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7月30-31日，北京大學歷史學系和地中海區(qū)域研究中心主辦的北京大學第二屆法國史論壇在人文學苑5號樓B113會議室舉行，20多位來自全國各地法國史學者參加。論壇伊始，由北京大學歷史學系高毅和崇明兩位老師向與會學者致歡迎辭。崇明談到，在高毅老師榮慶七秩之際召集他的學生進行研討，是向高老師致謝的最佳方式。高毅指出，北大的法國史研究傳統(tǒng)是由張芝聯(lián)先生奠定的，其基本精神是“愛國”和“自由”，也就是研究西學不要盲從西方、妄自菲薄，同時要堅持學術自由，只認真理不認權威。如今北大培養(yǎng)的法國史學者已有了一個全國性的網(wǎng)絡，希望這個北大傳統(tǒng)也能隨之傳向全國。

與會者合影

第一場

論壇第一場以“空間與環(huán)境”為主題，湖南師范大學劉大明老師主持，山東大學孫一萍老師評議。

首先由上海師范大學黃艷紅老師做報告，題為《中世紀歐洲的“空間生產(chǎn)”：以 incastellamento與inecclesiamento為中心》。黃老師以法國學者皮埃爾·圖貝爾（Pierre Toubert）、米歇爾·勞威爾（Michel Lauwers）等人的重要研究為引，探討了理解中世紀村莊居住形態(tài)的兩個關鍵概念：“incastellamento”（寨堡化）和“inecclesiamento”（教堂化）。圖貝爾在其名著《中世紀拉丁姆地區(qū)的結構》（1973年）中，提煉出“incastellamento”這一社會空間轉型的核心概念，主要表現(xiàn)為在高地出現(xiàn)大量集中的、帶有防御工事的新居民點。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隨著真正意義上的中世紀考古學興起，學者們對居住形態(tài)的認識逐漸加深，主要依靠文書史料的圖貝爾范式受到強烈沖擊。在此背景下，作為修正概念的“inecclesiamento”被提出，它強調(diào)的是宗教崇拜場所和墓地在塑造中世紀西方社會空間結構中的核心作用。近幾十年的相關研究凸顯了教堂作為“極化點”的強大力量。從incastellamento到inecclesiamento，既揭示了文字資料的缺陷和考古資料的意義，也反映出法國中世紀研究的迭代問題。

隨后，中山大學周立紅老師帶來了題為《1788年7月13日暴風雨與革命法國的孕育》的報告。周老師以1788年7月13日橫掃法國北部和中部大片區(qū)域的特大暴風雨為切入點，在省級議會改革的背景下，探討了自然災害應對與舊制度崩潰的深層關聯(lián)。她從觀測調(diào)查報告的體系化、全社會協(xié)同募捐、以恢復生產(chǎn)為核心的救災方式三個方面，闡釋了舊制度末年災害應對的現(xiàn)代性。然而，救災仍遭遇了制度困境，谷價高漲，傳統(tǒng)慈善無法彌合階層分裂，在反封建、反貴族言論的影響下，農(nóng)民意識到土地制度不公才是貧困根源，進而轉向尋求政治變革。周老師提出，暴風雨帶來的破壞象征著當時財政危機的嚴重性，但又隱喻革命蓄積的巨大能量，體現(xiàn)了一正一反兩種力量的交織。救災過程中展現(xiàn)出的社會團結與不斷升級的階級對抗共同構成了大革命的動力來源，折射出革命政治文化的復雜性。

