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授籌辦的國際會議

我1959年從蘇聯(lián)回國，此后將近三十年沒有再出國，1988年起陸續(xù)到國外開了幾次學術會議，次數(shù)不多，不過有些事還值得一提。

1988年收到聯(lián)邦德國貝爾格曼等幾位教授的邀請，參加布哈林國際學術研討會。

我1959年在蘇聯(lián)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畢業(yè)，被分配到中央編譯局工作，主要從事布哈林和托洛茨基著作的編譯和研究，1980年以前參加了《布哈林言論》的編譯，這是供批判用的“灰皮書”之一，1980年后參加編譯三卷本《布哈林文選》，此書已經(jīng)“脫灰”，不再列入“灰皮書”系列了。與此同時，我開始寫作重新評價布哈林的論文，1981年1月在《世界歷史》上發(fā)表《有關布哈林的若干問題》的長篇文章，對一直遭到批判的布哈林言論進行了重新評價，如所謂“階級斗爭熄滅”“和平長入社會主義論”“平衡論”等等，還其本來面目。

1981年意大利曾經(jīng)舉行布哈林問題國際討論會，時任社會科院馬列所所長出席了會議。有人建議我設法參會，但那時編譯局還沒有派遣過研究人員出國開會的先例，所以我提都沒有提。

1988年10月，聯(lián)邦德國幾位左派教授發(fā)起召開布哈林問題國際學術研討會。這一年正好是布哈林誕辰一百周年，去世五十周年，也是他獲得正式平反昭雪的一年，所以特別有意義。中國受邀請出席會議的有中央編譯局的殷敘彝和我，社科院經(jīng)濟所的余大章以及武漢大學的曾啟賢教授四人。余大章從蘇聯(lián)莫斯科大學經(jīng)濟系畢業(yè)后分在中央編譯局工作，后調到社科院經(jīng)濟所，七十年代末我們合作翻譯了布哈林的《過渡時期經(jīng)濟學》一書，由三聯(lián)書店出版，這是新中國首次公開出版布哈林的著作。

我和殷敘彝兩人乘漢莎航空公司的飛機赴聯(lián)邦德國，中間在迪拜停留了一下，那時的迪拜還比較荒涼，國人在這里可以到機場的免稅商店購買黃金飾品，我們沒有錢，只是去看了看熱鬧。

到達德國的法蘭克福機場，很快出了關，這時候問題來了，不知誰來接我們，在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不知怎么辦。只好邊走邊看。突然發(fā)現(xiàn)有一位姑娘手拿著一本書，上面有很大的布哈林圖像，我們猜是來接我們的，一問果不其然。這是會議請來的志愿者，不但負責來機場接客人，而且負責用自己的小轎車把我們送到會議地點烏培塔爾——恩格斯的故鄉(xiāng)。

我在聯(lián)邦德國還開過幾次會，會議的主辦人都是請一批志愿者來為會議無償服務的，不僅如此，無論是從機場到會議地點，還是從會議地點到波恩、柏林，都是這些志愿者出車出人負責接送，所以他們辦會比較省錢。這些志愿者不一定是從事會議主題問題研究的，但愿意為會議服務。

發(fā)起會議的幾位左派教授人脈很廣，你提出的需求都能予以滿足。例如我到一些城市訪問，要求訪問對象懂俄語，可以用俄語交談，他們在柏林就找到幾位會俄語的專家來接待我。一般說來，在德國會俄語的都來自民主德國。在柏林我甚至遇到一位上世紀五十年代也在列寧格勒大學上學，和我同住在梅特林斯卡亞宿舍的新聞系畢業(yè)的朋友。那時兩德已經(jīng)統(tǒng)一，他擔任工人運動研究所所長，這真是他鄉(xiāng)遇故知，交談甚歡。

