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間調回差不多九年前，在巴黎圣母院尚未失火的2013年5月，多米尼克·維納（Dominique Venner）在圣母院的教堂圣壇上留下一封信后，在眾目睽睽之下舉槍自殺。當時，和如今一樣一直在追求總統(tǒng)大位而不得的馬琳娜·勒龐很快對維納表示了敬意，她在推特上寫道：“向多米尼克·溫納致敬，試圖喚醒法國人民是他最后的杰出政治行動?！倍o念的維納，是法國極右翼的活躍人物，其在最后的博客中寫道：“法國很可能落入伊斯蘭主義者之手……（反對同性婚姻）的斗爭不能局限于反對同性婚姻……而應該是法國和歐洲人口的“大置換”（great replacement），一種對未來更具災難性的危險。”他選擇自殺來喚起更多的人去關注和反對移民，而非去糾纏同性婚姻合法化之類的自由主義主張。

當?shù)貢r間2022年4月24日，法國巴黎，媒體公布總統(tǒng)選舉第二輪投票的出口民調結果后，極右翼政黨“國民聯(lián)盟”候選人勒龐承認敗選。

維納所引述的“大置換”是一個極右派的陰謀論，指的是外來移民過高的生育率正在取代真正的白人歐洲人，其思想源頭來自于法國的“新右翼”運動，一支雖然已經發(fā)展多年但仍然只是地下潛流的極右思潮。他的自殺也并未掀起他所希望的社會大討論，更多的人只是把他當作一個反對同性婚姻的激進瘋子。畢竟那是2013年，進步主義看起來勢不可擋，勒龐依然在掙扎著試圖打入主流，在前一年的選舉中只敢主推反對全球化，而不敢過多利用自己父親創(chuàng)立的“國民陣線”多年來主打的反移民議題。

然而到了2022年，維納的主張已經成為了主流議題。馬琳娜·勒龐早已肆無忌憚地抨擊移民對法國文化的侵蝕，聲稱“一種超越單純全球化的意識形態(tài)，旨在使文化標準化，鼓勵游牧主義，使背井離鄉(xiāng)的人們從一個大陸永久地遷移到另一個大陸，使他們變得可以相互替換（interchangeable），而且從本質上，使他們變得無名（anonymous）”。勒龐不是在抨擊市場的全球化，更多是在借用多元主義反擊普世主義。勒龐所試圖煽動的恐懼根植于極右的個人主義：在大眾政治時代，個人特色會被抹消，人會變得不可辨別，喪失自我。而新右翼把這種恐懼嫁接到民族上，試圖以保護民族和個人的“不可替代性”來拒絕任何移民。而“大替代”就是這種恐懼的一種典型表達。

相比勒龐的語焉不詳，另一個極右候選人澤穆爾，以及傳統(tǒng)中右翼的候選人佩克雷斯甚至都直接使用了“大置換”來向選民說明外來移民的威脅。澤穆爾說自己的首要任務就是“阻止‘大置換’并與移民作斗爭”，佩克雷斯則說，“10年后，我們還會是世界第七大國嗎？我們會是一個主權國家，還是美國的附屬國、中國的貿易站？我們的國家將是統(tǒng)一的還是分裂的？面對這些至關重要的問題，無論是‘大降級’還是‘大置換’，都并非不可避免的。”這也代表了原本只屬于極右的陰謀論已經登堂入室，被納入主流中右政黨的討論空間。

不過即便勒龐刻意與“大置換”維持距離，作為素來以反移民著稱的極右代表人，其高票敗選還是可以說明敵視移民、特別是穆斯林移民，已經進入超過40%的法國選民的可接受范疇。

