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個資源不豐富、機會不均等、文化不被重視的社會，暴發(fā)心態(tài)是如此普遍。而這種暴發(fā)心態(tài)，又催生了偏執(zhí)與愚昧，使勤勉踏實、樸素清新的生活態(tài)度受到了極大的傷害。

喧嘩的塵土

作者：蘇七七

2015年7月2日至7月7日，法國馬賽國際紀錄片電影節(jié)如期舉行，中國獨立紀錄片導演黃文海以作品《喧嘩的塵土》獲國際競賽單元三大獎項之一，并將在歐洲的一些電視頻道播出。這部作品長111分鐘，曾入選2004年新加坡國際電影節(jié)和荷蘭阿姆斯特丹國際紀錄片電影節(jié)。

《喧嘩的塵土》是個電影片名。我在校園里看到看片廣告時，心想這個片名起得真文學。片子在那天晚上八點準時放映，差不多來了150個觀眾。到了我才知道這是一個紀錄片——片名可真不像。

片子從一個小城鎮(zhèn)的麻將館拍起，一張張臉，看牌、摸牌、翻牌，各種表情，但是拍攝的人不強調這里頭的戲劇性，拍得很平淡。然后是掃地，拖地，然后故事就彌漫開去了——是的，是“彌漫”而不是“延展”，因為沒有特別清晰的線索，而有許多無關緊要的細節(jié)，整體地表達出，或者描述出一種氣氛。

一開始看這個片子，倒有點厭煩的情緒，擔心它很長。小城鎮(zhèn)的無聊的、麻木的、灰色的生活狀態(tài)，對我來說是能引起記憶的共鳴，并且?guī)缀跎鲆环N生理和心理上的難受。生活沒有目標，沒有秩序，混亂中帶著一種不潔氣息。美好的感情與清明的思想無處搜尋，而有著種種不切實際的暴富愿望，種種不關心對方、不負責任的生活關系。

片子的主體關于六合彩，在一種整體的浮躁風氣中，人失去了起碼的理性，而將未來寄托在微茫的概率中。同時，執(zhí)拗的愚蠢與可笑的迷信開始生長：這些成年人圍著電視看《天線寶寶》，覺得里頭藏著六合彩的玄機。他們個個口出豪言，表示不達目的誓不罷休。

“人生能有幾回搏”——一個生得豐壯的女人鏗鏘地說，她總是受過中等教育的，怎么能不明白努力與投機之間的簡單區(qū)別呢？面對著這樣的畫面，這樣的話語，真是笑不出來，有一種如此現(xiàn)實的、絕不能輕松言笑的荒謬。

片子中的人物面目模糊，看了大半天，辨別出一對男女朋友是主要拍攝對象。女孩子懷孕了，但是男方不愿意結婚，因為沒錢，也因為不想要這個孩子。她已經有好幾個月身孕了，家里人與朋友商議了幾回，但還是沒辦法，最后去流產。這是她第三次流產，剛做完手術就回到家，男朋友讓她回到醫(yī)院去，危險期還沒過。她執(zhí)拗地坐在床邊，被拉起又坐下，被拉起來又坐下。男朋友生氣起來：“你還要怎么樣，我夠累的了?！?p>

這些事情看著真是難受。女孩子是沒有努力方向的，也不知道珍惜自己，有著最自發(fā)的一點自尊和倔強。而男人完全不顧女性的身體健康與情感需要，體帖有限到讓人齒冷。如果說一個社會出現(xiàn)了結構性的問題，缺失了最起碼的人性關懷的話，那么女性總是比底層更為底層的承受者。

當影片把人帶進一種真實的氛圍時，它就不顯得漫長了。在一種壓抑的心情中這個紀錄片結束時，我?guī)缀鯖]意識到它有近兩個鐘頭之長。退出內容談影片，那它是一個好片子。作為一個紀錄片，它有一種不害怕過分平淡與枯燥的對生活的直面，而且有一種“感同身受”的視角，非常內在的省視，而不是外在的、與己無關的觀照。

這也許是最重要的：拍攝者是以一種與對象近乎“重合”的方式來理解對象的，完全沒有“隔”，沒有一種執(zhí)掌話語權（攝像機）時的優(yōu)越感與解釋權。從導演的角度來說，他在攝影與剪輯方面表現(xiàn)出了一種接近事物與保持事物的豐富性的能力，而不是疏離的，簡化的。這部紀錄片的主要線索不那么鮮明，而有很多散漫的場景，但正是這些場景，參與構成了一種難以言傳的氛圍。

