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宋朝（960—1279），中國經(jīng)歷了一場好古之風的大爆發(fā)。盡管往昔一直是歷史與文化意識的權威和靈感之源泉，但這一時期對古代物質遺存的癡迷尤為突出。

——《金石：宋朝的崇古之風》

在宋朝，經(jīng)過一個選擇和轉化的過程，古代器物被收集并進入宮廷和私家收藏之中，成為被膜拜、研究和鑒賞的有價值的物品。在這個過程中，古物作為遺存或圣物獲得了一種全新的集體身份。至于古代銘文，則以墨拓的形式獲得了一種具有創(chuàng)新性的材質，使它們能夠以其原始狀態(tài)下不可能的方式被利用。器物的收藏促進了尚古學者著述的出版，除了描述細節(jié)，這些著述還在特定的意識形態(tài)語境下闡釋器物的歷史和儀禮意義。對器物進行解釋所采取的意識形態(tài)立場，很大程度上取決于宋朝尚古學者個體的多重社會角色。隨著宋朝社會日益多元化，古器物的形象被復制、借鑒或挪用，以滿足各種各樣的當代需求。當皇室成員和士大夫階層（the literati class）以古器實物為標本，制造出滿足他們特定需要的器物時，商品化的大批量生產(chǎn)也促進了古代視覺圖像的流通，使其超越了士大夫的圈子而進入整個宋朝社會。

宋朝尚古運動的一個典型特征是對古代器物的利用。這些器物所起的重要作用，標志著宋朝尚古運動有別于之前所有的復古主張。在先前的復古運動中，崇古者依賴古文獻來構建他們主張的理論基礎。宋朝尚古運動在延續(xù)這一傳統(tǒng)的同時，兼用器物和文獻，而非僅用文獻，作為研究的基礎。正如我們在歐陽修、李公麟、呂大臨和董逌的例子中所看到的那樣，宋朝尚古學者們在解釋古代時從古器物上獲取證據(jù)，并將證據(jù)與相關文獻交叉考據(jù)，而不是僅僅基于經(jīng)典文本和史書記述來推測歷史事件和古代儀禮。

作為涵蓋了社會很大一部分物質資源的一種文化現(xiàn)象，宋朝尚古運動囊括了通往古代的種種途徑。盡管有著共同的復古目的，這些途徑在信仰、方法和材料等方面卻各不相同。最重要的兩個關注點是儀禮和歷史。從禮學一途看，古代被看作理想社會制度的起源，這種理想的社會制度以古圣人（ancient sages）所設立和古經(jīng)書（ancient canons）規(guī)定的良好禮俗來規(guī)范。從歷史學一途看，古代被視為人類行為典范的源頭，而這種行為典范體現(xiàn)在微言大義的古文記述里。盡管這些途徑在理論上是互補的，但當它們被用來為不同的政治立場辯護時，張力就出現(xiàn)了。我們看到這種張力最強烈地展現(xiàn)在以王安石為首的新黨和以司馬光為首的舊黨之間的政爭上，他們在11世紀后期就施政措施孰是孰非有過激烈的爭論。

懷著對禮經(jīng)《周官》（亦稱《周禮》，成書于公元前1世紀）訂立的體系所體現(xiàn)的理想社會堅定不移的信仰，新黨相信只要按照古代經(jīng)典所描繪的理想社會重建規(guī)范，現(xiàn)實社會就能通過改革變得更好。舊黨則認為，學習古代，與其模仿古代的社會和儀禮制度，不如學習古人的倫理道德，尤其是史書《春秋》記載的圣王君子、志士仁人，他們就是最好的榜樣。在很大程度上，通往古代的儀禮途徑與歷史途徑二者的對立，是新舊兩黨更大的哲學觀念之爭的一部分；是以國家為中心、自上而下的禮制改革，還是依賴個人，特別是君主及其博學的官員的道德權威來使國家和社會制度運作，這是二者之間對立的一部分。

盡管這一點已經(jīng)相當確定，即宋朝尚古運動起源于幾位尚古學者，如歐陽修和劉敞等人的活動，他們于11世紀中葉開始收藏古物并發(fā)表他們的收藏；然而，解釋該運動如何演變成宋朝社會一個廣泛傳播的文化現(xiàn)象的概觀尚待構建。兩個既分開又關聯(lián)的歷史發(fā)展，推動了此運動的參與從社會精英小集團擴大到更廣泛的社會層面。從相同的知識和文化氛圍中產(chǎn)生的這兩種歷史發(fā)展，是由非常不同的思想前提推動的，涉及了各種不同的古物研究材料。這些不同最終導致這場運動的性質多元化。