第三位報告人是天津師范大學黃浩老師，其報告《19 世紀法國央地關系中的空間》回顧了19世紀法國經(jīng)歷的圍繞國家結構與行政體制的多次重要辯論。在法國大革命與第一帝國時期，雅各賓派在與反革命力量及吉倫特派的斗爭中，不斷鞏固巴黎中央政府對外省的控制，于是出現(xiàn)了“中央集權”體制。復辟王朝時期，正統(tǒng)派意圖恢復顯貴在地方社會的主導地位，對中央集權體制提出了激烈的批評，并針鋒相對的提出了“去中央集權”的口號。從復辟王朝時期右翼重建行省的想法和信條派提倡擴大地方選舉，到七月王朝時期討論是否要把地方自由從省一級擴大到市鎮(zhèn)，再到第二共和國和第二帝國時期的“外省恐慌”，這些辯論反映了不同社會集團的利益博弈和觀念交鋒。黃浩強調(diào)，19世紀的央地關系不僅涉及國家權力結構的組織框架，還與國土空間的組織形態(tài)密切相關，反映了復雜的政治地理關系。

孫一萍老師指出三位老師都在自己原有研究的基礎上有所推進，隨后對三位的報告逐一做了點評。她認為黃艷紅老師的研究細致且材料翔實，注重對歷史學家和史學方法的梳理，很好地結合了歷史與考古研究，對“空間生產(chǎn)”的兩個階段解讀巧妙，尤其是第一階段的自然形成被考古發(fā)現(xiàn)推翻的部分值得進一步升華，建議突出考古發(fā)現(xiàn)的重要性。周立紅老師非常善于尋找關聯(lián)，將暴風雨置于小環(huán)境與大環(huán)境中加以解讀，以小見大，每一步的解讀都材料翔實且令人信服；建議在翻譯上注意識別，例如窮人“減少肉食攝入”的表述可能需要更符合語境和身份的解讀。黃浩老師以時間線索解讀19世紀法國的央地關系，揭示背后的權力爭奪，在梳理歷史脈絡方面做得很好，但也提醒需要進一步明確各階段的關鍵點，以更好地展現(xiàn)央地關系的動態(tài)變化。

會議現(xiàn)場

第二場

論壇第二場研討的主題為“帝國與殖民”，由上海師范大學洪慶明老師主持。

北京師范大學龐冠群老師帶來題為《17、18 世紀法國貧困人口的跨大西洋流動》的報告。近代早期法國底層民眾的跨大西洋流動與國內(nèi)戰(zhàn)爭、饑荒等因素存在關聯(lián)，海外移民是王國內(nèi)部人口流動的延續(xù)。當時跨洋流動的貧困人口主要有契約勞工、“國王的女兒們”（待嫁女性）和懲罰性移民等類別。盡管有新研究顯示繁榮和尋找機遇也是驅動人口流動的原因，但考慮到當時海上長途航行風險很高，謀生仍是前往海外的主要動力。超過一半的契約勞工工作幾年后回國，沒有成為奠基移民。1663年前招募移民工作主要由特許公司完成，之后招募工作主要由王室管理。路易十四時期特別重視從本土招募女性移民，以解決殖民地的性別失衡問題，這些女性被稱作“國王的女兒們”，其中有不少人來自收容院。此外，還有懲罰性移民，包括強制關押者和放蕩女子，但這些人往往無法勝任勞動，引發(fā)了殖民地的反感。龐老師認為，當前對法國殖民地移民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孤立案例，相對忽視與法國本土濟貧機構的聯(lián)動及各殖民地之間的聯(lián)系，因此需要加強殖民史與法國本土史的綜合，整合各殖民地情況，以更全面地理解法國貧困治理及早期殖民歷程。