這種氛圍實際上是時代性的、整體性的。當它們被真實地描述出來時，就體現(xiàn)出一種自身的深刻性。在一個資源不豐富、機會不均等、文化不被重視的社會，暴發(fā)心態(tài)是如此普遍。而這種暴發(fā)心態(tài)，又催生了偏執(zhí)與愚昧，使勤勉踏實、樸素清新的生活態(tài)度受到了極大的傷害。這些人是可笑的，甚至是可鄙的，但又是可悲的。而我們在這一團的灰暗中，看到任何希望，甚至連粗俗的性細節(jié)，也更多地不是隱含著健康向上的生命力，而有著猥瑣自大的氣味。

希望不是這個片子的訴求點，人只是跟著本能與命運茫目走動。導演黃文海在片子結束后與觀眾有一個交流，他說：“我也是這樣的人?！碑斎晃矣X得他不是，因為他還拍了這個片子，還有一種沉重的痛苦感與茫然感被包含在一種極端無聊的生活型態(tài)中，但我們與他們有什么本質不同，我們能把自己拎出來嗎？

黃文海在央視工作了四年，退出體制獨立制片，回到湖南老家去拍了這個紀錄片。而我在看這個片子時，也不停地有一個“老家”在腦海里與影片對照。這實際上是我們所有人的“老家”，是中國的普遍現(xiàn)狀，這種以巨大希望的形式出現(xiàn)的絕望與幻滅，如果說不是唯一的現(xiàn)狀，那也是混合在現(xiàn)狀里的龐大而深入的病毒。

在看完影片后，我發(fā)現(xiàn)它真的是極其“喧嘩”的，麻將聲、電視聲、手機聲，還有人們粗聲大氣的話語聲，幾乎沒有安靜的一刻。粗鄙的欲望與黯敗的現(xiàn)實兩相對照，讓人還能“喧囂”地活著的，好像只是足夠的愚昧與猥瑣。我的用詞如此苛刻，讓我自己非常難受。

女孩去做流產時，鄰床婦女生了一個孩子，家人用紅格的小被子給孩子打了個漂亮的蠟燭包，這是片中唯一的、干凈的亮色。再有什么還能提供點安慰呢？就是非典來了，人們扎了個稻草人，去“送瘟神”——一群人環(huán)著稻草偶人燒香放炮，臉上帶著笑意，不見得深信，卻有著一種類似節(jié)慶的快樂。面對著外來的災難，人總有著堅韌簡單的承受力，但是社會發(fā)展的不平衡與文化的基層饋缺，卻帶來更內在的災難。

張亞璇與黃文海對談

張亞璇：你是在什么情況下回去拍的這個片子？

黃文海：我2000年從（中央）電視臺出來，碰到胡擇，他有劇本。我還有兩個朋友，說我出來干的話，他們幫我。我們一共湊了40萬塊錢吧，就開始做那個片子，叫《北京郊區(qū)》。是關于宋莊的藝術家，但是故事片，胡擇自己寫的劇本。

我當時處在的那個階段，就是想做事嘛，跟胡擇聊得特別來，因為以前我們都是學藝術的，都是抱著藝術理想來北京的，但到宋莊一看，大部分藝術家還是挺艱難的。我們就覺得，拍個這個片子，可能還挺好的。

但做完這個片子以后，沒有任何收益。然后電視臺做一個紀錄片，他們叫上我，我就跟我的制片人認識了，就是王清仁。我們兩個聊得很投機，他在一個地方臺做制片人。他的孩子前一年搞軍訓，他感觸特別深，說我們能不能一起做這個片子。我覺得這個選題還行，就一起做。八月份去拍，十月份就完成了。我當時還挺激動的，因為以前都是給電視臺拍片，沒有獨立的作品，這是我第?一個長片，71分鐘。十一月份我們就收到了法國FiPA電影節(jié)的邀請，大家覺得很興奮，因為第一個電影一個電影節(jié)都沒要嘛。

我們就去法國，也造了一些計劃，包括這個麻將館的題材。當時為什么選麻將館呢？還是有一種概念化的東西。因為我很喜歡懷斯曼的紀錄片，他就是拍機構嘛。我們也抱著一個學習的態(tài)度，想是不是能選擇一個機構作為平臺，而且以前老舍有《茶館》，汪建偉也做過類似題材的東西，尤其是在當地，麻將館是個普遍的存在。像我拍的這種，大概有一千多家吧，一般都是自己家蓋的房子，空出三四間，或是一層，每間房子里面放兩桌，其實是大家自發(fā)組織的一種娛樂活動，賭點錢，但不多。而且很便宜，兩塊錢可以打一天，還提供茶水。