一些媒體、觀察者曾說，勒龐正在主流化，主動遠離一些中間派無法接受的主張，例如他父親就因為反猶、親納粹言論于2015年被她開除出黨。從父輩七十年代創(chuàng)立的“國民陣線”到今天的“國民聯(lián)盟”，勒龐家的右翼信仰雖然一脈相承，卻絕非一成不變，其折射的是法國極右翼逐漸擺脫法西斯主義影響，脫離了二戰(zhàn)后長期的邊緣化地位。而推動這一變化的背后，是在整整六十年前結束的阿爾及利亞獨立戰(zhàn)爭中，和老勒龐同時代的“新右翼”學派。

當“大置換”這樣源于極右邊緣的詞匯都能大行其道時，那個向玷污圣壇者致敬的勒龐，還有必要繼續(xù)粉飾自己嗎？

帝國崩潰，右翼凋敝

2022年4月24日，馬琳娜·勒龐第三次在法國總統(tǒng)大選中落敗，也是她的家族第八次落選，但日漸穩(wěn)固的得票基本盤也如她的敗選演講所言，“輸中有贏”。從和她反目的父親讓-馬力·勒龐開始，“勒龐”這個姓在法國就是“極右”的代名詞。

老勒龐的確算得上是法國的老資格右翼人物。他出生于1928年，幾乎參與了法國二戰(zhàn)后的每一場重大戰(zhàn)爭：越南反法抗戰(zhàn)、蘇伊士運河危機、阿爾及利亞獨立戰(zhàn)爭，也親歷了法蘭西帝國逐漸瓦解的歷史過程。而其中，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是整個戰(zhàn)后法國史中最重要的一段，不僅僅終結了第四共和國，更為第五共和國的極右運動埋下了伏筆——“新右翼”和“國民陣線”都源于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帶來的混亂。

阿爾及利亞從19世紀三十年代被法國吞并后，長期被法國視為“本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擁有和其它殖民地不同的特殊地位。占當?shù)厝丝诖蠖鄶?shù)的穆斯林不但被法國殖民政府奪走土地，還無法獲得和歐裔（俗稱“黑腳”）同等的權利，長期居于次等公民地位，經過兩次世界大戰(zhàn)后逐漸醞釀出尋求獨立的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從1954年11月1日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Front de Liberation Nationale, FLN）頒布獨立宣言開始，阿爾及利亞局勢不斷升級，雙方都組織了民兵對民眾發(fā)動攻擊，血腥沖突不斷。在丟失了法屬印度支那后，法國政府更難以接受又一個主要殖民地獨立，不斷加大鎮(zhèn)壓力度，動用了包括酷刑虐待等手段，仍無法阻止FLN從數(shù)百人成長為一個擁有數(shù)十萬游擊戰(zhàn)士的成熟組織。

1954年-1962年，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的士兵。

很多右翼組織認為這是因為第四共和國的議會制先天不足，無法形成一個穩(wěn)定而強有力的政府，因此號召通過暴力推翻政府，這其中就有新法西斯組織“青年民族”（Jeune Nation，JN）?！扒嗄昝褡濉钡膭?chuàng)始人皮埃爾·西多斯（Pierre Sidos）16歲就加入了里通納粹外敵的法國法西斯組織“法蘭西主義運動”，還在戰(zhàn)后試圖重建法國法西斯，于1954年建立了“青年民族”組織。這個組織以凱爾特十字為符號，放棄大眾動員，而精于發(fā)動暴力，認為只有依靠有組織的街頭暴力才能振興法國的民族主義，并對共產黨等左翼組織發(fā)起過多次暴力襲擊。多米尼克·維納1956年加入該組織，并很快成為骨干。此前老勒龐的早期政治活動還在普熱德派（Poujadism）旗幟下，這是一個由皮埃爾·普熱德（Pierre Poujade）領導的民粹主義運動，以抗稅和反精英主義為主要訴求，由于反議會和反猶立場而與極右走得很近，一度有數(shù)十萬人參與。老勒龐于1956年以27歲年紀成為當時最年輕的議員之一，但又因為自己經常身著軍裝和左翼議員大打出手而被普熱德開除出黨。在阿爾及利亞局勢惡化后，他認為這場戰(zhàn)爭和不久前的印度支那戰(zhàn)爭一樣是蘇聯(lián)的輸出革命，重新加入法軍并前往阿爾及利亞參與了鎮(zhèn)壓“民族解放陣線”。后來他意識到戰(zhàn)爭的真正戰(zhàn)場是法國本土，于1957年返回，嘗試在議會中擴大軍隊的支持率。

