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澎湃新聞請講欄目推出“開山大師兄”專欄，將陸續(xù)刊發(fā)作者許金晶對新中國首批文科博士的系列訪談?！伴_山大師兄”，指的是新中國學位制度建立以來各學科最早獲得博士學位的學者。

本文受訪者馬敏，1955年6月生，四川雅安人。中國近現(xiàn)代史第一批博士，師從著名歷史學家章開沅先生。馬敏教授是國家首批重點學科中國近現(xiàn)代史專業(yè)的建設者、領導者?，F(xiàn)任華中師范大學中國近代史研究所所長、華中師范大學人文社會科學高等研究院院長。

作者于2018年3月16日晚，在南京山水大酒店采訪了馬敏教授。

訪談結束，走出酒店，時間已經接近晚上的十二點鐘。坐在回家的出租車上，盡管非常疲憊，但滿腦子都是馬敏老師聲情并茂的分享場景。“好的學者應該以學術為生命”“學者不要隔絕于國家發(fā)展之外”“歷史學研究要有現(xiàn)實關照”……將近三個小時的訪談里，有太多值得咀嚼和回味的內容。

對于馬老師來說，現(xiàn)在最大的志愿，就是一心向學，順利完成和出版三卷本的《中國博覽會通史》和做好英國傳教士馬士曼牛津文獻的研究；而對于我來說，現(xiàn)在本職工作之余最大的志愿，就是把這本《開山大師兄》做好、做扎實，并且順利出版，以回報這些接受訪談的優(yōu)秀學者們的信任與期許。

一、大學之前

許金晶：您是77級的，恢復高考考到華中師范學院的歷史系。

馬敏：但實際上是78年2月份進的校。

許金晶：您進入大學之前的經歷也是比較傳奇的，能不能簡單介紹一下？

馬敏：我出生在雅安，三歲多到了成都，之后就在成都讀小學和中學（成都六中）。那時我父親在貴州搞三線建設，基本上每年要到過年才回來一次。而我母親則在成都郊區(qū)青白江子弟小學工作，在我讀小學期間大概每周回來看我一次。所以實際上我從四、五年級開始就是一個人在成都生活，獨立性非常強。

我中學就開始擔任學生干部，團支部書記。1974年，我去了涼山彝族自治州的冕寧縣，在那兒當了兩年半知青。1976年底，我父母所在的單位中建三局招工，因為這個單位從成都搬到貴州，又從貴州搬到武漢，所以我就到了武漢中建三局二公司當工人。我們單位覺得我還能寫點東西，他們就把我以工代干調到黨委做秘書，寫寫稿子、組織點宣傳。

我很喜歡讀書，去冕寧當知青時帶了一箱子書，晚上不管多累，出工回家吃完飯我都會堅持看書。那時我們知青點很吵，有的知青玩樂器，有的喝酒聊天，我就拿棉花塞到耳朵里。當然那時看的書很多是馬列著作，不過，我也看了很多與歷史相關的書，其中就包括范文瀾主編的《中國通史》，自學了很多東西。

當知青，搞理工科沒有條件，無法做實驗，所以就拼命看哲學、歷史、文學的書。恢復高考，我就自然而然想到要考文科。當時覺得文科北大最好，就填了北大哲學系和武大歷史系。也沒怎么復習，因為領導跟我講，他說我們很不想放你，但如果考取了我們也支持你，你不能請假專門復習，得照常上班，只能利用晚上復習。

考完等通知，差不多最后一波錄取完了，我還沒有收到通知書。有一天我們傳達室的小李，突然給我說：“馬敏，你的錄取通知書來了！”我一看，是華中師范學院的錄取通知。我沒有報華中師范學院。我打電話到華師詢問，學校答復說是走讀，算是第二批把你錄進來的。

