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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思“大學”——劉東：序《“大學之思”叢書》
這里集中收錄的，多是美國同事們對于高等教育——當然主要是他們自己的高等教育——的批判性反思。
要說“挑剔”的話，這幾乎就是在“雞蛋里挑骨頭”了。——尤其是在晚近的緊張競爭中，人們已可以看得更加清楚：那種既生機勃勃、又紀律嚴明的高等教育，幾乎就是這個國家最大的比較優(yōu)勢了。而且，這樣的優(yōu)勢竟還能長期地維持不墜，以至于哈佛文理學院前院長亨利·羅索夫斯基講在幾十年前的話，居然可以當作剛剛發(fā)表出來的新聞稿來讀：
當外國經(jīng)濟競爭對手似乎在一個接一個的領(lǐng)域里超過我們的日子里，可以再次保證確信一點：美國毫無問題地主宰世界的一個重大的產(chǎn)業(yè)，那就是高等教育。世界上2/3到3/4的最好大學是在美國。這個事實是最近對美國高等教育展開批評的許多人所忽略的……我們經(jīng)濟中有哪個其他部分能作類似的說明？有棒球、橄欖球和籃球隊——但名單也到此為止了。沒有人會說今天的美國有2/3的全球最佳鋼鐵廠、汽車廠、芯片制造廠、銀行或政府部門。我們處在高等教育質(zhì)量表上的高端地位是非同一般的，它可能是一項特殊的國家資產(chǎn)，需要加以說明。[1]
可即使如此，那些遠在大洋彼岸的同事，還是對自己置身其中的高等學府，進行著毫不容情的、且不稍間斷的批判。而且，這種批判也并無絲毫矯情之嫌，相反倒是充滿了由衷的憤怒，正如斯坦福大學前校長唐納德·肯尼迪所講的：“高等教育已經(jīng)融入我們的生活。我們在所有的事情上離不開它，也相信它的價值。當它帶給我們失敗，我們就變得失望；而當它開銷太大，我們就變得憤怒。這種超乎尋常、至關(guān)重要的機構(gòu)究竟是什么？它是怎樣逐漸成為今天這種狀況的？”[2]——于是也不待言，也正因為這種力道很大、又接踵而至的批判，才給了我們這套叢書以持續(xù)不斷的迻譯內(nèi)容。
那么，他們都在“挑剔”或批判些什么呢？我在為《“大學之憂”叢書》所寫的第二篇序文中，曾經(jīng)隨手進行過一些簡單的枚舉：
——憂慮它的過度市場化和企業(yè)化，憂慮它的精神流失；
——憂慮它的批量生產(chǎn)和形式主義，憂慮它的鼓勵平庸；
——憂慮它的集體腐敗和拉幫結(jié)派，憂慮它的風格趨同；
——憂慮時而出現(xiàn)弄虛作假和剽竊，憂慮它被外間污染；
——憂慮它像飄蓬一樣無根地變異，憂慮它丟失了傳統(tǒng)；
——憂慮它太貼向財大氣粗的金主，憂慮它失去了獨立；
——憂慮它虛擲納稅人的辛勤血汗，憂慮它有違于公平……[3]
所以，乍看雖然不無矛盾、細想又在情理之中的是，一方面，即使他們享有相對正常的學術(shù)秩序，即使他們的頂尖大學簡直像“漂在錢海”里，可至少照身在其中的人們看來，這個“小世界”也并非什么“理想國”。恐怕正是因此，才至少在自己從事的人文學科，導致了曾經(jīng)讓我蹊蹺不已的現(xiàn)象：“何以美國擁有那么多功力深厚的同行，但將其全部知識原創(chuàng)性迭加在一起，卻遠遠及不上一個小小的巴黎？”[4]可另一方面，又正因為從來都未曾對現(xiàn)狀滿足過，他們那些富于力道的批判話語，還是從效果上構(gòu)成了持續(xù)激發(fā)的馬刺，終究使那邊的高校保住了總體的優(yōu)勢?！@種充滿張力的辯證狀態(tài)，用我以往發(fā)出的論說來講正是：一方面，“知識群體突然興奮地發(fā)現(xiàn)，大學這個他們最為熟悉的教育機構(gòu)，正好提供了一個近在手邊的文化案例，使自己可以充分發(fā)揮解析與批判的特長，從而不僅可以指望以自己的寫作活動來改進身邊的境遇，甚至還可以以此來報效大學所屬的總體社會。”[5] 而另一方面，“同時也要平心地說一句，無論出現(xiàn)了多少問題，又正因為保持著這樣的憂患，正因為可以公開發(fā)表這種憂思，正因為由此可以促進改革，他們的大學才保持著相對的優(yōu)勢，成為當代美國已經(jīng)屈指可數(shù)的優(yōu)勢和驕傲之一?！盵6]
出于這樣的憂慮，盡管我常常不贊成某些文人的“東施效顰”——他們往往弄得就連臉上的憤怒都必是“舶來”的——然而，一旦涉及到整個文明的“創(chuàng)造性根源”，我們卻又不能不對外部的話語有所觸動與響應(yīng)，或者說，是不能不去傾聽那些作為激發(fā)動力的對于大學制度的批判反思，并且由此而對身邊的問題發(fā)出觸類旁通的相應(yīng)反思。無論如何，決不能再擺出“事不關(guān)己，高高掛起”的架勢，更不能只是琢磨怎么去鉆現(xiàn)有制度的空子，所以它越是千瘡百孔地糟透了，就反而越讓自己有機可乘、有利可圖。否則的話，那一切自夸就都不過是在妄發(fā)“虛火”，既徒然地招人嫉恨，又淺薄得令人噴飯；而我們正在快速崛起的父母之邦，則更匹配不上最起碼的、至少與其體量相適應(yīng)的“腦容量”，只剩下規(guī)模龐大的肉體身軀，像是尚未進化到“智人”階段的遠古猿人，或者說，是因為缺乏自身創(chuàng)化的前進動能，而像是步履蹣跚、搖搖欲倒的泥足巨人。