1958年，認為政府支持前線不力的法國軍隊在阿爾及利亞發(fā)動了政變，逼迫中央政府交出政權，將戴高樂扶上總統(tǒng)寶座，終結了議會制的第四共和國?！扒嗄昝褡濉眲t在同年因為涉嫌參與政變和在議會大樓安裝炸彈而被注銷。然而戴高樂在國內外越來越大的反對浪潮中，并沒有按照軍方的預計采取更加強硬的鎮(zhèn)壓手段，而是于1959年宣布將以公投形式決定阿爾及利亞前途。戴高樂意識到，法國不可能既不給予穆斯林平等待遇，又不允許阿爾及利亞獨立，而前者又將讓法國本土無力阻擋穆斯林移民。實際上，作為民族主義者的戴高樂此時做出的決定在今天看來與特朗普無比相似，通過收縮海外力量換取民族本土的利益，即便這意味著一個跨大洲的帝國本身將一去不復返。

然而在當時的軍隊和右翼看來，戴高樂“背叛”了他們，形形色色的右翼組織開始和戴高樂作對，其中就有1958年后重組的“青年民族”。不滿于法國全國學生聯(lián)合會的左傾傾向，一些民族主義學生和原“青年民族”成員1960年重新組織了“民族主義學生聯(lián)合會”，維納和日后成為新右翼代表人物的阿蘭·德·貝努瓦（Alain de Benoist）等人是其主要組織者，日后“國民陣線”的創(chuàng)始人之一弗朗索瓦·杜普拉特（Francois Duprat）也名列其中。他們反思了在“青年民族”時期的無效暴力，提出要在學校里反對馬克思主義的泛濫，先實現(xiàn)民族主義的文化革命而非政治革命。同年，一些試圖阻止戴高樂的學生領袖和極端分子發(fā)起了“街壘之周”，想要再次聯(lián)合軍隊推翻戴高樂，但他們錯判了形勢，被依舊忠于戴高樂的軍隊挫敗。后來被釋放的學生領袖與拒絕放棄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統(tǒng)治的軍人組成了臭名昭著的“秘密軍事組織”（Organisation Armee Secrete，OAS），在法國本土和阿爾及利亞發(fā)動大量恐襲、爆炸、刺殺，造成數(shù)千人傷亡，其刺殺對象甚至包括戴高樂和支持阿爾及利亞獨立的哲學家薩特。而一批反對阿爾及利亞自決的政客組建了“法屬阿爾及利亞國民陣線”，其創(chuàng)建者不僅有老勒龐，還有曾在維希政府任職部長、也曾參與“青年民族”的讓-路易·提克西埃-韋尼昂庫（Jean-Louis Tixier-Vignancour），即日后的極右派總統(tǒng)候選人。面對這些倒戈一擊的昔日支持者，戴高樂毫不猶豫地全部予以取締，并且將絕大多數(shù)參與者都捉拿歸案，事實上給法國右翼運動造成了沉重打擊，維納因為參與“秘密軍事組織”被判以18個月徒刑，老勒龐還在1962年選舉中敗給了戴高樂主義者。