該發(fā)展進程的肇始與歐陽修和他的朋友圈有著密切關系?？贾T歐陽修的收藏集錄——《集古錄》，可見歐陽修的朋友對他的古物創(chuàng)新收藏貢獻良多，雖然此書只有他的署名。歐陽修和其朋友圈協(xié)作最為人所知的例子或許是該集錄第一章討論到的晉姜鼎條目。此件青銅器銘文是劉敞送給歐陽修的，前者也是一位宋朝尚古學者先驅，他為歐陽修的收藏至少貢獻了另外9件銘文。關于歐陽修收藏里劉敞所送的青銅器銘文，參看《集古錄跋尾》卷1。歐陽修收藏的其他捐助者包括宋祁（998—1061）、江休復（1005—1060）、楊南仲、文同（1018—1079）、謝景初（活躍于11世紀中期）按，謝景初卒于宋神宗元豐七年（1084），年65（虛）歲，則生當在宋真宗天禧四年（1020）。參見范仲淹《范忠宣集》卷13《謝公墓志銘》?！g者注和蘇軾?！都配洶衔病肪?。歐陽修與他的圈中人的合作表明，收藏古銘文拓片的做法已經(jīng)在11世紀中晚期成為知識界的一大潮流，對古物特別有興趣的士大夫們紛紛參與其中。歐陽修最感興趣的古物研究是要恢復歷史的真實性。對于歐陽修來說，古銘文不啻一個歷史記錄的寶庫，其真實性毋庸置疑。正因如此，這些古代遺跡可以用來校正前人流傳下來的史書及注疏中存在的問題——這正是歐陽修在討論他所藏古銘文的跋尾中一再從事的工作。他認為古物是歷史真相的一個源泉，這種看法引起了劉敞的共鳴，后者相信一個古文物學者應該將歷史記載與古銘文進行交叉考察，以校正史書流傳中的舛誤。參看本書第二章有關劉敞的古代觀念的討論。

歐陽修:《集古錄跋尾》，約1064年。紙本墨帖27.2厘米×171.2厘米，臺北“故宮博物院”

12世紀，這種專注于古物歷史價值的士人風尚繼續(xù)得到體現(xiàn)，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金石錄》的作者趙明誠。該書出版于1132年，李清照寫的后序。他在該書序言中清楚地表述了他對古代材料歷史真實性的深信不疑：“（史書）有不可誣而又傳之既久，理當依據(jù)。若夫歲月地理官爵世次，以金石考之，其抵牾十常三四。蓋史牒出于后人之手，不能無失。而刻詞當時所立，可信不疑?！壁w明誠：《金石錄序》。

11世紀60年代初，歐陽修在劉敞的幫助下，將古青銅器銘文收入《集古錄》之中，這對于歷史學研究方法的發(fā)展意義尤其重大。歐陽修與他的朋友們的合作大大地擴展了史料寶庫，他們借助古物材料追尋古代的歷史真實性。大量的事例表明，歐陽修、劉敞等尚古學者利用古青銅器銘文來解決后人撰寫的史籍和注疏文本中普遍存在的問題。拓墨技術的應用大大便利了古青銅器銘文的收錄，青銅器拓印技術首次見于記載是在宋仁宗1053年檢閱古青銅器時。

不像大多數(shù)石刻碑文刻于公開展示的石頭表面因此可見度較高，青銅器銘文經(jīng)?？逃谄魑飪缺?，因而除了極少數(shù)例外，它們多深藏不見。拓墨技術直接應用于古青銅器銘文，把它們從青銅器內壁轉拓到紙張上，使這些通常不引人注意的銘文能為宋尚古學者們所用。拓墨技術讓古青銅器銘文能夠易于收藏和研究，如石刻銘文一樣。歐陽修收藏中青銅器銘文和石刻銘文的兼容并納，為尚古運動樹立了一個榜樣，標志著這兩種媒介相聯(lián)系的開始。這種聯(lián)系逐漸被用來通指中國學者的古物研究學問即“金石學”。

使用拓本而非古董實物來探究歷史的真實性是宋朝尚古運動的一個重要特征。這看似奇怪，但歐陽修的確認為一本拓片比古物本身更真，即便拓片拓取的是器物的銘文而非它的整個物質形態(tài)。歐陽修在對真實歷史的追求中把拓本放在了優(yōu)先位置，這與拓本既能捕捉古銘文的內容，又能呈現(xiàn)銘文與承載它的器物之間的關系有關。古銘文的文本是歐陽修和他的宋朝尚古學者同儕用以重構真實歷史的原始史料，然而這些文本作為真實歷史的原真材料，其權威性卻是來源于銘文刻載在古代器物上這一事實。