隨后，北京大學李惟一老師報告的題目是《從歐洲檔案館計劃看拿破侖帝國的解體與歐洲民族國家的鞏固》。拿破侖一世試圖通過建立一個宏偉的歐洲檔案館，收集整合德意志、西班牙、梵蒂岡、比利時和荷蘭等地的檔案，以支持其帝國愿景。這一計劃不僅是法國檔案管理改革的一部分，也是拿破侖文明觀念的展現(xiàn)，他認為法國肩負著文明使命，試圖通過統(tǒng)一檔案消除紛爭，將巴黎打造成新羅馬。在1807年至1810年間，隨著帝國擴張，拿破侖開始將各地檔案搬至法國，并初步形成了建立歐洲檔案館的想法，檔案分為法國、意大利、日耳曼三大類，并計劃在1812年建造更大規(guī)模的場館來容納檔案。然而，在檔案征收過程中，遇到了標準不清晰、社會騷動和官僚體系不配合等困難，由于帝國迅速衰落以及檔案分類和歸檔原則的問題，該計劃最終破產(chǎn)。李老師還探討了19世紀歐洲各國如何通過建立檔案館來鞏固民族國家的身份和歷史，同時涉及殖民時期列強對殖民地檔案的態(tài)度變化。

本場最后一位報告人是浙江大學朱曉罕老師，報告題目為《二十世紀法國殖民地知識分子的身份認同：以桑戈爾、塞澤爾和法農(nóng)為中心》。法國在1885年確立了殖民擴張的國策，到二戰(zhàn)前夕成為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國，在此背景下，法屬殖民地的土著精英階層子弟接受法國教育，形成了獨特的身份認同，并對二戰(zhàn)后的非殖民化運動和后殖民時代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桑戈爾、塞澤爾和法農(nóng)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朱老師指出，這三位知識分子在身份認同上具有共性，即“黑人精神”（Negritude，黑非洲文化價值的總和），這一概念由桑戈爾和塞澤爾等人在20世紀30年代在巴黎求學時提出，雖內(nèi)部頗有爭議，但均強調(diào)黑人擁有自身文化和歷史的主體性，成為非殖民化的理論基礎。然而，他們在對宗主國法國的態(tài)度和政治文化實踐上存在顯著差異：桑戈爾主張文化上的開放性，強調(diào)民族語言與國際語言并重，以文化交流推動文化融合；塞澤爾強調(diào)種族自豪感，但不以民族解放為目的，為海外省爭取更多的自治權利；法農(nóng)則堅定主張殖民地通過暴力贏得獨立，其激進理論極具爭議。三人的差異充分體現(xiàn)了殖民地知識分子身份認同內(nèi)部的復雜性。

三篇報告由周立紅老師進行評議。周老師認為，龐老師將研究對象從法國國內(nèi)的貧困治理拓展到了跨大西洋區(qū)域，聚焦奴隸貿(mào)易之前人口的跨大西洋流動問題，尤其是契約勞工問題，為國際移民史和國際勞工史提供了法國史方面的素材和視角。周老師補充了廢除南特敕令后賽文山區(qū)的Camisard運動以及胡格諾信徒移民到周邊國家的情況，并建議進一步挖掘這些群體的流動細節(jié)，考慮其是否參與了跨大西洋的人口流動。針對李老師的研究，曾經(jīng)學習檔案的周老師指出，檔案歸檔原則從事由原則向來源原則的轉變，導致檔案拆解歸檔過程復雜，盡管帝國檔案館未完成建設，但它間接推動了歐洲各國建立自己的國家檔案館，激發(fā)了民族主義精神。周老師建議深入探討拿破侖建立歐洲檔案館背后的歷史和文化內(nèi)涵，研究法國文明與世界文明的關系，辨析法國與其他國家在檔案收集保存方面的差異性。周老師認為朱老師的報告內(nèi)容豐富，體現(xiàn)了20世紀法國殖民地知識分子身份認同的復雜性，同時也揭示了去殖民化思想的起源，這些法國精英教育培養(yǎng)出來的殖民地知識分子為殖民地改造乃至去殖民提供了重要視角。周老師建議將印度支那的知識分子認同納入研究范圍，以進一步體現(xiàn)這一主題的豐富內(nèi)涵。

