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為節(jié)選章節(jié):

擁有香港永久居民身份的南亞人可以擁有自己的物業(yè)，他們常常雇傭其他沒有這么好條件的南亞同胞，也就是持旅游簽證來港的印度人。

這些臨時工是重慶大廈的勞動軍主力，他們的職業(yè)包括店鋪職員，還有餐廳的托兒、服務員及洗碗工，還有旅店的托兒、清潔工及經理，或者貨物搬運工。

他們進入香港機場時獲得十四天免簽，并可以兩次延期不定天數(shù)的期限，一年內可以在香港逗留不超過180天。

相比持香港居民身份證的本土居民，這些臨時工的薪水很少，每個月只賺3,000港幣。我有時聽臨時工們說：“為什么其他人可以賺取高我工資一倍的錢？只是因為他有香港身份證，而我沒有！”有些商鋪經理則跟我提起雇傭持旅游簽證的臨時工有風險，包括雇主可能需要繳交高額罰金，所以工資低有一定道理。

在香港長期居住的南亞居民主要來自旁遮比、印度南部、巴基斯坦和尼泊爾，但是臨時工主要來自同一個地區(qū)——基德布爾，一個位于加爾各答的穆斯林社區(qū)。

加爾各答的人來到重慶大廈，主要因為飛來香港的機票比去其他提供工作的地點更便宜，而從諸如孟買等印度西部城市飛去杜拜則最便宜。

重慶大廈的臨時工主要來自基德布爾的原因很難總結（重慶大廈確實存在大量穆斯林，也許是一個因素），但是人際關系是一個關鍵，有人說：“我表兄弟告訴我他在重慶大廈找到了工作，所以我也來這邊?！迸R時工來香港，主要因為他們在加爾各答很難找到待遇好的工作。我訪談的一些年輕印度男性娶了教師和公務員，但他們在香港賺的錢比妻子多得多。

臨時工在香港處境危險，因為他們一旦被發(fā)現(xiàn)非法打工，就可能被起訴、坐牢、甚至被禁止再次進入香港。然而，他們也特別難被捉到。只要有入境處警察踏進重慶大廈，站在大廈前的看守和友人就會打電話通知，大批非法勞工就會突然從柜臺消失，或者混進游客和商人之中。由于香港華人在重慶大廈很顯眼，而且便衣警察也容易被辨別出來，所以臨時工被捕的幾率非常小，盡管有時仍然有幾個毫不警惕或倒霉的工人被捉到。

沒有這一群非法勞工，重慶大廈中的許多生意都沒辦法維持。如果手機鋪、小食攤和旅店只聘請合法勞工，人力成本將翻倍，價格也將成倍增長。許多非洲及南亞商人每頓飯、每晚住店都分毫必省，如果價格上漲，他們就不會再來重慶大廈，大廈也將消失。非法勞工確實受到剝削，一位工人生氣地說：“老板每個月付我3,000港幣，我每天工作十五個小時，每月才只賺3,000港幣——一點兒都不好！”他說自己要支撐九口之家，但是香港的前景比加爾各答好很多，所以他每年必須回來。

臨時工在某些意義上也算是商人，他們回印度的時候在行李里裝滿了貨品，多數(shù)是四十公斤以下打包好的服裝，他們回香港時則運來諸如豆菜和印度米等食品，以折扣價賣給重慶大廈的餐館。他們一般乘坐孟加拉航空，有時航班起飛會推遲24至48個小時，但還是值得的，因為香港到加爾各答的來回機票不過3,000港幣，比其他航班都便宜。在香港國際機場，這些臨時工收到需要他們運送的真空包裝的服裝。他們通過來回香港運送服裝和食物賺得利潤，足以支付50%至80%的機票費用，我聽說那些服裝被銷售至印度各地。

還有的人問我成為避難者的利弊之處，這點我之后將詳細討論。還有的人問：“請你告訴我，有什么辦法讓我拿到香港居民身份？”一般來說，答案是不可能，除非他們能娶到一個香港女孩。我認識一位魅力超凡的年輕臨時工確實有一個交往多年的香港女朋友，但當他求婚的時候，她說：“噢，不，我喜歡你，但我不可能嫁給你！”結果，他贏取香港身份證的機會一去不復返。他生氣地說：“她居然只是想跟我玩玩！”

有些臨時工只來過一次香港，之后再也沒回來，因為他們覺得工作節(jié)奏令人精疲力盡，或是重慶大廈中的道德標準挑戰(zhàn)了他們的伊斯蘭信仰。但多數(shù)工人月復一月、年復一年地回來，慢慢積攢下回家及經營生意的費用，以完成他們在香港漫長的夢想，或者攢錢在家鄉(xiāng)買下物業(yè)——如果他們不離鄉(xiāng)背井，是不可能買下那些物業(yè)的。

