)在的社會所需要的。

后人類：新的共存?zhèn)惱?/strong>

顯然，人文主義在今天遇上了新的倫理問題，我們發(fā)現(xiàn)了那些美好的說辭背后隱藏起來的那些被屏蔽的面孔。意大利哲學家羅西·布拉依多蒂建議用“后人類”的概念來代替一個典型的人，在“普遍生命力”層面上讓所有存在平等，充分肯定每一個異質性存在的潛能。后人類是對人類的超越，是隨時準備與他者相遇并隨之改變的生成性姿態(tài)。在與這些他者相遇時，就仿佛進行著一場探險，或許是充滿無奈、沉悶、恐懼和憤懣，但我們必須足夠地耐心、仔細，容忍結論的時刻來臨之前的漫漫長夜，抵抗一切輕率地下判決的誘惑。成功的案例也不是沒有的，一些從自閉的癥狀走出來的人成為了作家、物理學家、心理學家、藝術家等等，盡管他們還是看起來“不太一樣”。

在這里，也許還需要拿出精神分析激進性的倫理：精神分析的主要目標并不是幫助病人融入社會，不是讓他們有更好的工作和人際關系，相反，要把癥狀作為現(xiàn)存社會的裂口，把被排除、被遮蔽的他者展現(xiàn)出其真正的面孔，這些他者的面孔是對所謂的正常人和現(xiàn)存社會倫理秩序的不可回避的質問，不是所謂的正常人去改造自閉癥，而是兩者互相刻寫、互相詢問彼此欲望的深淵。既然我們的社會被他者并還會不斷地被新的他者所刻寫，所以我們需要一次又一次地拋空原有的一切去面對他們，再去重新回答“我們如何共存下去”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