某種程度上來說，阿爾及利亞改變了法國右翼的政治焦點。在二戰(zhàn)前，法國右翼的特征是反猶主義、天主教至上、反共和主義和針對德國的復仇主義，例如19世紀末期形成的“法蘭西行動”和“火十字團”。而當?shù)?、意兩國的法西斯主義崛起后，法國右翼開始法西斯化，種族主義、反共產主義和大眾動員變得更加重要。特別是在維希法國時期，菲利佩·貝當把各路極右拼貼在一起搞出了“民族革命”這樣的縫合概念，以“勞動、家族、祖國”為口號，推行獨裁，實質上恢復天主教的國教地位，反而成為了極右的政治試驗場。原本反德的極右分子為了借貝當實現(xiàn)自己的政治抱負，紛紛加入這個傀儡政府，反而成為了納粹德國的合作者，這使得法國的極右運動即便在戰(zhàn)后也難以和被視為洪水猛獸的法西斯主義完全脫離干系，疏遠了本應是自己核心支持者的法國民族主義者。

1930年，巴黎火十字團無名戰(zhàn)士墓碑。

阿爾及利亞成為了戰(zhàn)后右翼的警鐘兼強心針——突然，帝國遺產不可逆轉地被拋棄了，擴張性的民族沙文主義和法西斯主義直接被宣判死刑，取而代之的是更加契合反殖民主義時代的民族主義觀，“法國本土”開始完完整整地作為一元、同質的民族國家模型。而阿爾及利亞這個特殊的地理空間（阿拉伯地區(qū)）和其主體人群（穆斯林），為極右開辟了未來的戰(zhàn)場：捍衛(wèi)民族身份、反穆斯林、反阿拉伯、反移民。戰(zhàn)爭失敗和此后的社會混亂則成為了世風日下、民族衰敗的有力論據(jù)，吸引了新的選民。

可以說，正是在法蘭西帝國瓦解的戴高樂時代，法國極右翻開了新篇章。

置之死地而后生

正是在右翼全面失敗的背景下，法國極右開始尋找新出路。戴高樂“背叛”右翼，落下重拳使極右組織被迫開枝散葉之余，也使極端的右翼勢力更加團結。極右開始出現(xiàn)了兩個“新”，一個是“新右翼”學派（Nouvelle Droite），代表極右開始孵化文化轉向的新戰(zhàn)法——到頭來，奪權還是要向左派學習；另一個是“新秩序”（Order Nouveau）運動，標志極右中的主流逐漸從反對議會政治的暴力團轉向了議會政治，孕育了日后的“國民陣線”。

維納1962年出獄后發(fā)表了一篇宣言，為新的右翼運動奠定了未來的意識形態(tài)基調。他在文中痛陳右派勢力不夠團結、沒有主軸，并呼吁用新的原則來指導運動。他號召民族主義運動以左派革命運動為榜樣，尋找屬于自己的“列寧”，建立強力、長期、有原則的組織，去滲透、宣傳，彌合“國民”（nationals）和“民族主義”（nationalists）之間的鴻溝。值得注意的是，他與西多斯或老勒龐等等法蘭西民族主義者不同，他主張的是“歐羅巴民族主義”，也就是視歐洲為一個多民族的整體，由各國民族主義者推翻美國和蘇聯(lián)施加的歐洲秩序，“它的統(tǒng)一將建立在每個民族都打算捍衛(wèi)的國家現(xiàn)實之上：歷史中的共同體、原初的文化、對土地的擁護?！彼J為歐洲獨特的文化“綜合了精神抱負和物質需要”，令歐洲人天然地成為人類的組織者，并將為不發(fā)達民族帶來秩序。他建立了自己的組織“歐洲行動”（Europe-Action），開始推出一系列更新的極右理論，其中就包括一種偽科學的“生物現(xiàn)實主義”，在當時特立獨行地反對阿爾及利亞移民，以避免法國的白人種族基礎被有色人種淹沒。他們聲稱“種族混合只不過是一種緩慢的種族滅絕”，明目張膽地支持種族隔離和階級優(yōu)生學。事實上盡管有鮮明的歐洲中心主義和白人至上主義，“歐洲行動”的主張為卻極右提供了一個反帝國、反殖民的民族主義理論，既能接受阿爾及利亞獨立的現(xiàn)實，又在種族和文化上重新定義了法國民族身份的邊界。