正是銘文與它的古器載體之間的緊密關系，賦予了銘文文本在尚古學者們校正后世的史籍和注疏的努力中的崇高價值。換言之，銘文文本與古器的物理聯(lián)結驗證了文本真實的歷史價值。制作拓片時需要將紙張直接貼在古物的鐫刻表面，以提取器物上的文字內容。正因如此，拓本通過留在紙上的凹凸墨紋，證明了文本與古器的物理聯(lián)結。以像歐陽修這樣的宋朝尚古學者的歷史觀念來看，拓本是一種理想的媒介，因為其能代表銘文且能保存文本和刊載它的物質材料之間的聯(lián)結。而且，拓本便攜和易于復制的形式大大地促進了古銘文在尚古學者之間的流通，進而推動了關于古代的廣泛研討——這正是尚古運動迅速發(fā)展的一個重要特征。

韓城鼎（晉姜鼎)。呂大臨:《考古圖》卷1,

亦政堂本，1752

宋朝士大夫們普遍相信古代是文化權威的一大源泉，這與11世紀下半葉知識界的氛圍發(fā)生了一個根本的變化有關。11世紀中期，歐陽修倡導的古文運動（the revival of archaic writing）培育了一代新興的士大夫，他們一方面尊崇古代為政治和道德理想的終極來源，另一方面不屈從于任何未經(jīng)批判考證的權威。歐陽修的古文運動思想，繼承了韓愈所倡導的通過恢復古代圣賢的原始教義回歸“原道”（the original way）的主張。在歐陽修對待古物的做法中，我們的確看到了一種謹嚴的驅動力，孜孜以求地證明什么是本真本原的，而這正是構成古文運動核心價值的原則。因此可以理解，在這樣的知識氛圍下訓練出來的第一代宋朝士大夫，也是致力于光大由歐陽修及其朋友圈開創(chuàng)的尚古運動傳統(tǒng)的第一群人。古文運動在11世紀后半期取得全面成功，最終成為科舉考試的既定規(guī)則，決定著有抱負的士人們的仕宦生涯。尚古傳統(tǒng)也得到宋朝士大夫的熱情擁抱，用以在精英文化習俗中展示他們的素養(yǎng)。

當收集研究古銘文的興趣在宋朝士大夫中蔓延時，對古器不同方面的興趣也在宋朝宮廷中出現(xiàn)。吸引這一特殊興趣的器物主要是青銅禮器，尤其是那些古代帝王祭祀天地時使用的，如鐘和鼎。把古銘文當作真實歷史來源的興趣出自一種恢復和保存古物歷史價值的強烈愿望，與之不同，對于古禮器的興趣則產(chǎn)生于探索用來舉辦國家大典的適當器具。這一探索始于宋朝，是11世紀中期國家儀禮改制的一部分。宋仁宗在位時期，古儀禮編鐘被用作標本以制造禮樂的適當樂器。盡管仁宗朝的儀禮改制最終是一場空，結局是禮樂仍為宋朝廷的一大難題，但仁宗的改制引發(fā)了對古樂器本身更廣泛的探究。關注焦點從儀禮轉向了禮器，1053年舉行的那場著名的皇家古青銅器展鑒大會就是例證。

在這次展鑒期間，陪同著皇帝的這群官員和宮廷學者就古禮器的形制和對裝飾的解釋以及銘文的意義進行了深入的討論。對儀禮和儀禮用具興趣大增的結果是，古青銅器以其在儀禮實踐中的重要性而開始為尚古學者們所看重。人們感興趣于古青銅器的形制及裝飾所體現(xiàn)出的古禮象征意義，不再只關注銘文，尤其注意古青銅禮器的視覺特征。這種新發(fā)現(xiàn)的興趣引發(fā)了對青銅器的研究，大量研究著述出版，它們主要采取圖錄的形式，為讀者提供了一個了解古物視覺特征的門徑。

