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年冬，北大圖書館館長李大釗得知北大學生林德?lián)P自殺的消息，撰文感慨說“自殺是十九世紀的時代病，我們可以說十九世紀是‘自殺時代’”。這就是海青《《“自殺時代”的來臨：二十世紀早期中國知識群體的激烈行為與價值選擇》（以下簡稱《自殺時代》）一書主標題的來歷。正如李大釗稱自殺為“時代”病，“自殺時代”更值得關注的似乎不是自殺和死亡本身，而是自殺所處的時代亦即海青所說的“生活形態(tài)”。更有進者，作者筆下的“生活形態(tài)”似乎不僅指生活環(huán)境，還指向自殺者在特定生活環(huán)境中的體驗和自我意識。因此，有論者視此書為一部“心史”，且盛贊“此書透過‘知人’來深究世態(tài)變化的路徑，在未來中國歷史的書寫中必將具有特殊的典范意義”。筆者在本書閱讀中，亦時時感覺到作者筆觸和心思之細膩。但也毋庸諱言，如以“深究世態(tài)變化”的標準來衡量，作者恐怕尚有大量后續(xù)工作要做。另之，海青的導師楊念群教授倡導新史學可謂不遺余力，他聲稱“今天中國的治史者需要感覺，需要對歷史的悟性，不能只是笨夫式的狂搜史料”，且認為“現(xiàn)在中國的歷史學者已經(jīng)喪失了像司馬遷史記那樣講故事的能力”。海青踐行老師的新史學宗旨，表示本書就是要“據(jù)自己對史料的感悟，講一個鮮活的故事”。故事如何講得其深足以“知人”，其趣足稱“鮮活”，恐怕是當今整個史學界都亟需解決的問題。那么，海青在此書中做到了嗎？

倡導新史學者希望引進與吸收國外社會文化史、女性主義史學、后現(xiàn)代史學，掃除當下中國舊史學只知考據(jù)的弊病。讀《自殺時代》一書，時時能感受到新史學的新鮮氣息。由此亦引發(fā)筆者如下思考：“舊”史學“笨夫式的十年苦功”是否真的已不足貴，“新”史學如不建立在十年苦功之上，能否真正形成對歷史的有效“感覺”？

海青自稱其研究“自殺時代”所關注的不是自殺和死亡本身，而是自殺所處的時代亦即海青所說的“生活形態(tài)”。正如達恩頓在《屠貓記》一書中所揭示的17世紀的法國農(nóng)民與工匠并非今人，他們有自己獨特的思想意識，這些思想意識無一例外地鑲嵌在他們自身所處的生活形態(tài)之中。如果此言可取，那么自殺研究應該關心的不是永恒不變的自殺誘因以及在自殺之后的生活苦難，而是晚清民初以及五四時期自殺背后所獨有的生活形態(tài)。海青在《自殺時代》中考察了多個案例，擺出了時人各式各樣的評論，通過這些相異的史料去努力尋找接近這些自殺者的生活形態(tài)的通道。

此書分上中下三篇，上篇以“新青年”為研究對象，論述了清末到五四時期青年自殺與生命價值的重新解析。中篇則聚焦于“新女性”，再現(xiàn)了她們的愛與死之傳奇。下篇則將目光鎖定在知識分子群體，以朱謙之和瞿秋白為例解讀“自我”的萌現(xiàn)與消解。全書不僅觸及了近代中國“知識群體”的內(nèi)心世界，也展現(xiàn)了這一群體所依存的近代生活形態(tài)的波瀾壯闊。通覽全書，作者文筆與心思之細膩，恰足以匹配關于“激烈行為”的獨特選題。

毋庸諱言，《自殺時代》亦有美中不足之處。該書第三章，作者記述的北京大學法律科學生林德?lián)P自殺一事，就頗能揭示作者面對紛繁蕪雜史料時的無力感。首先，作者討論了林德?lián)P自殺的原因，她援引了“一籃子”史料，試圖借時人之口解釋林德?lián)P的自殺。比如，蔡元培將林德?lián)P的死與姚宏業(yè)、楊篤生的自殺聯(lián)系在一起，認為他們?nèi)叨际且环N“奮斗失敗而自殺”；羅家倫認為，“林君的自殺，原來不是自己殺自己，乃是社會殺了他”，是社會罪惡和不徹底改革的結(jié)果；李大釗也從自殺背后的社會缺陷分析，認為林德?lián)P的死，與辛亥以來愛國自殺造成的模仿風氣有關……

