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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話陳昌鳳、李凌(上):警惕算法隱藏的“權力關系”

隨著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技術的快速發(fā)展,“數據主義”隨之流行,算法推薦、排名算法等不同的形態(tài)催生并推動了不同領域的企業(yè),這些企業(yè)及其產品在為公眾提供便利的同時,也產生了不少新的問題。如何為冰冷的算法注入人文情懷,成為一個不得不面對的倫理問題和治理問題。不久前,有關部門聯(lián)合發(fā)布的《互聯(lián)網信息服務算法推薦管理規(guī)定》正式施行,依法對算法亂象進行監(jiān)管整治。
日前,著名學者、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陳昌鳳教授與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后李凌聯(lián)合主編出版了《算法人文主義:公眾智能價值觀與科技向善》。本期政邦茶座邀請到兩位作者,為“算法”把把脈。
本期政邦茶座嘉賓:

陳昌鳳: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常務副院長,出版《智能傳播:理論、應用與治理》、《算法人文主義:公眾智能價值觀與科技向善》等

李凌:清華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博士后、中國倫理在線執(zhí)行主編。
政邦茶座主持人:
高明勇:政邦智庫理事長。

高明勇:赫拉利在《未來簡史》中宣稱“大部分的科學機構都已經改信了數據主義”,您也曾提出:“大數據正以空前的速度和規(guī)模滲透到人類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定程度上它已經逐步改變著人們觀察、認識、思考乃至生存與發(fā)展的方式”。請問什么是數據主義,數據主義是如何產生的?
陳昌鳳:大數據、智能算法等技術催生了新的哲學思潮,數據主義的觀念和思維日益成為一種流行的意識形態(tài)。數據主義作為一種社會思潮,主要包括以下觀點:
一是篤信數據更加真實、準確、客觀和可靠,更值得人們信任,最早提出“數據主義”概念的《紐約時報》專欄作家布魯克斯就明確宣稱:“數據是透明可靠的濾鏡,幫助我們過濾掉情感主義和意識形態(tài)”。
二是主張一種算法世界觀,數據主義將整個世界,包括人的生命都視為各種算法計算的結果,正是在這個意義上,赫拉利認為人類將賦予算法權力,這樣才能做出更加科學、理性當然也就更加正確的決定。
三是主張信息自由是最高的善,數據主義的支持者認為,如果我們要創(chuàng)造一個更美好的世界,關鍵就在于生產數據、連接數據,并且給數據以自由。
數據主義的流行,與人工智能等信息技術在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取得的巨大成功密不可分,但從更深層次原因來看,數據主義是與互聯(lián)網平臺經濟發(fā)展的生產結構相適應的價值觀念,體現了互聯(lián)網平臺經濟發(fā)展的話語和意識形態(tài)需要。
按照數字經濟研究學者范戴克的觀察研究,互聯(lián)網平臺主要通過數據化、商品化、選擇性這三種核心機制來構建自身的數字化生態(tài)系統(tǒng),其中,數據化一切是前提,商品化是目的,而用戶的選擇性則是實現商品化的途徑。這三種機制推動了互聯(lián)網平臺的發(fā)展,也促成了數據主義思想的發(fā)展,并且通過自我論證進一步強化了數據主義的合理性和正確性,加劇了人們對數據化一切的推崇和信仰。
從互聯(lián)網平臺的視角而言,只有萬物皆媒介、皆數據、皆算法,才能利用算法技術服務于這個世界,最終實現商品化目標。
李凌:數據主義在本質上是數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tài)。從表象上看,企圖最大化的是數據,但實質上是資本。數字資本主義之所以熱衷于將人和萬物數據化并推崇數據最大化,就是因為只有將人和萬物都數據化、算法化了,數字資本主義才能在對數據的利用、開發(fā)過程中,實現數據價值的最大化,當然也就是資本的最大化。對于數字資本主義及其意識形態(tài)數據主義而言,人和萬物不僅應該被視為數據,而且必須被數據化。
高明勇:數據主義對整個社會產生了什么樣的影響,如果進一步發(fā)展,將會對人類社會構成哪些挑戰(zhàn)?
