謹以此文紀念蕭灼基教授。

聞蕭灼基老師離世，覺著該寫點什么，以紀念我最為敬重的這位經濟學家。蕭老師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改革開放后最具高產、最具個人活力、最具演講魅力的教授之一。

經過一段努力，蕭老師在改革開放方面的研究和社會影響力在經濟學院逐步和厲以寧老師比肩。這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師生所能分享到，并且極為珍重的學院資產之一。

（一）

我個人和蕭老師的接觸是在1980年代初期。那時候，蕭灼基老師擔任北京大學《經濟科學》雜志的主編。我當時在中共中央書記處農村政策研究室工作，主要集中在農村經濟體制改革方面。

1984年，我國糧食大豐收，當時中央一號文件鼓勵豐收后的糧食可以拿到市場上銷售，此前的“倒三七”價格給了農民種糧的積極性。但糧食豐收以后，如果沒有糧食市場的建設，剩余的糧食非?？赡艹蔀榧Z站、供銷社、農業(yè)銀行等一筆不小的資金“三角債”占款包袱。

受農研室世界銀行項目的委托，我到當時我國的糧食狀元縣——吉林省公主嶺市調研。

公主嶺那時一年的糧食總產是33億斤，占全國糧食產量的3%以上。在對該市響水鎮(zhèn)進行調研的時候，我發(fā)現(xiàn)農民對價格的反應是積極種糧，但是秋收、脫粒、儲糧和東北的糧食脫水問題使得收購部門、生產部門和資金部門三者之間產生了巨大的利益矛盾。

以當時的技術條件，農民沒有能力把玉米的水分脫干到16個水指標以下，可是如果水分不脫干到16個水指標以下，來春（第二年2月份）玉米糧食堆返熱回潮，非?？赡軙l(fā)霉，收糧的占款就會因為無法銷售成為信用社、農業(yè)銀行的一筆爛賬。而這種虧損變成了制度虧損。

地方政府如何應對這一系列的問題呢？

我依據(jù)公主嶺市響水鎮(zhèn)的調研情況，撰寫了一篇以《重建商品經濟基礎的創(chuàng)造性舉動——公主嶺響水鎮(zhèn)合作基金管理委員會萌生過程的調查和思考》的論文。

期間，我有幸和北京大學的老師有一些在科研上發(fā)生聯(lián)系，有機會向蕭灼基老師請教，并把不成熟的文章交給蕭老師。我想他過一段時間應該會把意見反饋回來，由我來修改。

沒想到這篇稿子最后是蕭老師親自修改并很快發(fā)表出來。這件事，一個年長老師對年輕一輩研究人員的支持和關懷，以及他獻身于改革開放事業(yè)的激情，讓我終生難忘。

（二）

2001年以后，我回國到北大擔任經濟學院副院長，主管科研和外事工作。蕭灼基老師當時已在社會上非常有影響。經濟學院舉辦的一些大型研討會，經常會邀請他這樣的老師來做報告，以提高會議的質量和增加影響力。每次我找到蕭灼基老師幫助，他都能抽時間盡量參加。

每次參會時，他都主動要求年輕學者先做報告，自己最后發(fā)言。但令人驚奇的是，他把前面學者的報告總結的條分縷析，好像事先大家協(xié)調過內容一樣。

我當然知道這是他一坐好幾個小時認真聽講總結的原因。老一輩學者的這種精神不僅僅存在于蕭灼基老師身上，當時北京大學常務副校長遲慧生老師也有類似品格。

蕭老師把發(fā)散性的報告和觀點拎起一條紅線的能力是一個絕活。從紛繁蕪雜的觀點和邏輯框架當中，抽衍出一條最大公約數(shù)的邏輯，這也許是他能夠和時代的腳步同行，具有“三年早知道”般改革思路的早年歷練的結果吧。

后來，蕭灼基老師在政協(xié)委員和常委任上，特別受記者歡迎。兩會上的代表提案是多門多類，觀點各種各樣，一連開好多天的會，誰能一下把所有人的觀點拎清楚并說出來，恐怕非蕭灼基類莫屬了。

依我看，蕭灼基老師根本就不是兩會上的明星，而是一個民間發(fā)言人。

蕭老師在我的眼里一直是個意志力特別旺盛的人。后來我到云南大學擔任云副校長，掛職4年，和蕭老師的接觸少了。也許是這種要強，和早年工作過度，中風這個中年老年交界處的大敵找到了他。

但他不服輸，初次中風恢復之后，他并沒有把其當回事兒，不停的工作；直到二次中風以后，他的身體明顯衰弱，但他還是樂意與人談話。

我記得當時我要去看蕭老師，劉潔老師和家里人都委婉的拒絕。我總想等到他身體允許的時候，再去看這位敬重的老師。當蕭噩耗傳來的時候，我這個經濟學院的晚輩，蕭老師的編外學生，欠了一份晚輩應該的尊敬和道別。

令人欣慰的是，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事業(yè)，一代一代的不斷傳承著。北京大學經濟學院的事業(yè)，中國的事業(yè)一樣，一定在夢想中蒸蒸日上。

蕭老師，請您安息。

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曹和平于燕園

2017年11月15日星期三

（作者系北京大學經濟學院教授、北京大學數(shù)字中國研究院副院長，原題為《曹和平：與蕭灼基教授二三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