凡此種種時人的表述類史料，在作者筆下仿佛成為一塊塊“石料”被堆砌起來，可惜只見平地，不見高樓。“一籃子”史料，也未能“一攬子”解決問題。林德?lián)P究竟為何自殺，作者始終沒有給出答案。顯然，如果要深入分析林自殺的原因，要與其具體的境遇相結(jié)合。具體而言，就是要回歸到1919年11月前后這段時間林德?lián)P的境遇進行深入分析。

事實上，作者已注意到，林德?lián)P在自殺前曾經(jīng)營過一家國貨店，他在死前除留給母親兄弟三封信外，“還留有一紙賬單，將自己所欠賬單詳細開出”。對于學生經(jīng)營國貨的情況，作者引用檔案指出，學生賣國貨的動機有不同說法：有的學生自陳“原價買來原價賣出，只為增進國人使用國貨的觀念”，有的學生則說“可以賺幾個錢貼補日用”，也有的人說“賺得的錢用作學校聯(lián)合會會費”。面對學生經(jīng)營國貨店的種種歷史樣貌，作者并未對林德?lián)P經(jīng)營情況的“可能”做出評估——林是“賺錢貼補家用”，還是為了增進國人使用國貨的觀念，亦或是籌措學聯(lián)經(jīng)費使然？

如果將思路延伸，一些與此相“關聯(lián)”的問題便可進入視域。比如，當五四學運的高潮退去，學生組織和學生運動面臨常態(tài)化的問題時，上海的全國學聯(lián)曾一度陷入缺乏活動經(jīng)費的窘境。時為全國學聯(lián)主席的姚作賓，為“挽救經(jīng)濟上瀕于崩潰的學聯(lián)”四處籌措經(jīng)費，甚至“孤注一擲”地接觸共產(chǎn)國際代表以獲取資金。因此，我們可以合理想象，林德?lián)P也許是為了籌措學聯(lián)所需的經(jīng)費而經(jīng)營了國貨店，“欠賬”的經(jīng)營失敗，使其“事業(yè)”同樣走向末路，便構成了他自殺行為的動因。當然，這也只是歷史的一種“可能”，林德?lián)P的國貨店或許更像是一種自營創(chuàng)業(yè)性質(zhì)。若為籌措學聯(lián)經(jīng)費，其身后的報道和紀念理或應大書特書。無論為公為私，學生在讀期間經(jīng)商恐怕不為校方所鼓勵，但蔡元培稱林為“奮斗失敗”，顯然也是承認了他的奮斗?？紤]到蔡元培一向主張學生應以讀書為本，那么這一表態(tài)便別具意味。

林德?lián)P經(jīng)營的國貨店是盈利還是虧損？羅家倫最初的文章并未涉及，其所提到的賬單也不能說明太多問題，因為收支之間肯定會有一個時間差。不過為其追悼會所作的行狀稱“營業(yè)殊佳”，如此則林德?lián)P之死當別有原因。然而蔡元培謂其“奮斗失敗”，顯然又表明國貨店經(jīng)營出現(xiàn)問題。國貨的競爭力不佳，適逢運動，民眾愛國熱情被激發(fā)，更可能壓倒交易理性而去購買國貨，一旦熱情消逝，民眾便會恢復其理性人常態(tài)，國貨銷路無法與洋貨匹敵。林德?lián)P的國貨店成立于五四運動發(fā)生不久的暑假，但顯然民眾的熱情在此后的日子里持續(xù)降溫，因此蔡元培的結(jié)論或更可信。