張亞璇：麻將館全部的收入來源就是每個人的兩塊錢嗎？

黃文海：應該是。但很多的，每個月能拿到兩三千塊錢呢，在那個小城算是很富裕的。在我片子里，開麻將館的夫妻兩個都是下崗的，而且男的是殘疾。他以前是福利工廠的，也做過很多工作，賣冰棍兒啊，賣煙啊，目前這是他能找到的最好的工作。

還講我們去法國。當時我們運氣還是比較好的，片子在電影節(jié)上比較受歡迎，還有法國公司給我們做代理。這一點就給我們很大的信心。從法國回來以后我們又去了一趟耀揚，我的一些親戚也給介紹了麻將館的老板。當時試拍的時候，他們很害怕，相機一舉他們都跑掉了。但第二次，我拿了制片人的一個很普通的3CCD DV機，回到耀揚，我也跟他們玩（麻將），也把機器給他們，他們很快就沒有興趣了，包括對我，很多人覺得我挺無聊的，每天在那兒蕩來蕩去。

我就進去，開始拍。拍著拍著，那些人和事就慢慢聚攏過來了。紀錄片嘛，你無法預測，包括麻將館旁邊那一對同居的男女，也是到了一個多星期以后，我才知道，哦，她懷了孕，他們在墮胎問題上有爭執(zhí)。然后整個地方都在買六合彩，旁邊還有經常來打麻將的按摩院的人……

其實我最早鋪開的面更大，因為我對大眾感興趣。但我也沒有具體的很強大的意識，只是覺得有意思的就拍。他們一開始還有點警惕，后來就覺得對他也沒有傷害，因為如果是記者的話，早就報道了。慢慢地，大家都變得很熟了，聊得很高興，我也跟他們說，能讓我拍的我就拍，不能讓我拍的就不拍。后來3個月下來我拍了100多個小時，七月份回北京是帶了一大堆素材回來的，當時就覺得很震撼，給制片?人寫的信也是這樣，就說好像從他們身上看見自己啊，好像那些事也發(fā)生在自己身上啊，也有恐懼，但具體怎么剪，還沒有太多的感覺。回來后就有一些日常性的事情，也幫別人做東西，有時候就會想一想。當時有一個很強烈的意象，如同一個手在捏一塊肉的意象…...

張亞璇：這個意象是怎么得到的呢？

黃文海：我有時候看書，突然有一天，就迸出來按摩院那個女孩子在幫老謝按摩。那個時候我就有強烈的感覺：這個片子在蠢蠢欲動，它好像自我成型了。而且我知道這個東西肯定要放到最后。

八月份我就進機房，每天八點鐘進去，到晚上八點鐘結束。我先剪成一塊塊的，一個人，或一個事件，或者我感興趣的場景，大概四十多天以后，我再把它們串起來，整體看。所以最早的版本可能更凌亂，是那種印象式的積累，一個個片段，象拼貼一樣。我用什么來統(tǒng)籌呢？就用我那個意象來統(tǒng)籌，然后更多地營造那種彌漫的感覺。后來我看我的影片，覺得貫穿的那種氣還是有的。

當時很快，從開始剪到最后也就四個月的時間。給一些朋友看了看，再調整?一遍，就結束了。 那時候制片人也扛了很長時間了，有段時間我還住在廊坊，因為他的工作室在廊坊。也十一月份了，我又回到北京來，找到工作（給電視臺打工）什么的。

張亞璇：你說到自己那種震驚的感覺。那地方不是你的老家嗎？你本來對那里的人和事不了解嗎？

黃文海：其實是隔著的。我從小在部隊大院，后來是機關大院，家庭條件還可以，其實是個很老實的孩子，很少跟這群人接觸。部隊大院的孩子可能更封閉一點，但小的時候很向往街頭打架這種的。

后來我來北京（在電影學院進修），然后在中央電視臺工作，應該說還是比較順的，但這也是在某種程度讓我感到幻滅的東西。當初是抱著電影理想來北京，但又進入一個體制。我在那做了很多質量萬里行的報道，當時面臨很大的一個困惑是什么呢？就象我們那個編輯問我，你說這也不能吃，那也不能吃，那什么能吃呢？包括怎么讓老百姓知道，因為檢測是一個很復雜的過程，老百姓家里是不是要有很多機器呢？也不可能。最后我們只能很荒唐的建議，大家到大一點的超市去買。這只是權宜之計，根本不解決問題，是不是？我們后來做得很好，還能得新聞獎，但其實你每天制造的是什么呢？其實是一種恐怖氣氛。但當時還覺得很幸運，我躲過了，我不同屬于他們……