讓我驚奇的另一點是，雖然我從未到過基德布爾，但它仿佛是一個失落已久的家園：短短幾天內好幾次有人叫住我：“喂！我在重慶大廈見過你！還記得我嗎？歡迎來到印度！”仿佛整個重慶大廈轉移至基德布爾的街頭——眼前不時有一個年輕自豪的歸國者，騎著光鮮亮麗的摩托車穿街走巷，受到其他幾個男孩的矚目。

第三個讓我驚奇之處是我朋友的經濟狀況。他每個月拿3,000港幣的薪水，每年只賺取六個月的工資——在香港標準下可謂一文不值——但卻足以讓他負擔兩個姐妹和他自己的婚事，每個婚禮都有超過千人參加，另外還讓他買到了一臺仿佛是心肝寶貝的摩托車，并很快能支持大家族興建家園。

重慶大廈令他成為了加爾各答的“重要人物”，也許他在香港不是什么人物，不過是一個餐廳的托兒，但他對家人來說是名副其實的英雄。我與他父母交談時，發(fā)現(xiàn)他們雖然表面謙遜，但是一提到兒子的成功就情不自禁微笑起來。我這個朋友令家里從基本果腹的情況提升到奢華的生活，擁有了摩托車、音響、水質凈化器及室內裝修。家里另一個兒子曾經也去過重慶大廈工作，但卻忍受不了工作的艱辛，現(xiàn)在在一個加爾各答的電話公司工作，賺取的工資在印度標準來說還不錯，也能幫補家用，但卻遠遠不及兄弟的收入水平。

以下是另一位在重慶大廈打工的臨時工口述的故事。

Ahmed Aziz

我往返香港和加爾各答之間已經超過一百個來回了，我在重慶大廈替一個旅店經理工作了六年。在那之前，我和生意伙伴來香港做貿易。父親給了我20萬盧比（大約4萬港幣），讓我經營生意。頭兩年生意很好，但是后來我的伙伴把錢一卷而空，從我這拿走50萬盧比后消失了。我再也沒有見過這個人，也許他回印度南部的馬德拉斯了，馬德拉斯那么大，我在那里又沒有親戚，所以不可能找得到他。我找過警察，但是一位當警察的朋友告訴我不可能把錢要回來，于是我這次只好回香港打工。

沒錯，持旅游簽證來回十分困難，香港入境處一點都不傻，他們知道有些人來香港是為了做生意或打工。入境處允許某些人逗留十四天，有些人卻只有七天或者四天，有些人一天也拿不到。你能去內地申請兩次延期，最多停留四十二天，之后必須回國。我去內地入境處的時候總是很緊張，你必須出示鈔票，有時候是5,000港幣，有時候是1萬港幣。我需要更新簽證的時候就去找老板，他給我一些錢以便出示給入境處的職員看。他很信任我，知道我不會拿著他給我的錢逃走！當我往返印度和香港的時候，我會攜帶貨品以抵消一些旅行費用，比如從印度帶莎麗來香港，再從香港帶電子產品去印度。有時我能從中賺取豐厚的利潤，400美元利潤幾乎能支付全程機票錢，有的時候則賺250美元，這取決于價格變動。

我每個月的薪水是3,000港幣，包含住宿，主要工作是替老板的旅店招攬顧客。警察從不騷擾我，因為我有合法的簽證和護照，他們以為我只是一個旅客，我從早上十一點到半夜或凌晨兩點站在外面招攬客人——每天晚上我只有六至七個小時的睡眠時間。有時我一天能招來四個客人，有時五六個。我一眼就能辨認出顧客群：馬里和貝寧來的人一般要選便宜的房間。尼日利亞人很危險，如果房間價格是每晚100港幣，他就會掏出80港幣說：“我沒錢！好啊，你去叫警察來！”日本人和韓國人則比較喜歡選干凈的房間。

我的妻子在基德布爾一個幼兒園當教師，我四歲的女兒也在那里。我想給我的后代提供良好的生活環(huán)境！妻子每個月賺3,000盧比，大概600港幣左右，只有我在香港賺的五分之一而已。我是長子，一共有四個弟弟和三個妹妹。一個弟弟在美國加利福尼亞州，在水資源管理處工作；第二個弟弟在印度工作；還有一個弟弟在讀大學。在加利福尼亞的弟弟賺錢最多，我第二多。我每個月給妻子220港幣，給父親2,500港幣。我會在香港再多工作一年，然后就回印度。父親擁有一家餐廳，他已經年邁了，所以我會替他打理。

基德布爾的許多居民沒上過學，但是我在學校念完了書。我畢業(yè)后在一家工廠打工，但是它突然倒閉，發(fā)生抗議示威——印度有那么多政治黨派，有那么多問題。不過，我還是情愿讓家人住在印度，而不是香港，因為香港文化不好。那些印度尼西亞女人，在這里有一個男朋友，那里又有一個。我喜歡印度人，他們只愛一個對象！對，也有很多性工作者是印度人，但是她們是性工作者，本質不一樣！我愛我的祖國，她真?zhèn)ゴ?！所以我想在一年內回國，那該有多好??！現(xiàn)在許多公司到印度開張生意，印度再也不是窮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