很多史實問題之所以無法作結(jié)論，是因為史料所限。但所謂“事不孤起”，此處的“空白”，可借由彼處的史料來理解。作者在解讀瞿秋白《多余的話》時，便運用了這一方法。如理解其對自身疾病的表述時，參照了方志敏的自述。談到其知識階級的自我觀照，則引進了茅盾這一參照對象。作者在解讀朱謙之的“自殺”與“自我”時，引用了易君左的一段回憶，稱本以為朱要公開宣布自殺，到場后朱卻宣布要“做和尚去”。由自殺而向佛，這一轉(zhuǎn)變?nèi)绾谓忉屇?？可惜作者并未抓住這一問題，只是稍后引用胡適的話說“那些佛教徒，其實只是一班懦夫”。其實，如以有相似經(jīng)歷的梁漱溟來參看朱謙之的向佛主張，甚至關注整個清末民初知識界對佛學普遍的熾熱情感，便可以展開與胡適這一斷語的對話。

對種種相關史料進行分析和評估，從而更加接近所謂歷史的“真相”，正是新史學的思考方式。一如新文化史的代表作品《馬丁·蓋爾歸來》所展現(xiàn)的那樣，身處16世紀法國鄉(xiāng)村的馬丁·蓋爾，為何會做出在今天看來匪夷所思的選擇？應該如何理解16世紀法國農(nóng)民的心靈世界？作者娜塔莉·戴維斯在搜集史料、分析史料的基礎上，對馬丁·蓋爾背井離鄉(xiāng)的種種可能進行了“評估”，并以一種“講故事”的形式完美地回答了這些問題。而《自殺時代》一書只是像雜貨店主般將各式史料如琳瑯滿目的商品陳列出來，讀者通過書中的敘述一點都看不到作者的分析與估測。

眾所周知，后現(xiàn)代史學著力于挖掘過去底層與邊緣者的聲音。在這一史學潮流引導下西人種族與性別史研究方興未艾。以中國古代史而論，關于女性的史料記述并不充分，且多為男性以其自身視角描述女性，因此以后現(xiàn)代史學觀念觀之，治史者要十分小心史料有所“污染”。

自上世紀一二十年代梁啟超呼吁新史學開始，以西方理論參以中國傳統(tǒng)考證方法進行女性史學研究案例并不少見，潘光旦所做馮小青影戀研究可算作這類研究中的一個典范。該研究首先考證馮小青其人其作真?zhèn)闻c否，他對論者所作真?zhèn)蝺煞矫嬉庖娨罁?jù)新出史料分別予以論證。他特別引用后人關于其妹之生平著作論述馮小青確有其人。

如果以上述研究為參照，《自殺時代》一書對相反的史料基本未作處理，只是將各類論述一一列出，讀者讀后仍然是一頭霧水。下面以其研究秋瑾為例稍作分析。

值得肯定的是，作者注意到了秋瑾、服部繁子對其丈夫王廷鈞的描述大相徑庭，也未隨意取舍而是保留了兩種說法：前者描述其夫阻撓其東渡日本“行為禽獸之不若，人之無良，莫此為甚”，而后者則稱廷鈞“一看就是那種可憐巴巴溫順的青年”，并主動求助其幫助秋瑾留學日本。但很可惜作者卻未能根據(jù)各種史料的時間和語境以及周遭史料繼續(xù)分析，給以解答。

無獨有偶。秋瑾死后，其密友徐自華悼其“雖愛自由，而范圍道德，固始終未嘗或逾者也。徒以鋒棱未斂，畏忌者半”。而與秋瑾同在日本游學的劉師培則在其文中稱秋瑾“公德高尚，而私德或有所虧”。作者似應根據(jù)類似相反的史料對這一問題做一個較清楚的考察，使其研究稍稍深入一些。

而稍后對秋瑾王廷鈞夫妻關系變化的解讀，作者認為秋瑾夫婦關系從紹興移居北京后由和睦一變?yōu)椤敖?jīng)常吵架”，是因為1902年秋瑾夫婦二人獨立門戶，經(jīng)濟狀況大不如前，“家事瑣瑣，參商尤甚”，加之其夫王廷鈞捐官戶部主事后仕途又無進展。顯然，以經(jīng)濟與仕途等因素來解讀秋瑾夫妻的破裂，并無新鮮之處，而新史學對事件的解讀則是希望開辟一個 “相異的意義體系”，給讀者以新鮮的認識。