拍片子的過程，其實就是你突然發(fā)現(xiàn)，你根本就沒有逃脫，你其實無處可逃。在電視臺的時候，只是以為自己逃脫了。我拍片子的時候，就覺得特別理解我片子里的人物，他們其實是過早地被解除了武裝。他們是無能為力的一群人，他們的那種努力我們沒有看見。

張亞璇：為什么在片子里沒有保留這個城市本來的名字，而是改叫耀揚？

黃文海：我想這個片子不是某一人某一事，而是講一種普遍的狀態(tài)；這種狀態(tài)也不是在這么一個城市存在的，也不是在一個人?身上。而且具體到這里面的人，現(xiàn)在都已經過去了，好多都找不到了。

同居的一對分了，那個女孩消失了，誰也不知道她的下落；按摩院在我還沒走之前，因為非典，也已經很便宜的價錢打掉了；還有六合彩，去年我回去的時候已經緩和了，因為大家已經把錢掏空了。現(xiàn)在是江西啊，甘肅那些地方又很多。這個東西是從廣東傳過來的，錢都讓廣東，香港，地下黑莊的一些人拿走了。就是這個麻將館，現(xiàn)在還存在。我就怕，像以前我做新聞調查，它其實在一個地方是普遍的存在，就因為碰到你，它就倒霉了。我不希望有這樣一個結果。換一個名字，在我是這樣一種考慮。以前我做新聞，就碰到過一些線人，在當地受到打擊。我特別內疚，其實他可能就是一個良知，來告訴你這個線索，但最后就在當地無法生存，因為他破壞了潛規(guī)則。

張亞璇：每天去打麻將的都是些什么人呢？看起來他們年齡職業(yè)都不一樣。他們怎么每天都有那么多時間都耗在麻將桌上？

黃文海：大部分是附近城鄉(xiāng)的，也有外地的，東北口音的。中國所有的城市都存在這樣的人，從農村出來，象大雁一樣，到處棲息。在城市待一段時間，如果待不下去，他們又到另一個地方去了。

張亞璇：這些人有工作嗎？

黃文海：各種職業(yè)都有啊。除了麻將館，按摩院，也有上千家，洗腳城，長沙官方報道是四千八百多家，它其實是一個正規(guī)行當，包括小姐，只是大家不這么認為而已。所有人都有一份工作，或臨時的工作。中國大多數職業(yè)是一種灰色，你分不清它是黑還是白。

我覺得我的片子表達了一個很強烈的感覺，就是一元化的時代里面，其實大多數人都是靠運氣在生活。還有就是所有的人都好像沒長大，都是兒童狀態(tài)，包括他們看的電視節(jié)目，都是兩歲孩子看的，他們看得津津有味。你會突然覺得，這個社會像割草機一樣，大家一茬一茬在長大，但都在還沒長大的時候就給割掉了。那種不負責任其實也是一種兒童狀態(tài)。

張亞璇：但你也沒在片子里說為什么。

黃文海：我覺得我這片子不能講更多東西。就一個片子而言，講一點就可以。我不想把任何事情說清楚，因為很多東西是說不清楚的。我更多強調一種整體的狀態(tài)，往往這種狀態(tài)有預見性。一個人對著鏡頭說的東西是不可信的，他在各種情況下說的是不一樣的。但那種強烈的彌漫，我覺得我應該是傳達了一些。所以很多情況之下，你的表達方法，你的風格，都是非如此不可的一種方式，更多時候你的強化是在剪輯臺上的強化。

我以前也跟你聊過，就天線寶寶那個形象，其實也是中國的神。這種東西各個朝代不一樣，以前是皇帝啊，毛啊，現(xiàn)在很荒誕地變成了天線寶寶。為什么變成它呢？因為它身上可能有財富，這是一個一元的社會嘛，以錢作為唯一的價值標準。 

至于我呢，以前覺得生活在別處，具體說就是在北京。來了北京就是在中央電視臺，從中央電視臺到我自己拍片子，心態(tài)上我覺得跟他們差不多。雖然在具體的生活中我們不會混為一體，但在更多的層面上我能夠體會到他們在現(xiàn)實中的那種浮躁，而且也是起起落落，患得患失。所以拍這片子，我更多覺得，是讓我認識了自己。這是特別難受的。很長時間我不愿意看這個片子，因為我們會回避自己不好的一面，這個形象是你不愿意直視的，你不得不問自己，為什么這么黑暗啊，為什么這么絕望，為什么這么悲哀……

從我現(xiàn)在的生活狀態(tài)，雖然我能夠理解他們，但我還是不認可他們。因為我覺得人還是有可能自我拯救的。在這個意義上這個片子對我是個警示，我一看到就會想，我不愿意成為他，我一定不能成為他。