布哈林會議的正式名稱是“布哈林著作國際多科性學術討論會”。會議地點在恩格斯的老家烏培塔爾的一家基督教青年會，選這個青年會是因為租金便宜。

我們帶去兩篇論文，一篇是我的《重評布哈林的階級斗爭熄滅論》，另一篇是我起草的《布哈林研究在中國》，由殷敘彝和我共同署名。

會議室有一個小型的展覽，我們帶去三卷本的《布哈林文選》、布哈林的《過渡時期經(jīng)濟學》，還有我的幾篇有關布哈林的學術論文。三卷本《布哈林文選》可是空前絕后的布哈林文集，那時蘇聯(lián)學者只展出一本剛剛出版的單卷本《布哈林文選》，此后雖然還出了一些不同版本的布哈林文選，但始終沒有出版過多卷本的文選。這說明在八十年代中國的布哈林研究走在了蘇聯(lián)同行的前面，在八十年代初已經(jīng)有學者發(fā)表有關布哈林的論文，重新評價他過去被否定和遭到批判的觀點，而蘇聯(lián)在1988年給布哈林正式平反，這才開禁布哈林研究。蘇聯(lián)來參會的學者不少，他們是匆匆忙忙閱讀布哈林著作、看布哈林檔案、寫作提交會議的論文。蘇聯(lián)馬列研究院來了一位專家，其他多數(shù)為蘇聯(lián)科學院的學者。我聽他們半開玩笑地指責馬列研究院壟斷檔案，說他們自己看，別人卻看不到。

貝爾格曼教授與中國學者。左起：周尚文 周懋庸 蔡愷民 貝爾格曼  殷敘彝  鄭異凡，前排留德讀博的趙之宏。1990

會議由聯(lián)邦德國貝爾格曼、沙菲爾等七位教授發(fā)起，來自十九個國家的專家學者與會。蘇聯(lián)學者是第一次參加此類會議，其中有一位叫皮西金的機械師，是“布哈林政治俱樂部”的頭，在布哈林獲正式平反前已經(jīng)存在并開展活動，出版了一份小報，會議結束后還不斷給我郵寄此報。由于他的這個身份，會上第一個發(fā)言的機會就給了這位年輕的布哈林俱樂部主任。

會議邀請了布哈林的女兒古爾維奇-布哈林娜·斯維特蘭娜，她是布哈林第二任妻子經(jīng)濟學家古爾維奇的女兒，布哈林被鎮(zhèn)壓后，與他已經(jīng)離婚的妻子也未能幸免，被關進集中營，女兒則被流放到外地。五十年代她得到布哈林老友米高揚的幫助，曾經(jīng)去集中營探望母親，但是只在集中營的門口，遠遠見了一面就又分開了。后來還是米高揚的幫助，使她能夠回到莫斯科上學。會后我兩次訪問莫斯科都去拜訪過她，她授權給我翻譯出版布哈林的獄中遺稿，還為其中的《社會主義及其文化》寫了“致中國讀者”。

布哈林平反后，當局在莫斯科給了她母女一套兩室的公寓，她母親去世后，就她一人居住。房間擺滿了布哈林及有關著作，墻上掛著布哈林畫的油畫和照片。

布哈林女兒古爾維奇-布哈林娜和鄭異凡。1988

參加會議的有東西方的學者，東方即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與會的經(jīng)費都由德方負擔，西方學者都自己掏錢，或由他們國家的學校、基金會等資助。這是頗有特色的現(xiàn)象，包括蘇聯(lián)在內，都負擔不了學者出國開會的經(jīng)費。那時候研究蘇聯(lián)問題的西方學者可以一年幾次到蘇聯(lián)考察、交流，而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卻出不了國！蘇聯(lián)學者顯然也是第一次出國開會，會議最后一天下午悉數(shù)缺席會議，原來他們都利用這半天去商店采購了，這引起主辦方的不滿。貝爾格曼在會上批評了他們，還表揚了認真與會的中國學者。

這次會議是多年來第一次有社會主義國家和西方學者共同出席的國際學術會議，烏培塔爾市政府相當重視，會議結束后女市長專門舉行宴會招待參會學者。晚會地點在恩格斯故居的地下酒庫舉行，酒庫相當大，足見恩格斯生活在一個富裕家庭。女市長在晚宴上發(fā)表了熱情洋溢的歡迎詞。

會后德國出了一本會議論文集，我們把它翻譯成中文交黑龍江人民出版社出版，書名為《布哈林問題國際學術討論會文集》。德方給了出版補貼，但出版社還是沒有舍得多印，只印了一百多冊，全給了我們，書市上是看不到的。

在德國開會，由于每次會議俄國學者占多數(shù)，所以會議用的主要語言不是德語，而是俄語，俄語的發(fā)言有時翻譯成德語，有時干脆不翻譯，而德語大多翻譯成俄語。有一位瑞典大學教授亞歷山大·坎，是俄裔，德語很好，常常自告奮勇在會上俄譯德或者德譯俄，這對我這樣僅懂俄語的人有點像是在俄國開會一樣。

會后我和殷敘彝去漢堡訪問。主辦方為我們聯(lián)系了住所，是一家家庭旅舍。旅舍的主人每天早上為我們準備了早餐就離開了，鑰匙直接交給我們，我們出去時把鑰匙留在門口的籃子里，回來自己用鑰匙開門。主人和旅客之間充滿了相互信任感，這是我們在國內沒有見到過的！