第三場

第三場研討的主題是“文化與情感”，由顧杭老師主持。

首先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的湯曉燕老師帶來題為《尚蒂耶城堡中的“猴戲”屋與“中國風”》的報告。湯老師向與會者展示了尚蒂耶城堡中大、小猴戲屋壁畫涉及中國人物形象的各類場景和圖像細節(jié)，指出就此類十八世紀創(chuàng)作的人猴并存、互動的圖像，一些學者認為其體現(xiàn)了法國人對中國人效法自然的推崇，另有學者認為其中實則暗含法國人對中國文化形象的嘲諷。對此，湯老師介紹了十七、十八世紀歐洲猴戲圖的演變歷史和法國人對待猴戲圖的態(tài)度變化：十七世紀中晚期，猴戲圖的功能逐步從表達批判、諷刺向表現(xiàn)詼諧、幽默過渡；到十八世紀上半葉，洛可可風格興盛，以猴戲圖渲染歡快氣氛已成為社會時尚。而猴戲圖中所涉的中國元素，多為雜糅的東方元素被冠以“中國”之名。因此，尚蒂耶城堡中含有“中國風”元素的猴戲圖是法國對異域文明進行想象的結果，而非中國本土文化在法國傳播的產(chǎn)物。其表現(xiàn)出的并非是法國人對中國文明的價值褒貶，而是彼時法國社會內(nèi)部審美趣味的轉變。

接下來，北京外國語大學歷史系的潘丹老師做了題為《不幸之幸：斯塔爾夫人論熱忱對個體與民族幸福的影響》的報告。潘老師首先對標題所涉概念進行解析：熱忱（enthousiasme）是一種能夠打破世俗意義上對“幸”與“不幸”之對立理解的宗教性情感，其作用是為個體和民族開拓一重超越性的精神境遇。從斯塔爾夫人思想的發(fā)展脈絡來看，她最初試圖從觀念學派（Idéologues）思想中汲取英國經(jīng)驗以克制大革命中盛行的狂熱主義（fanatisme）。即以利益作為道德形成的基礎，藉由外在的制度與習俗來塑造意志。然而，英法國情不同，經(jīng)驗無法移植，斯塔爾夫人亦反感拿破侖通過利益換取政治整合的手段。在流亡的情感體驗、盧梭思想和德意志文明的共同影響下，斯塔爾夫人愈發(fā)認為道德之基礎應溯至內(nèi)在，即以作為良心之所向的熱忱控制激情。而熱忱終會令人超越簡單的世俗歡愉，在不幸中升華，獲得另一重幸福。

本場最后一位報告人是來自山東大學歷史學院的孫一萍老師，報告題目為《從情感史角度探析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法國學界的記憶史研究》。孫老師首先梳理了法國學界對情感史研究的接受史，指出情感史研究雖為法國歷史學家呂西安·費弗爾于1941年首倡，但法國學界對此回應寥寥，反而是美國學者斯特恩斯（Peter N. Stearns）首次將情感作為歷史學的合法研究對象。法國學者則對情感史認知主義研究路徑的可行性持懷疑態(tài)度，譬如皮埃爾·諾拉借鑒社會學家哈貝瓦赫的社會記憶框架時，便忽略了其對情感社會學的研究。法國記憶史對情感史研究接受之滯緩，一定程度上是出于其搭建自身理論架構的需求。但事實上，在諾拉對記憶的定義和莫娜·奧祖夫、雅克·勒高夫、亨利·胡梭等歷史學家的記憶史研究中，情感仍占據(jù)重要的維度。最后，孫老師指出，歷史與記憶并非對立關系，它們與遺忘對于人類過去的管理而言都不可或缺。