我一到華師就發(fā)覺有些老師非常厲害。在本科期間我聽過章開沅先生一堂課，他講到蘇州商會檔案，講他最近關于商會和商團歷史的一些新發(fā)現(xiàn)，我一聽就很著迷。我當時就暗自下決心要搞中國近代史，著重去看近代史的書。那個時候老師對同學都很關心，幾個教近代史的老師（其中有劉望齡老師，已經去世了）發(fā)現(xiàn)我課堂作業(yè)寫了一篇文章，寫得很好，就主動到寢室來找我。他們說我有做近代史研究的潛力，要下決心報考章開沅老師的研究生。這樣我便開始準備考研究生，結果很順利就考上了章開沅先生的碩士。碩士讀完，又趕上全國統(tǒng)招博士，我又很幸運地考上了章先生的博士。我跟著章先生逐漸地悟到怎么治學、怎么為人，學了很多東西。

許金晶：文革期間經歷對您此后的學習、工作和人生方面有哪些影響？

馬敏：我思考自己能夠走到今天，有兩段經歷對我影響最大。一個就是兩年半的知青生活；另一個是兩年半的留學經歷。知青生活讓我真正接觸到中國的底層農村社會，了解了真實的中國。

第二個兩年半就是留洋。如果說知青生活是向下扎根，留洋就是開闊視野。我在一些名校待過，如普林斯頓、耶魯、牛津，看到這些名校教授們怎樣做學問，學生怎么學習。我聽了很多課，見了很多著名學者，如余英時、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等，我都跟他們請教過。

二、華師情緣

許金晶：請您介紹一下本碩博期間自己如何學習和訓練的？

馬敏：77級的學生學習上都有一種拼勁，不用老師來督促，寢室、食堂、教室、圖書館，每天四點一線。我是圖書館的?？?，來的早，走的晚，學習非?？炭唷榱藢で蟊容^廣闊的視野，華師圖書館的文科類圖書，好多我都翻閱過。

第二個，我們有一批好老師，像章開沅老師，還有教我古代史的呂名中老師，教我文獻的崔曙庭老師等。第一年我們在京山分院上學的時候，那些老師都跟我們住在一起，有什么問題隨時可以請教。當年那些老師一點架子都沒有，有時候晚上太熱了，就相邀一起到附近的小溪里游泳，大家坐在那兒談學問。那個時候的師生關系，就像梅貽琦曾經比喻的，大魚和小魚關系：大魚導于前，小魚隨于后，親密無間。

我們讀博士的時候，學校實際上也沒有開很多課，但是學到很多東西。一方面是自己看書，另一方面我們幾個博士生每周要去章先生家里一次，喝茶聊天。

當然還有就是訪學。比如說劉望齡老師，他帶著我跟朱英做蘇州商會研究，遍訪江南名師，如上海師大的夏東元、陳旭麓，蘇大的段本洛，南大的茅家琦、蔡少卿等。我記得揚州大學的祁龍威老師，不僅給我們上課，還請我們吃了地道的揚州菜。面對面跟這些名師請教，學了很多東西，一路走來，都是學問。

許金晶：您對章開沅先生的印象，他對您的影響，能多談談嗎？

馬敏：首先章先生是那種鐵肩擔道義、妙手做文章的學者，非常正直，有很多學術觀點他是堅持的。海外學者評價章先生，說這個人“治學不為媚時語”，就是要求學術的真經，這一點對我的影響非常大。再就是章先生眼界非常開闊，看問題非常深刻。

具體影響，一是他對辛亥革命的研究。他很注意把辛亥革命的研究和中國近代社會的研究結合起來，就是把革命的進程、發(fā)展和社會的演化發(fā)展結合起來，提倡“社會歷史土壤學”，這是一種非常宏大的視野。二是他不斷地發(fā)現(xiàn)一些新課題。比如商會史，他到蘇州去，有人告訴他蘇州商會檔案，當時有的學者認為這個東西局限性很大，是很地方的東西，章先生看到之后說蘇州商會檔案太珍貴了，十分值得整理和研究，就讓劉望齡老師帶著我和朱英去蘇州，整理蘇州商會檔案，從中發(fā)現(xiàn)材料、發(fā)現(xiàn)課題。我的碩士論文寫的是辛亥革命時期蘇州的紳商，就是受從蘇州商會檔案中有關材料的啟發(fā)。在商會研究的同時，我從商會檔案中還發(fā)現(xiàn)了有關博覽會史的材料，所以又開辟一個新的方向：中國近代博覽會史研究。