鄭異凡在俄國革命研討會上發(fā)言。1997

對與會者提出的要求，主辦方總是設法滿足，1990年托洛茨基研討會結束后我去柏林，安排我們住在一家藝術品商店里，睡覺是打地鋪的。1997年開完十月革命研討會后，我提出去柏林訪問，主辦方安排我乘志愿者的中型車去柏林，俄國著名學者梅德韋杰夫同行，到了柏林，又安排了出租車把我送到一位志愿者家里住宿。這位志愿者是共產(chǎn)國際德國領導者的后裔，在柏林的別墅區(qū)有一棟房子。他知道我不會德語，又聯(lián)系了一對會俄語的夫婦陪我去參觀了斯大林、丘吉爾和杜魯門三巨頭參會的波茨坦。

作者與志愿者合影。從機場接作者到他家住了一夜，次日夫妻兩人驅車幾百公里送作者到會場。1997

這不是托派會議

第二次去聯(lián)邦德國開會是1989年10月，是關于托洛茨基的國際學術研討會，還是那幾位左派學者舉辦的。在那個時間點，參加的又是一個相當敏感的歷史人物的研討會，會議論文要經(jīng)過嚴格的審查。不過審查單位很聰明，讓我們自我審查。唯恐出問題，所以刪改得很厲害，幾乎面目全非，但又有什么辦法呢？

編譯局應邀參會的有殷敘彝、蔡愷民、周懋庸和我四人，我們還推薦了華東師大的周尚文與會。這次還沒有出國門就遇到了問題。那時出國在機場安檢需要“出關卡”，有權開“出關卡”的編譯局給我們辦好了手續(xù)，但是機場邊防怎么也不認編譯局開出的“出關卡”，卡住我們不放行。我們請他們打電話到編譯局、外交部去核實，電話聯(lián)系后還是不行。華東師大的周尚文已經(jīng)進關，眼看飛機起飛的時間已到，但問題始終無法解決，邊防人員告訴我們不要著急，說我們不發(fā)話，飛機不會起飛的。我們只好做邊防人員的工作，告訴他們我們一直從事馬列著作的研究與翻譯工作，《馬恩全集》《列寧全集》上都有我們的名字，國內許多報刊上也發(fā)表過我們的文章，而且我們都是年過半百的老頭老太太了，不會干什么壞事。我們的宣傳還真起了作用，起飛時間已過了二十分鐘，一位校級的邊防官員終于拍板放行，說出了問題他負責。我們一行跑著登上飛機，只聽見機艙里一片罵聲——“你們早干什么去了！”我們當然無話可說?；貒舐犝f機場向編譯局道歉了，編譯局是有權發(fā)放“出關卡”的。

會議有十九個國家一百三十位學者參加。中國學者出席會議使許多人感到意外，都以為我們不會被允許參加此類會議了。會議主持人很體諒我們的處境，特意囑咐與會者不要向中國朋友提他們國內政治問題。由于會議研討的是一個在國際共運史上極有爭議的人物，所以會議一開始主持人就強調這是一個關于托洛茨基的學術研討會，不是托派的會議。請所有未得到正式邀請的人員退場。有幾位當即退出，也有不走的，聲稱警察不來，就不走！歐洲還是有托派活動的。有一位英國漢學家提交的論文題目為“中國的托派”，被退回。后來改為“中國革命和托洛茨基”，才被接受。

學術會議是自由發(fā)言、自由討論的，可以對發(fā)言人提各種各樣的問題。有一位西方學者提問，你們社會主義國家的學者連托洛茨基的著作都看不到，是怎么研究托洛茨基的呢？這位西方學者問得有道理。在社會主義國家，長期以來托洛茨基是研究的禁區(qū)。按照傳統(tǒng)教育，只知道托洛茨基是叛徒，西方帝國主義的間諜、走狗，至于他到底說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人們并不清楚。在蘇聯(lián)，托洛茨基著作被秘藏在少數(shù)圖書館的特藏庫，即使學者也難以看到。那里有不成文的規(guī)定，文章中不能直接引用托洛茨基的原話，而只能轉述，否則就是宣傳托洛茨基言論。我在列寧格勒大學歷史系上學的時候，由于畢業(yè)論文是論述1925年的“新反對派”的，那時中蘇關系比較好，我在學校旁邊的蘇聯(lián)科學院圖書館東方閱覽室可以借到存放在特藏庫的反對派著作，但在畢業(yè)論文中由于直接引用了反對派的言論，受到評議老師的指責?；貒蠓衷谥醒刖幾g局工作，頭二十年主要就是編譯“灰皮書”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的著作，同時也向人民出版社推薦供翻譯出版的托洛茨基著作，人民出版社組織翻譯了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作為“灰皮書”出版，供少數(shù)寫作反修文章的領導和秀才參考。所以我在會上當即起來列舉了中國出版的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如《新方針》《俄國局勢真相》《不斷革命論》《被背叛的革命》《斯大林評傳》以及1949年前出版的《俄國革命史》等等，可以說托洛茨基的主要著作都已經(jīng)有了中文版。那位學者追問了一句，學者都能夠看到嗎？我回答說，現(xiàn)在凡是研究托洛茨基問題和蘇聯(lián)問題的學者都能夠看到。能夠這樣回答當然要歸功于改革開放的政策，要是以前這些書只有那些夠級別的少數(shù)高官才能看到！