本場研討會的評議人黃艷紅老師對本場報告逐一進行評議。黃老師認為湯曉燕老師的報告顯示出，研究者應避免將文化挪用闡釋為政治氣候的產(chǎn)物。黃老師也就報告提出了建議。首先，可以考慮搜集更多文字史料作為對圖像史料的輔助佐證。另外，鑒于中國內(nèi)部各地域文化的異質性，“中國風”的概念界定和其文化要素來源本身便構成一個問題，或可考慮猴戲圖受中國東南沿海地區(qū)民俗傳播影響的可能。對于潘丹老師的報告，黃老師認為其融合了政治思想上的情感和道德話語，但或可進一步梳理斯塔爾夫人強調(diào)“熱忱”這一術語的原因、“熱忱”到底是作為一種美學術語還是政治術語為斯塔爾夫人所用、以及彼時法國其他關注宗教情感復興的思想家如何看待這一術語等問題。對于孫一萍老師的報告，黃老師認為研究兩種研究路徑為何未能產(chǎn)生對話的思路很具啟發(fā)性，歷史記憶與遺忘的關系也是一個值得關注的話題。諾拉的記憶史研究在國家框架中展開，而彼時法國人的歷史情感時常具有顯著的地方性色彩，這可能是他淡化情感要素的一個原因。

第四場

第四場研討的主題是“政體與政黨”，由孫瑜老師主持。

首先由浙江大學歷史學院的張弛老師帶來題為《再論達讓松的<法國古今政體論>》的報告。達讓松的政治、社會構想誕生于法國思想自危機走向啟蒙的轉型階段。貫徹于達讓松政治、經(jīng)濟方案的核心原則是自由放任。要落實這一原則，須確保以足夠強大的王權清除一切自由的阻礙，并實現(xiàn)局部利益、地方利益、個體利益的自由運作和它們之間的自由交流。王權不代表公益，而是聆聽、辨識、保障公益，而公益本身由不具備權力的社會自然地表達出來，由此，公權力與公益是一致的。達讓松的思想是將冉森派、以“自然恩典”為代表的偶因論這兩種宗教思想融合至政治領域的結果，體現(xiàn)出一種歷史自然論的要求。他對公權力須統(tǒng)一、集中的主張與孟德斯鳩的分權論對立，其對公權力和自由之關系的討論則深刻影響了后來的重農(nóng)學派和雅各賓主義者。

南京大學歷史學院的盛仁杰老師帶來題為《19 世紀法國立憲君主制試驗的思想史考察: 以信條派兩代領袖分歧為中心》的報告。第五共和國半總統(tǒng)制半議會制的政體雖是戴高樂領導下的產(chǎn)物，但國家元首和選舉議會之間的權力博弈在法國政治史上由來已久。針對這一問題，波旁王朝復辟時期和七月王朝時期的立憲君主制度具有對照研究意義。兩個王朝分別踐行了信條派兩代領袖魯瓦耶-科拉爾與基佐的政治理念，前者主張強盛王權，后者傾向議會主導?？评瓲柡突魶Q裂的主要原因是雙方針對君主合法性來源、君主與議會之權力邊界的觀點差異。他們的政治實踐亦因此面臨不同的困境：復辟王朝君主權力凌駕議會，卻難避專制風險；七月王朝議會主導，卻因多黨紛爭導致內(nèi)閣頻繁更迭。如何在國家元首和選舉議會之間尋求力量平衡、謀求自由政治至今仍是法國政治的困境，信條派的理念與實踐雖不能提供解決方案，卻有思想史維度的參考價值。

中國社會科學院歐洲研究所的馬麟賀老師帶來題為《“國民聯(lián)盟”崛起與法蘭西現(xiàn)代國家建設的道路之爭》的報告。近年來，法國極右翼在政治大選和文化界的表現(xiàn)令人矚目。巴黎奧運會開幕式招致的爭議顯示出“開放包容”思想與極右翼價值觀之間的沖突，而這場沖突實則是長期存在的對法蘭西形象認知分歧的集中式爆發(fā)?！皟蓚€法國”的形象差異須溯至大革命。大革命催生出左右兩派，前者認為法蘭西的榮耀源于“自由、平等、博愛”的價值觀，后者認為法蘭西榮耀植根于歷史與種族。這一分歧深刻影響了法國現(xiàn)代國家建設道路之爭。從歷史上看，法國極右翼運動的若干次高潮，都伴隨著對于法蘭西文明走向衰落的深刻的危機感。就客觀環(huán)境而言，法國當下經(jīng)濟發(fā)展的困境、中產(chǎn)階層的衰落是“國民聯(lián)盟”日益壯大的重要原因，“國民聯(lián)盟”亦主動把握時機推動極右翼向主流化方向發(fā)展。法國政壇的中派力量與激進力量之博弈，或將因此走向下一個臨界點。