劉敞、李公麟和其他宋朝尚古學者主張全面地收藏古物，而不僅僅是青銅器銘文拓片。受他們的影響，宋朝士大夫們在11世紀后25年聚集起了古青銅禮器的私人收藏。這一發(fā)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劉敞推動的，他以一本包含每件物品的文字描述和圖像的圖錄發(fā)表了自己的古物收藏。脫離了其原始的儀禮語境，商周青銅禮器早在公元前2世紀就已經(jīng)被當作祥瑞珍寶，但劉敞是第一個通過出版把他的收藏向大眾公開的宋朝尚古學者。效法劉敞，李公麟擴展其古物收藏的種類，包括超出商周青銅禮器的種類廣泛的古代手工藝品，特別是秦漢時期的日常用品。后者中的很多物品都不在宋朝廷的國家祭祀儀禮考慮的范疇內，卻成為南宋時期滿足大眾消費需求的仿古器的借用標本。李公麟把他的藝術感悟力應用于所收藏器物的形制和裝飾方面，確立了古物命名的先例，樹立了圖錄流通的榜樣。呂大臨《考古錄》所記錄的收藏家和古器的多樣性令人印象深刻，證明11世紀末宋朝上層精英中收藏古物之普遍，所下功夫之巨大。

左：爵的畫像，出自《三禮圖》卷12，鎮(zhèn)江本，1175;

右：商父壬爵，出自《宣和博古圖》卷14，

亦政堂本，1752

關注古物的全部物質性，包括形制、裝飾和功能，是強調古物儀禮意義的尚古運動潮流的一個關鍵特征。宋尚古學者們對古儀禮特別感興趣，相信一件古禮器的意義不僅存在于銘文里，也蘊含在其形制特征和功能之中。古代禮經(jīng)如《周官》提供了大量對儀禮器具的裝飾紋樣和使用功能的解釋，經(jīng)常被宋尚古學者們引用來證明他們的觀點。事實上，以古禮器佐證經(jīng)文中的有關段落，用來支持儀禮意義的解釋，成為理解古代的慣常做法。李公麟是11世紀運用這套方法來解碼古青銅器紋飾的第一人，他對饕餮紋的解釋就被皇家收藏圖錄《宣和博古圖》（成書于12世紀20年代）采用作為官方的解釋。

人們對古物儀禮意義的興趣發(fā)展，很大程度上要歸功于宋朝廷，特別是宋徽宗的支持，正是他把皇家收藏擴大到之前無法想象的程度。與他的曾祖宋仁宗一樣，徽宗對古青銅器的興趣出于改革國家禮制的迫切需要?；始覉D錄所記徽宗收藏展現(xiàn)的古代觀念，在很大程度上被打上了《周官》所體現(xiàn)的政治理想的烙印，這本經(jīng)書提供了一個古代儀禮政治制度的理想化藍圖。在這種政治理想的影響下，古青銅器被賦予了政治象征意義，在重建以《周官》所設定的古禮為特征的古代理想世界中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對徽宗而言，全面收藏古青銅器十分重要，因為理論上每一件古物都曾在這個理想社會發(fā)揮過作用。宋徽宗通過收集古青銅器把他想象的理想政治制度化為現(xiàn)實的愿望，也投射在他將幻想的人類棲居的完美世界變?yōu)楝F(xiàn)實的愿景之中，他為其御苑艮岳廣羅奇珍異石、珍稀植物和異域禽獸。結合這位皇帝理想化建構的語境來觀察宋朝的皇家古物收藏，無疑能夠進一步理解宋朝社會最高層所秉持的古代觀念。宋徽宗渴望通過收藏人工制品諸如藝術品和古物來認識理想社會，對此，Ebrey（伊沛霞）有深入的討論（Accumulating Culture：The Art and Antiquities Collections of Emperor Huizong）。

經(jīng)過11世紀和12世紀初尚古學者的研究和實踐的發(fā)展，先前深深植根于中國文化中的古代崇拜獲得了理論、方法和物質的新基礎。宋徽宗主導的大晟編鐘鑄造全面展現(xiàn)了這些新基礎的確立。這套編鐘仿造的是一組公元前5世紀以前的樂鐘，這組古鐘出土于宋徽宗發(fā)起國家禮制全面改革的最高潮時期。新編鐘的鑄造立刻被視為一個巨大的成功，表明經(jīng)過對禮經(jīng)《周官》的意識形態(tài)闡釋，古禮器與宋朝國家禮制之間的理論聯(lián)系已經(jīng)成熟。這次借用古物形制的成功說明了這一時期的古青銅禮器知識之深入細致，這無疑是嚴謹?shù)墓盼飳W術研究和宋朝廷可觀收藏的一大成果。