德·貝努瓦在維納的影響下，再加上目睹極右政黨在整個六十年代連續(xù)鎩羽而歸后，也開始進一步反思盲目的行動主義，轉向所謂“元政治”，尋求建立知識分子的先鋒組織，為極右的政治活動輸送思想彈藥。到1968年，他和維納等人在“歐洲行動”的基礎上，一同成立了“GRECE”（groupement de recherche et d'etudes pour la civilisation europeenne，歐洲文明和研究學習小組），來實踐他日后總結的“右翼葛蘭西主義”——一種掏空葛蘭西理論的革命內涵、徒留組織策略的行動方法論，強調通過“文化戰(zhàn)爭”來對抗法國的自由化和文化多元化。后來創(chuàng)建國民陣線的杜普拉特也并沒有忽視文化戰(zhàn)線，他通過歷史方面的著作來否認猶太大屠殺，為納粹“洗白”。他對自己從事歷史研究的目的直言不諱：“我們決不能讓我們的對手，也就是馬克思主義者和建制派（regimistes）壟斷人、事實和思想的歷史重現(xiàn)。因為歷史是一種奇妙的戰(zhàn)爭工具……否認這一點是沒有用的。”

后來他們這一派極右知識分子群體被稱為“新右翼”，深受德國的保守革命和傳統(tǒng)主義（Traditionalism）影響，特別是意大利傳統(tǒng)主義者、新法西斯主義者埃沃拉晚年的很多思想都能從他們的主張中看出端倪。例如，他們都反對“數(shù)字原則”，也就是大眾民主的“少數(shù)服從多數(shù)多數(shù)”原則，而主張少數(shù)決定多數(shù)的精英政治。但他們基本上不再強調傳統(tǒng)主義中神秘學的部分，只是繼承了對古代歐洲“傳統(tǒng)”的本質主義迷信和反對基督教的態(tài)度。例如維納和德·貝努瓦都是新異教主義者，前者認為荷馬史詩代表了歐洲真正的傳統(tǒng)，“GRECE”的縮寫也是向異教時代的希臘致敬。他們認為古代歐洲的傳統(tǒng)已經受到基督教的普世主義、全球化、美國霸權等等因素破壞，而他們主張基于文化特色的“族群多元主義”（ethnopluralism）、“族群-民族主義”（ethno-nationalism），以保留歐洲的白人文化身份為理由，拒絕移民、拒絕多元主義。他們也主張一種不同于平等主義的自由民主的“有機民主”，推崇一種自然的等級制社會，肯定其中精英保存文化身份、維護社會責任感的必要性。德·貝努瓦認為，他們不需要在選舉上獲得勝利，而是應該先征服已經被左翼占領的文化陣地，通過文化上的潛移默化來推動自己的議程。研究種族主義和反猶主義的法國學者皮埃爾-安德烈·塔吉耶夫（Pierre-Andre Taguieff）曾總結“新右翼”的五點特征：否定猶太-基督教傳統(tǒng)和他們所謂的“人權的宗教”；批判“平等主義烏托邦”的批判；頌揚被視為歐洲的“真正宗教”或“印歐傳統(tǒng)”的異教；反對“經濟至上主義”和自由功利主義；支持激進的種族差異主義。

皮埃爾-安德烈·塔吉耶夫

另一邊廂，極右的政治組織逐步重組，和不可一世的戴高樂爭奪民族主義的政治代表地位。比如在1963年韋尼昂庫打出團結右翼的旗號，試圖成為團結各種反戴高樂的極右力量的總統(tǒng)候選人。積累了不少人脈的老勒龐順理成章地成為韋尼昂庫的競選負責人，并幫助他在全國各地搞起了草根運動，其中不少都是依靠西多斯重新建立的暴力政治組織“西方”（Occident），其成員包括后來的幾個法國右翼政府部長以及后來和西多斯分道揚鑣的維納、杜普拉特等人。