本場的評議人是樂啟良老師。他首先指出本場三位報告人的研究對象都具有深切的憂患意識，意圖在危機時代探索法國未來的發(fā)展道路，報告人對研究對象思想的探索、整理均十分深入、精細。樂老師也就三位的報告各自提出了問題。首先，針對張弛老師關于達讓松的報告，樂老師指出公權力如何做到真正的統(tǒng)而不治、維系自由，值得商榷。達讓松對公權力與公益之關系的觀點似乎更多是邏輯演繹，相對缺乏對人性的思考。另外，達讓松的制度構想是將政治集中與基層民主結合，但后者更多停留在政治協(xié)商層面，并非指向真正的民主制度，因而“民主君主制”這一術語是否恰當，值得討論。就盛老師的報告，樂老師首先指出應當關注第五共和國的立法者們是否有明確提到信條派的思想和實踐，從而理清信條派政治經(jīng)驗對半總統(tǒng)制究竟具有何種程度的影響。另外，或可考慮修正一些關鍵術語的譯法，并在文章中加入對國民主權問題的論述。就馬老師的報告，樂老師認同極右翼的興起是一種全球性現(xiàn)象，他認為這種現(xiàn)象與新自由主義政經(jīng)環(huán)境下大量人員的利益無法得以保障、左翼批判力量的喪失有密切關系。但與此同時，也不必夸大極右翼的影響和法國面對的民主危機。

第五場

會議第五場的主題是“學科與方法”，由朱曉罕老師主持，張弛老師負責評議。

首都師范大學倪玉珍老師的報告題為《從自然權利學說到社會學：個體-社會關系的重構》。大革命后對自然權利學說的批評推動了社會學在法國的誕生。圣西門借助實證材料說明個人才能的發(fā)展受益于社會各世代精神和物質遺產(chǎn)的傳承，反駁了盧梭認為社會是人墮落和不幸根源的觀點。圣西門的學生孔德繼續(xù)以科學的方法研究人和社會，并將二者視作有機體?？椎碌纳鐣W在借鑒生理學研究方法的同時引入了歷史分析，可分為研究社會結構的社會靜力學與研究社會起源和演進的社會動力學?？椎绿貏e強調(diào)社會各組成部分的勞動分工，在不否認個體性的前提下為過度強調(diào)個體性的自然權利學說糾偏?？椎碌难芯块_辟了以精神重建、全民實證科學教育為核心的第三條道路，既避免了對現(xiàn)存秩序的絕對維護，又反對以暴力革命的方式破壞秩序，為法蘭西第三共和國走上溫和的福利國家之路提供了重要的思想資源。

浙江大學樂啟良老師的報告題為《布羅尼斯洛·蓋雷梅科的史學述評》。蓋雷梅科是年鑒學派在波蘭的杰出代表，他對邊緣人群的關注同自身的少數(shù)群體身份有關。蓋雷梅科對邊緣人群的考察采取了跨學科的方法，將自己的研究稱作社會史研究，且在一定程度上體現(xiàn)出新文化史的特點。在微觀史與總體史的關系上，蓋雷梅科通過分析不同的邊緣群體去理解整個社會的運作，認為只有借助對社會內(nèi)部“他者”的研究才能更好地理解當時的社會。此外，蓋雷梅科的研究體現(xiàn)出社會史與政治史的結合，他對社會政策、排斥機制的分析均非常深入。總而言之，蓋雷梅科的所有研究都是立足于對當下的理解，他將歷史研究作為安頓自己心態(tài)的過程，并在著述中表現(xiàn)出對波蘭未來走向的思考。