12至13世紀的宋朝尚古運動帶來了符號的借用和審美化，古物的形式被采借，并基于當代的目的產(chǎn)生新的意義。虞公著為其妻所立墓碑和鮮于樞墓中發(fā)現(xiàn)的隨葬品都反映出古代形象的借用與宋朝士大夫文化認同的建立有著密切聯(lián)系。這一關聯(lián)應結合宋朝社會結構變化的背景去理解。作為一個新興的社會階層，迅速享有了政治、文化和經(jīng)濟特權，士大夫們覺得有必要創(chuàng)造一套適應他們史無前例的社會地位、符合他們信仰的新儒學的儀禮和感覺的文化習俗。在司馬光和朱熹等士大夫領袖人物的影響下，這種文化習俗被用來彰顯士大夫們受尊敬的社會地位，也區(qū)別于與貴族精英特權相聯(lián)系的傳統(tǒng)禮俗。利用代表古代權威的古意象來為士大夫創(chuàng)造象征和標識，是崛起的社會精英階級打造其文化身份的更大努力的一部分。

韓城鼎（晉姜鼎）器物本銘文。呂大臨:《考古圖》卷1，

亦政堂本，1752

宋朝尚古運動對后世的影響是深遠的，特別是在中國社會的知識和文化領域內。圍繞著古物的收藏研究及相關活動，它構建了一個知識譜系，并一直延續(xù)至帝制時代的晚期。這一譜系由歐陽修《集古錄》肇始于前，為趙明誠《金石錄》繼承于后。洪適的《隸釋》（其序作于1167年）完整地展示了這一譜系源流。歐陽修和趙明誠著作中的一些段落和文字被附在了洪適一書的后面，使它成為最早的中國尚古學者著述的作品集。由一代代著名的尚古學者及其著作構成的譜系所代表的這種賡續(xù)不斷的知識觀，在之后幾個世紀傳承了下來。15至17世紀的許多文人翹楚如文征明（1470—1559）、楊慎（1488—1559）、王世貞（1526—1590）和趙崡（活躍于1573—1620）等，都表達過對他們的宋朝前輩的感恩。

就后世的物質文化發(fā)展而言，一整套美學原則都是由宋朝尚古運動確立的。12至13世紀，通過古物的商品化、借鑒和挪用古代形象形成的古物收藏研究資料的普及化，提升了雅致的品味。社會上對古物的渴求極大地促進了對這些器物審美的發(fā)展，它們變得不僅具有很高的價值，而且在本質和文化的原真上與特殊的榮耀關聯(lián)密切。古代形象被用作文化身份的標識、時尚的標簽和德行的象征，最終在后世形成了“雅品味”的概念。類似于18世紀英格蘭上流社會的“有教養(yǎng)的品味”——亦源自古董的收藏與研究，雅的概念在中文語境中必須與俗的概念相對照來理解。

作為優(yōu)雅品味象征的古物及其意向，只有在它與俗世品味做出明確的劃分時才能流行起來。古物具有極高的市場價值，且其知識層次也是未受過古典教育的大眾難以企及的，這構成了將中國士大夫精英與蕓蕓眾生分隔開的一道安全屏障，因而形成了這一群體理想的文化象征，塑造了知識優(yōu)勢和雅品味的性格。然而，通過印刷出版和大規(guī)模的商品化生產(chǎn)，將古代形象吸收同化為大眾視覺文化的強大力量，迫使士大夫精英為了重建分隔高雅與低俗文化的屏障，不斷尋找新的古意象源泉。后世古代意象的使用在雅和俗之間不斷較量，使得“古”一直位居時尚的前沿。

節(jié)選自本書結語

書籍簡介

金石：宋朝的崇古之風

[美]陳云倩(Yunchiahn C. Sena) 著

梁民 譯

李鴻賓 校

2022年8月出版

ISBN：978-7-5201-9092-3

內容簡介

宋朝尚古學者熱衷于金石古器物及其拓片的收藏、鑒賞和著述，形成了集中體現(xiàn)宋朝崇古之風的金石學，深遠地影響了當世及后世中國社會文化的諸多方面，如古文字學、書法、繪畫、風俗和生活方式。本書以跨學科的方法探究宋朝尚古學者的金石學著述、士大夫的好古生活方式、朝廷仿古禮樂器的鑄造以及民間仿古器的普及，再現(xiàn)了崇古之風熏染之下宋朝社會雅俗文化生活的圖景。

書籍目錄

引言 探尋宋朝的尚古運動

第一章 歐陽修的《集古錄》

第二章 宋朝尚古學者著述的發(fā)展

第三章 仿古器和宋朝的物質文化

結語 宋朝尚古運動的遺產(chǎn)

譯后記

原標題：《『九色鹿』新書推薦 | 《金石：宋朝的崇古之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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