后來章先生認為教會大學也就是過去西方傳教士辦的大學，非常值得研究。我們就開始研究教會大學。章先生對我們的影響，一個是給你指示了路徑，第二個是如果他一旦發(fā)現(xiàn)某個非常好的領域，他會讓我們去做。

章先生特別強調要把歷史的過去、現(xiàn)在、未來連接起來看，要有一種長遠的思路，一種縱深的歷史眼光，真正的史學要為現(xiàn)實做貢獻。這就是他提倡的參與史學，他說史學要參與這個社會的進程，參與當下歷史的變革，發(fā)現(xiàn)問題、解決問題，汲取歷史的經驗教訓，這是我們歷史學很重要的功能。這種思想對我影響也非常大。

再就是章先生治學的嚴謹、刻苦，我到后來才發(fā)覺，他們寫東西是非常不容易的。為了寫辛亥革命史，章先生做了大量的筆記，湖北省社聯(lián)已經把這個筆記的手稿影印出版了，字跡非常工整。我很吃驚，他們做學問是這樣的，一大本一大本的筆記。我們的作業(yè)交給章先生，他往往一絲不茍，連錯字、標點都改，這也是令我非常吃驚的。

章先生也跟我說，做學問要從史料開始，從最基本的訓練開始。所以我在開始讀博士生時，便參與了英國外交藍皮書的翻譯，不僅訓練了外語能力，也養(yǎng)成了比較嚴謹的習慣，因為翻譯出來要出版。

三、治學脈絡

許金晶：談談您的博士論文是如何開展的？

馬敏：我的博士論文是《過渡形態(tài)：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他們都說你為什么選這么大一個題目呢？我的碩士論文是很小的，“辛亥革命時期的蘇州紳商”。那么怎么突然過渡到這么大一個問題來了呢？章先生說學問做到一定程度后，要出高水平的成果，就要有自己的理論見解、理論框架。我們當時苦苦思索的一個問題，就是辛亥革命是一場資產階級革命，但資產階級在哪里？比如張謇，他是資產階級嗎？他是狀元，政府官員，又是地方紳士，當然他也辦工廠，但他不像西方那種資本家，專門干實業(yè)的。中國這種人多了，上海一批資本家，都是這樣子。

在尋求中國早期資產階級的過程中，我覺得應該用一種理論，叫作過渡形態(tài)的理論來解釋中國近代的資本主義和資產階級。這種資產階級正是中國特有的，是從封建的地主或商人轉化出來的，在向資產階級過渡。最典型的就是紳商，既有官銜或者是功名，同時又做生意，利用關系和功名來保護生意，又以做生意賺的錢去捐官。為什么呢？有了這些特權，才能跟官員、官府說得上話，才能反過來保證自己的生意成功、發(fā)達，這是中國比較獨特的。

對我的不成熟的探討，茅家琦先生（答辯委員會主席）、林增平先生、汪敬虞先生等，都給予了很高的評價，認為我提出了一種比較有獨立見解的理論。相關成果在《中國社會科學》、《歷史研究》等權威刊物發(fā)表，說明大家還是認可的。

我今天的很多研究也是在這個框架的基礎上發(fā)展出來的?！豆偕讨g：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這本書就是在大的資產階級結構問題的構思下面，具體分析紳商階層是怎么形成的，社會地位如何，在當時的作用如何，怎么演變的，跟中國資產階級是什么關系等。這個研究也引起了較大的反響，茅海建教授在北大開課，也把這本書列為必讀書目之一，還讓我到北大專門給學生講了一次。