東北師范大學徐前進老師帶來了題為《直接經(jīng)驗與法國史研究》的報告。直接經(jīng)驗即人們聽到的、看到的、感覺到的，一些直接經(jīng)驗可成為人們思考的資源。直接經(jīng)驗是研究歷史的第一手檔案，亦是思想分析的第一手檔案。研究題目的選擇與研究者的經(jīng)歷往往有著密切的關系，西方思想界諸多學者的著述也都是以直接經(jīng)驗為前提的。故而有兩大結論，其一是歷史學家不僅要研究歷史，更要寫歷史。從時間意識上看，研究歷史是站在現(xiàn)在看過去，寫歷史是站在現(xiàn)在看未來。若能同時做到研究歷史、寫歷史，則可打破時間與學科的限制。其二，法國史研究通常的思路是站在中國看法國，但也可嘗試以法國人的方法、法國人的觀念研究中國問題，充分利用法國歷史學界、社會學界、思想界與直接經(jīng)驗關系密切的優(yōu)勢。

四川大學石芳老師的報告題目是《大數(shù)據(jù)挖掘、網(wǎng)絡分析與可視化——數(shù)字人文在啟蒙運動研究中的運用》。從技術層面看，數(shù)字人文在啟蒙運動研究中的運用主要體現(xiàn)在大數(shù)據(jù)挖掘、進一步的網(wǎng)絡分析與可視化呈現(xiàn)三個方面。大數(shù)據(jù)挖掘可以從大規(guī)模資料中提取關鍵信息，有助于揭示宏觀的歷史發(fā)展趨勢。在啟蒙運動研究中，這一技術被應用于對詞匯、概念演變趨勢的研究與對圖書貿(mào)易的整體研究中。網(wǎng)絡分析屬于社會學的研究方法，對啟蒙哲人身份信息、通信數(shù)據(jù)的網(wǎng)絡分析有助于重新認識啟蒙運動的社會構成，對引文的網(wǎng)絡分析則可反映啟蒙時代的知識交流情況。與此同時，可視化與網(wǎng)絡分析的結合能更好地呈現(xiàn)網(wǎng)絡模型，可視化的方式亦非常適合大眾傳播。盡管現(xiàn)階段數(shù)字人文有諸多缺陷，特別是闡釋能力明顯不足，但技術的更新改進或可帶來更多改變。

本場四位老師的報告結束后，張弛老師首先對各位老師研究的特色予以了充分肯定，進而指出徐前進老師提到的直接經(jīng)驗這一概念能給人以很多啟示。直接經(jīng)驗不僅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史學研究，還影響了研究者對法國史方向的選擇。從直接經(jīng)驗的角度看，張弛老師對數(shù)字人文持懷疑和批判的態(tài)度。他認為，數(shù)字人文雖然頗受關注，有助于增強文章的吸引力，但對提高文章的解釋力并無太多幫助。張弛老師強調(diào)，不論研究何種歷史，研究者必須對研究對象有直接感觸。倪玉珍老師提到的孔德便是在直接的語境下去感觸時代問題進而闡述自己的問題，而不會就不認識的人展開對話。最后，張弛老師簡單回顧了樂啟良老師的史學史研究，指出樂老師每次關注的歷史學家都很有特點，對邊緣史學家的研究亦可非常精彩。

主旨演講與圓桌討論

7月31日上午舉行，崇明主持，高毅教授以“關于當下法國史研究問題意識的若干思考”為題做了主旨演講，從法國歷史文化的世界性影響、法國革命政治文化與當下世界局勢的關系、當今世界“非自由民主”運動中的波拿巴主義要素、中法兩國在世界性民族國家建設運動中的角色這四個方面，指出了今天的法國史研究可能值得關注的一些問題。