然而在1965年的這次選舉中韋尼昂庫得票僅有5.2%，名列第四，在兩年后的議會選舉中極右更是大敗而歸，只拿到了0.1%的票。除了戴高樂獲得右翼光譜絕大多數(shù)選民青睞外，這也是因為韋尼昂庫既缺乏足夠的個人魅力，又從一開始就無法平衡自己的極端右翼背景和更為溫和的其他傳統(tǒng)右翼。一邊討好溫和派，一邊又不舍得自己的法西斯主張。在數(shù)年時間里，法國極右?guī)缀蹩梢哉f從法國政治版圖上消失了，只剩下“西方”等新法西斯團體依然在制造沖突，而這也并沒有給他們的支持率帶來任何的提升，反而在1968年廣泛的政治暴力浪潮中被官方取締。其實，在“五月風暴”之后，局勢應該很明白了——即便是左派也無法再次通過直接行動奪取政權。

于是，杜普拉特與幾個“青年民族”和“秘密軍事組織”前成員于1969年成立了“新秩序”。這一運動開始逐漸成為當時最主要的極右社團，不但團結了最主要的法西斯分子和民族主義分子，還吸收了維納和德·貝努瓦的新理論。他們計劃，保留直接行動的同時，向選舉政治進發(fā)。憑借阿爾及利亞戰(zhàn)爭中積極串聯(lián)各色右翼人物，此時建立起廣大人脈網絡的老勒龐早有另起爐灶的心思，于1972年與“新秩序”的骨干成員一同建立了以團結極右翼參與民主政治為目標的“國民陣線”。在GRECE成立后，不少新右翼學者也主動加入了“國民陣線”并進入其中央機構，使新右翼成為國民陣線初期其中影響較大的派系之一。也就是從此開始，法國極右有了一個穩(wěn)定、持續(xù)的政治平臺。

雖然“國民陣線”作為一個保守主義者、民族主義者、新納粹、新右翼等等極右派系的“大帳篷”政黨，注定從草創(chuàng)開始就無法擺脫內斗，也經歷過數(shù)次分裂、黨爭，幾乎將老勒龐掃地出門，但最終設法保持了在移民問題上的立場。上世紀七十年代的“國民陣線”就打出“100萬失業(yè)人口，100萬移民太多了！”“法國和法國人優(yōu)先！”等口號，類似的口號一直到今天已經是耳熟能詳。新右翼圍繞這一議題打造的一系列理論也為“國民陣線”所用，使“國民陣線”可以避免使用最粗暴的種族主義歧視性語言（雖然老勒龐本人的大嘴巴天性，難以遏制不時說漏嘴），而是從文化角度上強調移民造成的“不安全性”。

以2002年意外進入第二輪總統(tǒng)選舉為標志，老勒龐創(chuàng)建的“國民陣線”作為法國各色極右派系的老大哥，盡管彼時還會被視為法西斯、甚至“新納粹”，喚起了難得一見的左右翼大聯(lián)合，一同幫助希拉克在第二輪以超過八成的得票擊敗老勒龐。但實際上，此時新右翼的語匯已經逐漸步入主流，“國民陣線”很快也將在馬琳娜·勒龐手下開啟“去妖魔化”進程。2011年，馬琳娜擊敗了父親扶持多年的候選人，成為“國民陣線”的新掌舵人，轉而專注于經濟議題和移民議題，避免觸碰納粹、猶太人大屠殺等敏感話題，并最終成為法國政壇最大的反體制候選人。而在2017年敗選后，勒龐為了討好更加中間的保守派，甚至連退出歐盟、歐元區(qū)、申根自由旅游區(qū)的主張都放棄了，還把國民陣線改名為“國民聯(lián)盟”，顯得更加友好和團結。2021年，她還放棄了黨主席的身份，讓位給了二十出頭的年輕人?？?022年的選舉中，她的主流化策略反而讓自己顯得不夠具有吸引力。