我最近在考慮中國現(xiàn)代化發(fā)展道路的歷史探索，也是受過渡形態(tài)思想的影響。前年（2016）我在《中國社會科學》發(fā)了一篇《現(xiàn)代化的“中國道路”——中國現(xiàn)代化歷史進程的若干思考》，《新華文摘》也全文轉了。文中我提出中國現(xiàn)代化歷程有著自己的特點，跟西方不完全一樣。比如說政府發(fā)揮非常重大的作用，越來越明顯，黨的作用、巨大的動員能力，既有政治的，也有經濟的，還有政府與社會的關系。中國的官商關系是很獨特的，也是中國過渡社會的特點。中國歷史上是一個以官本位為主的社會，有紳士在中間調節(jié)，通過紳士建立了一種官府與地方社會共生的關系，有一個緩沖，實際形成一種“官民共治”，對今天特別有啟示。在中國不能直接套用西方的市民社會理論。最理想的，應形成小政府、大社會，強政府、強社會，政府與基層社會共同治理、良性互動的比較合理的社會結構，這就是從中國歷史發(fā)展中總結出來的。這些東西在博士階段我就開始思考，一直影響到我今天很多的研究。

所以，其實博士階段我更多的是做一個理論框架，今后再繼續(xù)完善這個框架。

四、重要論著

許金晶：在這么多的論文和論著當中，您自己最看重的是哪些作品？

馬敏：我們先說書。一個是我的博士論文，《過渡形態(tài)：中國早期資產階級構成之謎》；第二個就是《官商之間：社會劇變中的近代紳商》；還有一本是《基督教與中西文化的融合》。我覺得這三本書是比較重要的。另外一本是《拓寬歷史的視野：詮釋與思考》。

我發(fā)表的文章中比較重要的，一個是《中國近代商人心理結構初探》，社會群體心理，我讀博士的時候寫的，發(fā)表在《中國社會科學》。同時還有一篇《論孫中山的偉人品質》，在《歷史研究》發(fā)的，后來翻譯成了英文，在《中國社會科學》也發(fā)了，是我從個性心理學的角度剖析孫中山的人格品質?！吨袊┯[會事業(yè)與科技、文化傳播》，我覺得也是一篇自己比較滿意的文章，在博覽會史的研究上有新的建樹。

另外有兩篇我自己比較欣賞的深度書評，是在《歷史研究》發(fā)表的《據之于實情：建立中國史學新典范的若干啟示——以李伯重〈江南的早期工業(yè)化（1550—1850）〉為例》，以及《追尋已逝的街頭記憶——評王笛著〈街頭文化：成都公共空間、下層民眾與地方政治，1870—1930〉》，它們都是長文，不亞于自己寫一篇論文。

許金晶：能介紹一下您跟史景遷、周錫瑞、黃宗智、羅威廉這些學者的交往嗎？

馬敏：真的是非常重要，做學問光在國內是不行的，一定要開闊眼界，學習國外學者的研究方法。我覺得我今天的視野之所以還比較開闊，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那幾年在美國、英國跟一些一流學者的接觸。史景遷對我有很大影響，他寫了十多本關于中國的書，都很精彩，可讀性很強。1997年，我在《讀書》雜志上發(fā)表發(fā)表了一篇《耶魯怪杰史景遷》，介紹了在耶魯時同史景遷的接觸以及對他的觀感和評價，沒想到還很受讀者歡迎。史景遷最大的特點就是將史學與文學相結合，對歷史進行生動的描寫，傳承了敘事史學的傳統(tǒng)。據他講，他每寫一本書之前，一定要到與這本書相關聯(lián)的歷史場景看看，取得實際的感受，比如說寫洪秀全與太平軍的《太平天國》，就一定要去廣西當地看一看那里的風土人情。