熟悉我的友人都知道，這些都屬于我長久的心結(jié)，所以也正是我一貫的堅持。而熟悉我的友人也都知道，大概我這輩子最不缺乏的，就是這種“咬定青山”的耐力。正是為此，我已連續(xù)兩次推動過這方面的叢書，也曾一而再地為它撰寫過總序。如今，四川人民出版社的這些同事，由于也都是來自我所任教的學府，也都能分享自己的這份心情——想必主要還是分享了我的這份苦痛——也就在一年以前接過了這個選題，于是乎，眼下也就輪到我來第三次撰寫這種總序了。
應(yīng)當轉(zhuǎn)念去想到，我們置身其中的高等學府，并不單純只是用來安頓自己的機構(gòu)，以至一旦有幸貓到了里邊，就什么樣的話題都可以研究，哪方面的合理性都敢于追問，幾乎是“長窮碧落下黃泉”，可偏偏就不去研究這個機構(gòu)本身，更不去追問它的合理性。恰恰相反，這樣的學術(shù)與教育機構(gòu)，其本身也是脫生于具體的歷史語境，也有自己的來龍去脈、起承轉(zhuǎn)合，因此也就絕不可能是天經(jīng)地義、天然合理的。既然如此，我們就只有通過不間斷的檢討與反思，才有可能一步步地去改進和優(yōu)化它，從而也讓自己在其中發(fā)出的運思，都變得更加自如和富于活力，獲得更上一層的解放與煥發(fā)。
與此同時，在這種潛心研讀的過程中，正由于確然看到了來自西方本身的檢討，從而看出了即使是哈佛、耶魯也并非無懈可擊的，人們也就更容易從以往的盲從中解脫出來，尤其是，從當下對于“一流大學”的亦步亦趨的跟隨中，幡然悔悟和恍然大悟地掙脫出來。事實上，針對這種不走腦子的盲目追隨，自己在以往的論述中早已貶斥過了：“必須警惕這樣一種本質(zhì)主義的傾向：一旦談?wù)撈鸫髮W，總是貪圖省事不假思索地以不變應(yīng)萬變——誤以為只要從西方文明的源頭略加尋索，就準能在那里找到必然預(yù)制好的萬應(yīng)良藥來；甚至，即使很顯然當代西方本身在教育實踐中已經(jīng)把那些理念棄而不用了，也仍然刻舟求劍地認為：只要能堅持表現(xiàn)得比西方還要西方，就一定會醫(yī)治好當代中國的大學。”[8]
由此也便不在話下，用以取代這種盲目追隨態(tài)度的，自當是我們本身的開動腦筋，與獨立思考，從而讓我們對于中國大學的構(gòu)想與改造，也變得更加自覺、清醒和胸有成竹，并讓我們置身其中的這些高等學府，也能逐漸配伍當代生活的緊迫要求。無論如何，總還希望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同事，來加入對于大學本身的這番閱讀與思考，從而打從文化基因的隱秘深處，來激活整個中華民族的造血機制?！还茏g介的工作將會多么艱澀與吃力，我們都愿把自己的這份額外辛勞，堅持不懈地奉獻給有志于此的讀者們！
2018年11月11日
寫于清華學堂218室
[1] 轉(zhuǎn)引自克拉克·克爾：《大學之用》（第五版），高銛?shù)茸g，第129頁，北京大學出版社即出。
[2] （美）唐納德?肯尼迪：《學術(shù)責任》，閻鳳橋等譯，北京：新華出版社，2002年，第6頁。
[3] 劉東：《再序<“大學之憂”叢書>》（修訂稿），此文原為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大學之憂”叢書》的總序，之后我又作了修訂，修訂稿未刊。
[4] 劉東：《社科院的自我理由》，《理論與心智》，南京：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223頁。
[5] 劉東：《眾聲喧嘩的大學論說》，《我們的學術(shù)生態(tài)：被污染和被損害的》，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55頁。
[6] 劉東：《再序<“大學之憂”叢書>》（修訂稿）。
[7] 劉東：《社會自治可馴化政治力》，《騰訊文化》，2015年11月26日。
[8] 劉東：《眾聲喧嘩的大學論說》，《我們的學術(shù)生態(tài)：被污染和被損害的》，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第41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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