為院士祝壽的學術會議

上世紀九十年代，我在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下屬的歐亞社會發(fā)展研究所擔任兼職研究員，還擔任了他們的政治和理論研究室主任。1997年5月奉命率團去哈薩克斯坦參加一個國際學術會議。

我們乘機抵達阿拉木圖，立即被送到一個會議室，那里已經(jīng)坐滿了人。我就座后，發(fā)現(xiàn)原來是一個給他們的院長祝壽的會，與會者依次發(fā)言歌頌院長對自己的幫助，對學院的貢獻，對國家學術進步的貢獻。這是第一天。

次日科學院舉行一個慶祝這位科學院院士六十大壽的隆重典禮。這可開了眼界了。除了致頌詞外還依次登臺送禮，禮物主要是民族形式的帽子和長袍，細數(shù)下來壽星收到的這種禮物在兩位數(shù)。我很好奇，這些衣帽是真的用來穿戴的，還是留下來再作為禮物轉送給其他的壽星的？我想，送這種禮物也許是哈薩克斯坦的傳統(tǒng)習俗。

我們代表團當然沒有準備禮物。邀請我們參加的是為慶祝院長六十大壽舉行的學術討論會，所以我在會上做了關于中國改革開放經(jīng)濟發(fā)展的報告。對報告的結尾臨時做了修改，說幾句祝壽和加強中哈學術交流的話，其中說了院長的論文在我國的刊物上發(fā)表。最后握手擁抱的時候他附耳對我說，說說發(fā)表文章的雜志的名稱！

送禮的長隊

這次正式祝壽儀式結束后，事情并沒有完。第三天在“學者之家”的大廳舉辦了盛大的宴會和舞會。算來整整花了三天的時間來辦這場祝壽大典，我們代表團是唯一來祝壽的外國代表團，我作為團長總感覺有點不是滋味！

不過祝壽會議結束后我們又訪問了吉爾吉斯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兩國，進行了正常的學術交流。后來所領導對我說，你們這次訪問中亞三國，使館和訪問對象反應都很好。我想原因之一是團里還有一位張晶女士俄語很好，熟悉經(jīng)濟問題，我們可以同三國朋友直接對話，坦誠交流。這點非常重要，如果對話要通過翻譯，那就要大打折扣。

一個東道主不花錢的國際會議

2002年俄國家謝德林公共圖書館下屬的“普列漢諾夫之家”（普列漢諾夫紀念館）邀請我們出席紀念普列漢諾夫逝世八十五周年學術研討會。我和同事王麗華應邀參會。我們先到莫斯科，然后乘火車去彼得堡。到車站來接的不是“普列漢諾夫之家”的人員，而是我的列寧格勒大學老同學希羅柯拉德教授，教授的夫人伊琳娜是我的歷史系同班同學，她同館長達季揚娜·菲里蒙諾娃的關系很好，所以接站的事就交給了教授了。

他帶我們乘有軌電車來到交通大學的宿舍，那里已經(jīng)給我們訂好了房間，順利入住了。住在這里的還有一位日本學者。還多虧有朋友來接，要我自己找還真要費一番功夫的。

把我們安排在交通大學宿舍，是因為它位于地鐵站附近，方便我們去普列漢諾夫之家開會。這樣，三天會議都是我們自己乘地鐵來來去去的。

普列漢諾夫之家的會場

第一天會議我們到的時候，會議桌旁的位子已經(jīng)坐滿了人，我們找了外邊的椅子坐下，就這樣開了三天的會，只有發(fā)言的時候坐到會議桌旁邊。

會議由館長菲里蒙諾娃一人主持，沒有另找名人主持。她負責按次序招呼發(fā)言人發(fā)言，維持會場秩序，出現(xiàn)跑題時總能把話題拉回來。她的主持能力不錯，會議開得井井有條。