我認識周錫瑞教授很早。20世紀80年代，我們在中山市翠亨村開孫中山研討學術會議的時候，他曾專門將我和桑兵叫到他的房間談了很久，鼓勵我們繼續(xù)深入研究辛亥革命的歷史。他寫的《改良與革命：辛亥革命在兩湖》一書，比較早翻譯到中國，對我們的研究有很大影響，主要是將政治史研究與社會史研究相結合，探索出新的研究范式。前些年他通過多年研究寫了他夫人葉娃教授的家族史《葉：百年動蕩中的一個中國家庭》，反映了一個大家族在中國社會百年動蕩中的經歷，以及這個大家族后代們跌宕起伏的人生命運，寫得很感人，好評如潮。他目前是我們中國近代史研究所的特聘教授，每年到我們這邊待一段時間，講講學，帶帶學生，為我們研究所的發(fā)展做了很大貢獻。

我同黃宗智也有交往。他的《長江三角洲的小農家庭與鄉(xiāng)村發(fā)展》和《華北的小農經濟與社會變遷》在中國學術界有很大反響，這兩本書我都寫過書評。他的理論性的探索，就是關于規(guī)范認識的超越，我覺得是很深刻的。

在接觸過的美國學者中，我對羅威廉也很佩服，還曾在武漢接待過他。他收集歷史資料的功夫了得，比如他早期寫的兩大卷《漢口》，其中很多資料都是他70年代來中國收集的，還在武大彭雨新老師家中住過一段時間，實地體驗武漢的城市生活。他也非常注重實地考察，如為了寫好《紅雨：一個中國縣城七個世紀的暴力史》，他還特地去了趟麻城，我請當時我的博士生付海晏專門陪同他去麻城考察，發(fā)現(xiàn)他對麻城的地理和人文、歷史非常之熟悉，信手拈來，如數家珍，以致陪同他的方志辦的同志都深感吃驚。

許金晶：您作為中國近現(xiàn)代史的第一批博士，這樣一個身份有沒有對您的學術、工作產生影響呢？

馬敏：這個不是很大，現(xiàn)在博士太多了，別人也不知道你是不是第一批。好處就在于拿到博士學位后，已經進入了這個專業(yè)領域。我以訪問研究員的身份在普林斯頓一年多，到耶魯做訪問學者又是一年多，我當時認為我已經有博士學位了，所以我就不圖學位，自己支配時間，看大量的書，接觸大量的人，我跟美國普通民眾也有很多接觸，這個收獲反而更大。在耶魯時，史景遷曾讓我參加過他開的研究生討論課，介紹我自己的研究工作。他待人很好，平易近人，沒有架子，不僅親自登門來看望過我們，還曾在家里親自做飯，招待我和我的夫人，十分令我們感動。像周錫瑞和他夫人葉娃，我們關系就非常好，是忘年交，有年訪美時，他們還曾在伯克利的家中設家宴招待我和夫人，建立了深厚的友誼。因同章開沅先生多年的交情和出于對章先生的敬重，周錫瑞先生還將他自己的藏書捐了很多給我們近代史研究所，惠澤后學。

五、學術與行政

許金晶：在文科的第一批博士當中，您是比較少的長期擔任重要行政職務的學者，您能不能談談學術研究跟行政工作的聯(lián)系和差異呢？

馬敏：搞行政肯定是會影響學術研究的。首先是沒時間寫作了，比如說關于馬士曼文獻的研究，我曾在英國和印度收集了很多材料，但沒時間寫，包括博覽會史的研究，也拖了很久。

當然，做行政也有好處。第一，增加了社會閱歷。辦學，要和很多人接觸，就會獲得一種獨特的視角，這是待在書齋里不具備的?，F(xiàn)在談教育，研究教育史、研究教會大學，我的視角就完全不一樣。我關注的一個問題，即怎樣從中國的教會大學中吸取經驗，來辦好我們今天的一流大學。另外，我跟這么多大學校長交往，我知道什么是好的學術，什么是好的大學。我從1996年開始當院長，后來當副校長、校長、書記，前后有二十多年。尤其當校長八年期間，他們說你把這個學校治理得很好，你的辦校經驗是哪里來的？其實很簡單，就是從學問中來，從我自己在國外大學長期訪學的經歷中。很簡單，學校要辦好，學術強是第一位的，一定要有大師。