另外作者前文重點描述所謂秋瑾的“性別倒置”，其男裝形象為丈夫所不許甚至毒打，到底在二人關系變化中起何種作用？進一步講，秋瑾男性化這一角色變化是如何發(fā)生的呢？應如何解讀？其與密友徐自華對話時經(jīng)常問起自我堪與誰比照，這種自我意識該如何解讀？

更有甚者，作者對其與密友徐自華的對話誤讀明顯，先將書中敘述轉(zhuǎn)引如下：

1906年秋瑾自日本回國后，曾在吳興南潯女校任教員，與校長徐自華結(jié)為密友。當時二人都是31歲，一次飲酒閑談，秋瑾興起舞劍，問徐自華：“我如古時何人？”徐答道：“子好兵器，剛毅英勇，如孫夫人，未識誰為劉先主？見子戰(zhàn)栗而跪乎？”秋瑾拍徐肩膀道：“子工詩文，不亞徐淑，吾為子再覓秦嘉可乎？”徐失笑道：“何出此匪夷所思之語？”秋瑾又笑：“吾與子相等，子可覓秦嘉，吾亦有劉先生。”徐頓悟其言中之味，“知其隱矣！”（第62頁）

作者對此的解讀為：“丈夫的無能成了秋瑾平生一大恨事……丈夫的軟弱讓秋瑾感到男性角色缺失的遺憾，這與徐自華玩笑中說劉先主‘見子戰(zhàn)栗而跪乎’正相印證，也是秋瑾情感世界的真正‘隱’痛?！保ǖ?6頁）這一解讀固然與秋瑾之夫王廷鈞的軟弱怯懦形象相印證，但細讀之，尚覺不通。

秋瑾問徐“吾為子再覓秦嘉可乎”。徐則“失笑”反問“何出此匪夷所思之語”。秋瑾借用典故聲稱為有夫之婦另尋佳偶，這在徐看來匪夷所思。聯(lián)系到劉師培曾言秋瑾私德有虧，應指秋瑾男女關系方面較為自由。而前此史料又多記載秋瑾常女扮男裝，并因此而遭到丈夫的毒打，讓人懷疑女扮男裝之后所尋對象應為女子。與之相應的是，徐自華諱莫如深的“知其隱”，絕非指她本人口中的“見子戰(zhàn)栗而跪”的“劉先主”其人及其懦弱，而是出于為死者諱的不便明言之事。

結(jié)語

從《自殺時代》一書中，每每能看到作者的心思之妙。如此書主標題為“‘自殺時代’的來臨？”，不僅“自殺時代”四字十分醒目，這一設問方式更能勾起讀者的好奇心。不過，作者似乎更應交代清楚，李大釗所說的19世紀歐洲的時代病，究竟如何對應20世紀的中國？進而言之，近代中國的自殺時代究竟是否來臨？我們當然不能單純以近代大量的自殺案例來做肯定的回答，因為自殺是任何一個時代都會有的現(xiàn)象。陳天華以來的自殺，到底有何不同？

作者的答案也許是“自我”。作者以“始于自殺，終于自我”為此書作結(jié)語，或許意在作出暗示。不過，這也留下了許多曖昧模棱之處。何謂“始于自殺，終于自我”？始與終之間是一種怎樣的時間關系，抑或邏輯關系？在結(jié)語中，作者先從中國以自殺報復仇人的傳統(tǒng)開始，并下斷語稱這種自殺缺少“主體性”，又以“‘自我’的介入使自殺的形態(tài)更加復雜”終。讀之似覺傳統(tǒng)的自殺沒有“自我”，“自我”是近代自殺中特有的東西。那么何謂自我？傳統(tǒng)自殺中為何不存在自我？作者可能想繞開這個問題，便以“主體性”替換“自我”。另外一種可能是，如作者在“緣起”中所述，“始于自殺，終于自我”或是自道其學術興趣和思想的轉(zhuǎn)變，即從關注自殺轉(zhuǎn)向關注自我。從全書的謀篇布局看，作者從陳天華等案例開始到以朱謙之和瞿秋白的案例結(jié)束，與人物相關的自述性文本明顯增多。這又為讀者提供了第三種可能。正如“自殺”與“自我”均是極為微妙的話題，此書的宏旨也給人一種言猶未盡之感。也許這正是一種新史學特有的“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