“大置換”：極右的主流化，還是主流的極右化？

“大置換”這個詞組本身來源于雷諾·加繆（Renaud Camus）2012年出版的《大置換》一書，維納在遺書中也曾提到這個詞，并認為這是真正的威脅。加繆認為，西方正在被反向殖民，來自伊斯蘭世界的占領者和西方精英勾結，通過壓低歐洲白人的生育率，最終達到取代白人的目的。

某種程度上，這個詞的爆火與加繆本人此前就已經是頗有名氣的作家、以男同性戀文化標志而著稱有關。但這個詞和這種焦慮當然并不是他憑空創(chuàng)造出來的。加繆在書中坦承，他的靈感來源有兩個：法國作家讓·拉斯帕伊（Jean Raspail）1973年寫的一部名為《圣徒的營地》（the Camp of the Saints）的小說，和英國政治家伊諾克·鮑威爾的“血流成河”演講，前者描述了西方白人社會在大規(guī)模有色人種移民浪潮中被包圍，并最終迎來毀滅，后者認為寬松和反歧視的移民法律讓外來者在英國扎根，英國人最終會被移民主導，并引發(fā)戰(zhàn)爭。

而在更為根源的意識形態(tài)理論當中，這種焦慮也完全不新鮮。在傳統(tǒng)主義理論當中，人類處于“末法時代”；“保守革命”的代表人物之一斯賓格勒認為西方已經走入沒落；乃至19世紀末的法國民族主義者就曾經描述過類似恐懼。法西斯和納粹一直都處于一種強烈的生存焦慮當中，以至于當代白人至上主義口號、那臭名昭著的14詞看起來完全就像他們才是住在集中營里一樣：“我們必須確保我們人民的生存和白人兒童的未來。（We must secure the existence of our people and a future for white children.）”

新右翼將這種焦慮和出生率與文化身份聯(lián)系在一起，他們一方面鼓吹個人和族群特征的絕對化，要求每個人、每個族群都絕不相同（也就意味著絕不平等），另一方面將生物性的種族與文化特征綁定，要求每個族群都絕不混雜，以達到文化身份的純潔。因此新右翼的移民主張就不難總結出來：全部遣返。德·貝努瓦在這方面的論述裝作是為了尊重所有文化平等存在的權利，但他非常清楚地表述過只有歐洲文化才是真正重要的，實質上只是一種白人霸權為前提的世界性種族隔離。德·貝努瓦在1999年的《歐洲文藝復興宣言》當中將這一主張概括為“族群多元主義”，又經美國白人至上主義者理查德·斯賓塞引介進入北美。歐洲的“身份至上主義”和美國的另類右翼都以這一理論為基礎，進一步發(fā)展了一種“身份政治”外皮的極右意識形態(tài)。

雖然新右翼作為一批學者的統(tǒng)稱，并不能說是一個中心化的、有統(tǒng)一立場的運動，但還是有不少共同點。學者塔米爾·巴-昂（Tamir Bar-On）曾總結道，新右翼和埃沃拉為代表的新法西斯主義有著非常接近的觀點：“推崇戰(zhàn)士道德；把唯意志論作為歷史變革的關鍵；浪漫的、反唯物主義的世界觀；以種族為基礎的有機同質社區(qū)為理想；目標是取代傳統(tǒng)的保守主義、自由主義和社會主義的革命政治制度。”像“大置換”這樣的概念就很好地集中表達了他們對這個世界的想象。而基于這種想象，新右翼一方面生產與之相匹配的理論框架來重新解釋社會現(xiàn)象，另一方面內部也有了對政治參與的不同意見，一些人或直接參與“國民陣線”，或和其它極右團體結盟，另一些人則狡猾地遠離既有的政黨，維持自己虛假的中立性。