陳昌鳳:我們可以看到,數據主義對于互聯(lián)網平臺經濟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數據主義成為支持企業(yè)創(chuàng)造價值的一種觀念。對于企業(yè)而言,“數據最大化”和“信息創(chuàng)造價值”符合工具理性,也有助于他們拓展市場、服務社會并獲得收益。
不過,數據主義所倡導的無條件推崇數據最大化的思維方式,也存在著很大的片面性和局限性。就正如近年來“大數據殺熟”、“外賣騎手被困在系統(tǒng)里”等算法倫理問題所揭示的,數據主義不僅導向了算法對社會規(guī)則和生態(tài)的重構,還存在著侵犯個體尊嚴、自由和破壞社會公正等倫理風險,可能危及到人的主體性。
以前我們常常樂觀地說,互聯(lián)網技術的賦能極大地拓展了人類自由,讓我們能夠享受到更便捷的服務,但是現在來看,技術應用的負面效應正在出現。由于我們越來越來離不開各種互聯(lián)網平臺,人們只有依附于這些芒德福所言的“巨型機器”,才能言說和行動,才能獲得價值和意義,我們很難說更自由、更強大了。
數據主義者的眼里只有數據算法而沒有人,他們將作為人類認識和行動結果的數據、算法顛倒為起決定作用和支配地位的“主體”,真正的人類主體則淪為被算法塑造和支配的客體,被置于工具化、從屬性的地位。
算法背后隱藏著復雜的權力關系。表面上看是算法擁有了權力,人們被算法支配和控制,但實質上是被研發(fā)、設計和掌握算法平臺的人所支配和控制。誰控制了平臺,誰就掌握了數據;誰擁有了先進技術,誰就擁有更大的權力。如果一切都相信數據和算法,人將會陷入“算法囚籠”之中。
在這個意義上,數據主義及其所倡導的“數據最大化”與“信息自由至善”,走向了價值理性和工具理性的二元對立,既與人文主義這一人類所有價值觀底線相對立,也是現實虛無主義的產物,值得我們警惕。
李凌:數據主義以“記錄、上傳、分享”為口號,正在創(chuàng)造一種獨特的數字景觀——互聯(lián)網上的免費勞動。蕓蕓大眾成為資本主義生產的免費勞動力卻不自知。
我們在互聯(lián)網指點江山,為了獲取關注主動曝光、自我展示,忙于生產內容樂此不疲,這些免費勞動都被互聯(lián)網平臺轉化為數據化的生產資料,投入到算法的優(yōu)化和服務當中。數據主義巧妙地將這種利用用戶免費生產數據的做法隱藏在“參與”、“分享”等概念之中,讓用戶產生了自我實現和自我解放的錯覺:我并沒有被剝削,而是通過主動積極地參與來發(fā)展展示自我。
正如韓裔德國哲學家韓炳哲所說:“作為新自由主義自我技術的永恒自我優(yōu)化,不過是一種有效的統(tǒng)治和剝削方式?!睌祿髁x通過自我參與等概念,對數字資本主義的合理性進行了有力的辯護,借此掩蓋了數字化生產過程的很多問題和矛盾,讓公眾處于不利地位,甚至連個人隱私、經濟權益受到侵犯卻不自知。這是數據主義的欺騙性所在,值得我們關注和進一步研究。
高明勇:有觀點認為,21世紀將會是由算法主導的世紀。這種趨勢,會不會在某個時間節(jié)點產生“逆轉”?
陳昌鳳:人類總是不遺余力地按照自己的需求主動開發(fā)新技術,這是人類構建現實的方式與過程。最近20年以來,媒介化已經成為與城市化、全球化和個體化等相提并論的高度現代性的重大變革,其趨勢和過程都是難以逆轉的。
在媒介化過程中,數據與算法起到了基礎性的作用。特別是諸如微軟、蘋果、元宇宙等互聯(lián)網平臺,他們通過構建有形的通信系統(tǒng)、無形的通信協(xié)議、可見的接口界面以及隱形的平臺算法等信息基礎設施,主導了日常數字活動和全球經濟。
作為最前沿信息技術的集大成者,元宇宙可以說是當下最炙手可熱的話題。如果說工業(yè)革命解放了人類的手和腳,人工智能解放了人類的大腦,元宇宙則通過深度媒介化,朝著解放人類一切需求和愿望的方向邁進。在元宇宙技術所建構的虛擬現實之中,人類可以發(fā)揮最大可能的想象力來建造它,它也可以最大程度地滿足人類的需求和愿望,甚至可以使人無處不在、永遠在場、永遠“活著”。
不過,這個過程到底是以算法為代表的信息技術馴化、主導人,還是人馴化、主導各種技術,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人類自己的理解和行動,如何在算法自動化運行中保持人的獨特性,如何維護個體的自由和整體的安全?諸如此類的問題,都需要我們堅守與弘揚以人為本的價值觀。
高明勇:算法在誕生之初,很多人是欣然接受并樂在其中的,但后來出現“大數據殺熟”“外賣騎手被困在系統(tǒng)里”“個人隱私保護”等現象,越來越多的人開始抵制算法,拒絕成為“算法囚徒”。為什么短短幾年,人們對算法的認識,就發(fā)生了這么大的轉變?