許金晶：您這么多年一直在華中師大，請談談您眼中的華中師大。

馬敏：我之所以一直待在華中師大，很大程度上是因這所學校有章開沅先生這樣的大師。章開沅先生的視野、學養(yǎng)，在中國史學界中絕對是名列前茅的。跟著這樣的老師，能夠學到很多東西。第二個，我是在這里成長的，我要為這個學校的發(fā)展作出我的貢獻。我在美國當訪問學者的時候，就發(fā)現(xiàn)只做學者，獨善其身，可以把學問做得比較大，會很出名，但我總覺得應該為學校做點貢獻。那時我就在思考，如果有機會，我該不該出來為這個學校做事。征求章先生的意見，他說學問你做得再好就你一個人，如果創(chuàng)造一個環(huán)境，培養(yǎng)一批人，把這個學校提升一個層次，你的貢獻是無量的，這個格局就更大。

我當初從國外回來，很多學校都可以去。首次評長江學者的時候，如果我不當領導肯定機會很大，但當了學校領導就喪失了這些機會。但從另外一個角度講，我又幫了很多人，現(xiàn)在好多長江學者是我參評的?，F(xiàn)在華中師大的校友們對我都很好，對我都很尊重，這個是我感到最欣慰的。

許金晶：過去五年您曾經擔任第12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您是如何參政議政的？

馬敏：作為教育界別的委員，雖然關注高教，但我更關注的是基礎教育，尤其是農村的基礎教育。我多次提出有關教育扶貧的提案。最近若干年，我?guī)ьI的團隊在湖北的咸安、恩施，涼山的冕寧、昭覺、鹽源等地推行了很多教育信息化的試點工作，嘗試通過信息化來推動農村教育的發(fā)展，讓孩子們享受到最好的教育資源。湖北教育廳總結我們的經驗，準備在全省農村辦網校。推動農村教育扶貧，這是我在政協(xié)委員任上做的最大的一件事情，而且做出了很大的實效。

在教育中，我也非常關注情商教育。我們現(xiàn)在從幼兒園開始最缺的是情商教育，特別是中學生、大學生，情商的缺乏已經成了一個嚴重的問題。這個情商是廣義的，包括一個人的能力，還有他處理和社會、親人朋友的關系，方方面面。我們一直關注孩子的智商，恰恰忽略了怎么做人，怎樣成為一個合格的公民。再一個我到處呼吁禮儀教育，就是中國一定要恢復講禮儀的好傳統(tǒng)，真正成為“禮儀之邦”與“法治之國”。這個說穿了就是如何提高國民素質的問題，這應當是我們的當務之急，如果沒有國民素質的整體提高，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就很難真正實現(xiàn)。

許金晶：您如何看待當代中國語境下學術與政治的關系？

馬敏：在中國語境下學術和政治其實是分不開的，不可能做個超脫一切的純粹的學者。首先任何學問背后都伴隨有意識形態(tài)，以什么意識形態(tài)、什么主流價值觀做學問。其次，章開沅先生講在中國這種特殊的情況下，不能逃離政治，不能完全脫離現(xiàn)實。所謂政治就是為國家做事，如果完全游離于國家、民族之外，做一個純粹的學者既不可能也沒有很大的意義。所以，我覺得應該把學者的使命和國家、民族的使命結合起來，做一個有家國情懷的學者。