首先，高毅認為，法國歷史文化非同尋常的世界性影響，使法國史研究者常常自覺不自覺地會關注一些大問題。事實上，西方最有世界性影響的政治人物，往往都是從法國產(chǎn)生的，如圣路易，亨利四世，路易十四，拿破侖，戴高樂。這些人物的共同特點，是他們都對時代的脈搏有一種特別的敏感。好像能撥正西方歷史航向的偉人，都是從法國文化的沃土中生長出來。盡管今天法國的情況看起來不大好，但我們不應因此對法國文化喪失信心。也許，為了再度激發(fā)法國文化的潛能，學界在這個時候可能特別需要深度探詢一下這個問題：為什么法國歷史上的那些偉人會有那么準確的時代認知？

其次，高毅指出，法國大革命之所以特別激進、徹底，是因為啟蒙運動讓大革命前飽受壓迫的法國平民大眾認識到了他們也有做人的權利，結果他們的奮起就不僅摧毀了法國的舊制度，而且還開啟了一場世界規(guī)模的法國式民主革命。這場革命目前正以反帝反殖反霸斗爭的形態(tài)走向高潮，但危險的是，一場新的世界大戰(zhàn)也在隨之迫近。在這種情況下對法國革命史做一番新的考察似乎就很有必要了：因為法國式革命有高效的優(yōu)點，但也有烈度超大、容易引發(fā)人道災難的弊端，所以若能通過重新審視法國大革命的經(jīng)驗教訓，為未來的世界革命摸索出一條更妥善的道路，豈不善莫大焉。

再次，高毅還結合當今世界“非自由民主”（illiberal democracy）思潮泛濫的情況，討論了波拿巴主義研究的現(xiàn)實價值。高毅指出，“非自由民主”運動有主張集體利益高于個人利益、集體利益需要強人政治來維護的共同特點，多少有點“以民為本”的理想主義，這和法國歷史上的波拿巴主義有一定的相通之處，只是它在各國的實際表現(xiàn)有不同程度的走樣。因此，把波拿巴主義的來龍去脈、文化內(nèi)涵、成敗得失等等問題徹底搞清楚，對于理解當今世界各非自由民主國家的實際狀況，對于探知未來世界政治可能的或應然的走向，應該是有所助益的。

最后，高毅認為當下的法國史研究還可以圍繞“民族國家建設”這個問題做做文章。他說，民族國家建設實際上是在為“天下大同”“永久和平”等理想境界的實現(xiàn)鋪路，啟蒙時代以來這個道理似乎誰都懂，但真正愿意做好這個建國工作的國家似乎并不多，也許說到底只有中法這兩個國家在認真做這件事，實際上它們一直分別是東西方世界民族國家建設運動的領頭羊。高毅認為這個現(xiàn)象很有意思，也應該引起法國史研究者們的適當關注。

崇明老師指出，報告體現(xiàn)了高老師治學和思考背后的一貫的家國情懷和理論及現(xiàn)實關切。浙江大學樂啟良老師、湖南師范大學劉大明老師以及北京外國語大學顧杭老師就高毅老師的報告做了討論。高毅老師對法國文明的熱愛、對世界命運問題的關注引起了三位老師的共鳴。三位老師向高老師深厚的歷史責任感，以及包容多元意見、鼓勵學生獨立思考的教學風格表達了敬意，并就高老師發(fā)言中提出的一些具體觀點進行了進一步探討。

隨后，北京師范大學龐冠群老師主持了以“高毅教授的法國史教學與研究生培養(yǎng)”為主題的座談。會上播放了參會老師們此前錄制的向高老師致敬的視頻，在座的幾位老師也深情地回憶起各自在高老師指導下求學、以及工作后與高老師相處的點滴經(jīng)歷，感謝了高老師的熱情幫助和包容開放，并為高老師七十歲生日獻上誠摯祝福。座談氣氛十分熱烈，本次法國史論壇圓滿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