上午會議結束時，她介紹了附近哪里有餐廳，哪里有咖啡館，哪里有小賣部，讓與會者自己去找地方解決午餐問題。會議這種安排是我前所未見的，國內無論開國際會議還是國內會議，吃飯問題總得由東道主提供，哪有參會者自己去找食的！

第一天我們胡亂找個地方對付著吃了就是。第二天我們還真在附近發(fā)現(xiàn)一個相當不錯的頗有情調的餐館，一人花一百盧布（約三美元）吃了一頓正正經(jīng)經(jīng)的西餐。第三天我們請了老同學伊琳娜一起就餐，她也覺得很不錯。

東道主這種安排是非常經(jīng)濟的，不過下午開會時就有點稀稀落落的了，因為各人就餐所花的時間不一樣，不可能準時回來開會。

會議結束后菲里蒙諾娃給了我們一張費用單，那是替我們辦理簽證等的手續(xù)費，每人約五十美元，這是要我們自己付賬的。我們在交通大學的住宿費自然也是我們自己掏錢的。這就是說，普列漢諾夫之家召開一次國際學術會議，邀請了中國、日本、德國等國家的學者與會，卻沒有花一分錢，這在我們中國這樣慷慨好客的國家是難以想象的！

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會議模式，不花錢，質量高。真應該改一下舉辦國際會議大把撒錢的會風了！

2002年是普列漢諾夫逝世八十五周年，會議第二天下午組織與會者去普列漢諾夫墓敬獻花圈。普列漢諾夫于1918年春去世，埋葬在圣彼得堡的伏爾科沃公墓。

普列漢諾夫墓

伏爾科沃公墓是封閉不開放的。我們到達后會議主辦人聯(lián)系了管理處，才有人來開門。門口張貼著告示，未經(jīng)允許禁止入內。伏爾科沃公墓和莫斯科的新圣母公墓一樣，里面葬有大量名人。由于不開放，墓地靜悄悄，只聽見鳥鳴和風吹樹葉的瑟瑟聲音。普列漢諾夫墓有一個他的半身雕塑，好像還在思考俄國的命運問題。

獻過花圈后，在墓旁邊看了看，不遠處就是烏里揚諾夫家族的墓地，有列寧母親以及其他親人的墓，有列寧母親的全身雕像。傳說列寧生前要求把自己葬在母親墓旁，說的就是這個地方。天下本無事，如果當年不是斯大林和加里寧等人堅持像東正教的傳統(tǒng)那樣保存列寧遺體，把列寧安葬在這里，今天的俄國就不會出現(xiàn)如何處理遺體的爭論，列寧也不會躺在熱鬧的紅場，讓那些領導人任意爬上墓頂，隨意踐踏——無論誰的墓都是神圣的。后人把他葬在這里是為了讓先人得到安息，把陵墓作為熱鬧的檢閱臺，紅場是獨此一家！

列寧母親墓

普列漢諾夫之家藏有大量普列漢諾夫及其親友的檔案文獻和有關圖書，其中包括中文譯本。菲里蒙諾娃給我們看了中文圖書的卡片，我們一看大吃一驚，書名全是用俄文按照發(fā)音拼寫的，不僅俄國人看不懂，中國人也看不懂，根本無法據(jù)此還原為中文書名。我們答應回國后替他們整理一份中俄文對照的普列漢諾夫著作以及有關著作的中譯本書目。上世紀六十年代“反修斗爭”中把馬克思主義者普列漢諾夫打入機會主義者行列。人民出版社內部印行的“機會主義者修正主義的著作目錄”中就有我編寫的普列漢諾夫著作目錄。我做了兩件事，一是搜集各大圖書館中的普列漢諾夫著作，二是把二十四卷“普列漢諾夫全集”的目錄翻譯成中文。我的同事王麗華在會上的發(fā)言內容就是普列漢諾夫著作在中國傳播，所以做這份目錄并不困難。回國后她整理了這份中俄對照的書目寄給他們，這就幫助他們解決了一個大問題，也為中俄文化交流盡了一份力。

順便說一個篇名的翻譯問題。列寧在二十世紀初寫的一篇Что делать？起初翻譯為“做什么？”后來改譯成“怎么辦？”，單獨看都沒有問題，不過我發(fā)現(xiàn)普列漢諾夫寫了一篇Чего не делать?“不做什么？”，是針對列寧“做什么”那篇文章的。把列寧文章譯成“怎么辦？”普氏的篇名就不好譯了，譯者改譯時顯然不知道普列漢諾夫有這么一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