應當指出的是，并不是說新右翼像漫畫中的超級反派一樣，在書房中坐著發(fā)功、寫書就帶來了法國政治和文化的變遷和右轉，就能讓數(shù)億人把社會和經濟問題歸咎于同為受害者的移民、制造出一批新的極端主義分子。毫無疑問，這背后的真正驅動力當然是社會學的，包括新自由主義政策造成的階層流動停滯、地緣政治危機帶來的移民浪潮、老工業(yè)區(qū)的逐漸衰落、乃至宗教團體式微帶來的合法性真空等等。但是，當政治家、評論員、媒體、大眾所使用的語匯如此相似而且都指向一個反文化（counterculture）群體，而他們又的確是堂而皇之地生產服務于政治目的的語匯，我們應當注意自己的語言是不是已經受到了污染？小勒龐去妖魔化的其中一點就是少用自己父親喜歡用的種族主義語言，而經常模仿新右翼的文化批評口徑，而新右翼的其中一大策略就是扭曲左派的口號來偽裝自己，比如身份政治、多元主義。

再進一步，在這種反文化語匯中，是不是有一些真正的問題被不假思索地遺忘了？2017年美國夏洛茨維爾的極右團體大集會中，參與者舉著火炬高喊“你們不會取代我們！”——問題在于，你們是誰，我們是誰？“置換”（Replacement）的成立需要有兩個互不通約的主體和一個固定的地方（place），像銅和鐵一樣定義分明。然而人類并不是這樣的，我們需要先給自己施加邊界，而這就是新右翼“族群多元主義”的語言“偽術”的核心：他們裝作尊重每個種族的文化，可是又是誰定義的哪種文化應當屬于誰？這種強行賦予的邊界不過是一種生產替罪羊的方便手段，更是制造不公的不二法門。新右翼并不是某種邪惡天才或至尊法師，他們生產的語匯也只有在至少部分地切中要害時，才能成為強大的武器。

當?shù)貢r間2022年4月20日晚，爭取連任的法國總統(tǒng)馬克龍（左）與極右翼黨派“國民聯(lián)盟”總統(tǒng)候選人瑪麗娜·勒龐（右）進行2022年法國總統(tǒng)選舉電視辯論。

到了2022年的選舉時，不僅中右開始用極右語言，中間派的馬克龍也拋出了“伊斯蘭分裂主義”，甚至國民陣線都已經不再是唯一的極右代表——馬琳娜·勒龐的“去妖魔化”策略反而讓很多極右同儕認為她背叛初心，紛紛轉投了更加大膽、更加激進的澤穆爾，這其中就包括她的外甥女、馬里昂·馬雷夏爾，她不但拒絕給自己冠上“勒龐”姓氏，還于2017年退黨。馬雷夏爾作為勒龐家地新一代，代表了一派新的極右力量，他們在接受了新右翼的“身份認同主義”、“民族的歐洲”的同時，卻不像維納和德·貝努瓦樣親異教，而是更加親近法國的傳統(tǒng)宗教天主教。澤穆爾和馬琳娜一樣都樂于談論反伊斯蘭教，但是他還涉及更多文化議題，例如反同性戀、反墮胎、反女權、反“覺醒主義”等等，更加凸顯自己的宗教保守主義，這樣讓他一度在民調中超過勒龐。澤穆爾當時來勢洶洶，以至于勒龐不得不重新聲明自己也支持面紗禁令，來重振自己的舊票倉。從當初反對阿爾及利亞獨立的青年圈子，到如今再次更新?lián)Q代，法國極右不斷地變換策略，離選舉勝利僅一步之遙。如葛蘭西所言：“我們必須知道這一切而同時又不忘卻最終的目標：通過別人更好地認識自己，通過自己更好地認識別人?！北媲迤鋪碓?，擊敗其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