六、堅守學術

許金晶：在之前多年繁忙的行政工作中，您是如何堅持做學問的？

馬敏：這個問得非常好。我老講自己骨子里是個學者，實際上是以學者的態(tài)度、方法在辦學。這么多年我利用業(yè)余時間堅持做學問，每天回去看完新聞聯(lián)播就到書桌上工作，是一個人做兩個人的事，經常工作到深夜。周末、假期是我做學問的黃金時間，都在寫東西。學問看你怎么做，如細致的史料考證需要大量時間，我做不了，就研究宏觀一點的問題，包括寫深度書評，寫了不少，把自己想做的比較精致的學術工作往后推。前年出版的四卷本《中國近代商會通史》，我既是主編，也是作者，除整體框架的構思外，第一卷很大部分是我利用業(yè)余時間寫的。前些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和美國維斯理安大學聯(lián)合舉辦的中美高層學術論壇，共舉辦了三次，我都參與了，都提交了文章，其成果都在《中國社會科學》發(fā)表了。這也證明了我一直保持著學術的興趣和敏銳性。做學術就是要堅持，要把學術視作自己的生命，作為自己終身的事業(yè)去追求。

許金晶：談談學術研究跟教書育人的關系，以及您這么多年來培養(yǎng)碩士博士生的情況？

馬敏：我的博士生、碩士生不算太多，但也還有幾個很好的。培養(yǎng)學生首先要善于發(fā)現(xiàn)好苗子，從大學、碩士就開始培養(yǎng)。比如說付海晏，碩士、博士都是我?guī)У?，現(xiàn)在是我們歷史文化學院管科研的副院長，在青年學者里面可算后起之秀，很有發(fā)展?jié)摿?。再就是跟學生是很真誠的師生關系，同時又是一種共同做學問的同志關系。做老師的還得有甘為人梯的精神，比如我曾去湖北鄂東的農村收集了很多原始的近代司法檔案，本來是想利用這批資料寫本書或者是寫幾篇好的論文。我當了校長后沒時間做，剛好付海晏博士論文是這個選題，我就把資料都給他了，他根據這批資料寫了一篇非常好的有關近代鄂東司法史的博士論文，逐漸成了這方面的專家。

許金晶：這就是學脈傳承。

馬敏：是，我覺得很值得，因為培養(yǎng)出了一個學者。我對學生強調眼界要高，格局要大，既要有扎實的基礎，又要有比較好的思想，中外文明各方面都得吸收，外語要好。今年我專門招了一個英語專業(yè)的碩士生，讓他利用很多英文資料來研究西方文明怎么傳入中國，外國人怎么理解中華文化的。我會定期召集學生開會，談他們的學習體會，我也給他們談我做學問的心得。我把學生培養(yǎng)看得非常重，無論多忙，只要學生找我，我都會安排時間接待，從沒拒絕過。

現(xiàn)在我們在搞大數據歷史，在全國率先成立了歷史大數據碩士班，培養(yǎng)歷史大數據的人才，每年招20人左右，從國內外請導師給他們上課。我們現(xiàn)在也同時在做幾個歷史大數據平臺，包括商會歷史大數據平臺、博覽會歷史大數據平臺和教會大學史大數據平臺。我們正試圖將大數據與歷史研究很好相結合，產生一些新的研究方向和取得一些新的成果，通過信息化手段探索歷史研究的手段創(chuàng)新。

許金晶：您對未來的研究、教學和個人生活，還有哪些計劃和期待？

馬敏：我現(xiàn)在學術上最想做的就是盡快把我自己長期想寫的書寫出來，首先是我正在主編的三卷本的博覽會通史。再一個是我長期關注的馬士曼文獻研究，涉及到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的很多個第一，比如說中國的第一部中文《圣經》，中國第一部鉛印的中文書籍，第一本中文的語法書，第一部英譯的《論語》等。

（本文刊發(fā)時有刪節(jié)，完整版訪談，請關注江蘇人民出版社即將出版的《開山大師兄》一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