陳昌鳳:人們往往會在技術應用的初期,為其全新功能給人類生活帶來的正面效益所驚喜,再加上資本主導下的互聯(lián)網企業(yè)為了擴大用戶基數而采取的免費或者高補貼戰(zhàn)略、口碑營銷方式和龐大宣傳攻勢,公眾和輿論可能傾向于贊美和“擁抱”這一新興技術。
但隨著人工智能、大數據等信息技術的深度應用,特別是在人與算法機器的頻繁交互過程中,新技術引發(fā)的爭議性問題日益凸顯,對人們的現實利益和個人權利產生了負面影響,則會引發(fā)人們對于技術邏輯本身存在的倫理風險的擔憂。
在我和李凌主編的《算法人文主義:公眾智能價值觀與科技向善》一書中,收錄了我們“智能時代信息價值觀引領研究”項目組對2020年度與智能技術密切相關的十大熱點輿情事件的價值觀指向報告,從應然和實然的角度,分析了公眾(主要是微博用戶)的智能技術價值取向。
這十大熱點輿情事件,既包括你所說的“大數據殺熟”、“外賣騎手困在算法里”、“APP違規(guī)搜集個人隱私”,還包括“中國人臉識別第一案”、“人工智能換臉”、“老人健康碼使用困境”、“無人駕駛汽車試運營”等熱點事件。
報告通過采集分析微博用戶的輿情數據顯示,公眾對于智能技術應用引發(fā)的價值爭議和倫理風險開始覺醒。圍繞2020年智能技術應用的十大熱點輿情事件,微博用戶對人類尊嚴、人類自主、公平、透明、個人信息保護、安全、責任和可持續(xù)發(fā)展等價值維度都表現了一定的關切,特別是對關涉到自身利益和權利的智能技術應用,表現了較高的關注和價值期盼。在熱度上,“多款違法違規(guī)收集個人信息APP被處罰”事件最受輿論關注,很多網友都明確提出保護個人隱私的訴求。在責任價值方面,微博用戶呼吁政府相關部門解決智能技術倫理爭議的呼聲較高,體現了較高的期盼。
不過,微博用戶對智能技術的價值和倫理探討更多集中在工具價值層面,體現了一定的功利主義和實用主義的傾向,而忽略了目的價值層面,對涉及到人類社會文明的底線價值如人類尊嚴、自主性、自由等價值關注不夠。
報告還顯示,相比于公共性議題,當智能技術應用涉及到娛樂領域,尤其是流量明星時,微博用戶的關注度更高。例如在社交機器人賬號對輿論生態(tài)影響的這一議題中,肖戰(zhàn)粉絲辟謠事件的熱度遠遠高于外交部指責美方利用機器人賬號散播謠言事件的熱度;在人工智能換臉這一議題中,影視明星換臉等娛樂事件,比人工智能換臉引發(fā)新型詐騙的熱度更高,說明公眾智能信息價值觀呈現出一定的娛樂化傾向。
李凌:公眾對算法應用從欣然接受到如今的批判,由“粉”轉“路”甚至轉“黑”的過程,體現了公眾對智能技術應用的社會選擇。技術的發(fā)展演變有其自身邏輯和客觀規(guī)律,但是人們的主觀意志和價值取向,在技術選擇和演變過程中起到了重要作用。
按照技術的社會塑造理論,技術的發(fā)展演變是政府、市場、科技工作者、公眾互動、協(xié)商和博弈的結果,“發(fā)明某物只是意味著給社會提供一種可能性,社會才決定這種可能性是否值得實現?!逼渲校袌龊陀脩羰羌夹g社會選擇的重要因素。無論是工程師還是資本家,他們對技術研發(fā)設計路徑的選擇,都要在一定程度上反映用戶的選擇,接受選擇的檢驗。很多互聯(lián)網產品的研發(fā),都不再是一次性研發(fā)的結果,而是一個快速更新迭代的過程,是產品經理、工程師與用戶多次互動、協(xié)商、反饋而協(xié)同共建的產品。
正因為如此,互聯(lián)網平臺應當重視公眾對智能技術應用的價值取向和倫理態(tài)度,主動自覺地將以人為本、尊重人的尊嚴、保護和增進個體自由、維護社會公正、增進人類福祉、促進可持續(xù)發(fā)展等價值維度納入智能技術的研發(fā)、設計之中,推動算法善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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