張亞璇：關于流產女孩的那個段落，你一直跟著她，過馬路，回家……也不說話。能不能說一說具體拍攝的情形？你當時是什么心情？

黃文海：其實我拍了更多。在這之前她住院的時候，我看他們特別冷酷，連水果都沒買給她吃，我買了一大堆給她。那天我特別后悔，因為我本來想拍那種特別殘酷的，拍在手術室里面流產的過程。

她是重度的子宮糜爛，做完這次可能就沒戲了?？赡芪乙脖容^冷漠。那天沒拍成，我就過去（醫(yī)院），進（病房）去坐，就那個鏡頭，她說想吃飯，旁邊有個女的說她要打針了，男人先出去，我就出去。這個時候她就出來了，我抓拍的意識特別強，一下就跟著她，她不是進廁所，她進電梯，我噌的一下也進了電梯。她跟我很熟，我們聊得也挺多的，我就一直跟著她。的確我躲在墻根的時候，就沒移動。我能感覺到自己的冷靜，當時就特別希望自己消失。當時其實整個氣氛有一種平衡，我沒移動，靜靜地，就待在那里，所以把整個段落拍下來了。然后那女孩回到家，他們都處在一種情緒之中，他們已經忘記你存在了，我大氣都不敢出，就想他們千萬不要意識到我，他們起來，坐下，起來，坐下……

我拍這個片子的時候，對自己也很害怕的。包括《夢游》里，老丁和魔頭貝貝，說著說著，“啪”一個耳光，然后鏡頭沒動！像擺拍的一樣，其實是抓拍。后來看素材的時候，我自己都很害怕，那時怎么會那么冷靜，沒有參與一點進去，特別有視一切為幻境的感覺。這可能跟我平時工作有關系。我覺得每一次拍，每一個場合，其實都在找一種?氣場，你不要破壞這個氣場。包括打架的時候，我當時的確關了機，沒往下拍。我覺得那時候再拍的話，就有問題了。

他們老打架，孩子一樣。其實更多是性的互相需要。包括流產的那對，也就是找個性伙伴吧。就像弗洛姆說的，你既缺少接受愛的能力，也缺少給予愛的能力。他說愛是一種能力，就像一種技能一樣，需要你去培養(yǎng)的。父母給的愛往往是一種溺愛，在社會上你并不具備一種愛的能力。

這里面的人物都是這樣的，他們更多是本能，男人的本能，女人的本能，跟愛沒有關系。愛其實很難的。愛至少具有一種獨立和選擇的能力，但他們根本沒有。所以哈維爾說“道德的病人”，它變成一種潛意識了，大家還挺高興。 

《喧嘩的塵土》

FLOATING  DUST

導演/攝影/剪輯：聞海

片　　長：111分鐘

出品時間：2004年

故事簡介

2003年SARS疫病前后，在湖南一座叫耀揚的小城里生存著這樣一些人。宏偉和妻子經營著一家非法的麻將館為生，卻是麻煩不斷。麻將館隔壁非法同居著一對青年男女，牛振宇和王蓉，是打胎還是結婚，金錢與感情紛雜交織。阿紫下崗后幾經起伏，最后開了一家按摩院，卻要倚仗地痞小丘勉強維持。全城風行六合彩賭博，阿龍賭得很兇，輸得一塌糊涂，但他認為沒有其它出路。

這是一個紛亂無稽的底層世界，生存的悖論主宰著人們的生活，真實卻荒謬。非典襲來，宏偉一家最終關了麻將館到鄉(xiāng)下送瘟神；王蓉無奈地打掉孩子，獨自躲在黑暗的街角哭泣；阿紫和小丘在生意慘淡的焦慮中打鬧，卻演變成一場暴力；只有買六合彩的人們依舊狂熱，但發(fā)財的夢想一個接著一個破滅。

一群年輕人在酒桌上談論著過去、未來、生命、金錢、機會、江湖和命運；十六歲的按摩女在昏暗中力不從心地擠捏著，兩具肉體在床上扭打、撕咬……

導演簡介

聞海（黃文海），2000年開始獨立電影創(chuàng)作，多次在國際電影節(jié)獲獎，著有《放逐的凝視——見證中國獨立紀錄片》（臺灣傾向出版社/2016）。2006年作品《夢游》獲得第28屆法國真實電影節(jié)最高獎；2008年作品《我們》獲第65屆威尼斯影展地平線單元評委會特別獎。其主要紀錄片作品還包括《軍訓營紀事》、《喧嘩的塵土》、《殼》、《西方此去不遠》、《兇年之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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