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5年6月10日，美國哈佛大學東亞系Walter C. Klein中國歷史和人類學講席教授、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普鳴（Michael J. Puett）到訪北京，應清華大學李義天教授邀請發(fā)表題為《闡釋的藝術：古典中國的閱讀之道》（The Art of Interpretation: Philosophies of Reading in Classical China）的主旨演講。清華大學新雅書院院長、公共管理學院教授梅賜琪、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教授朱慧玲等出席與談。來自清華大學、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師范大學、中央民族大學等高校師生近百人參加活動。

李義天：各位老師、各位同學，大家上午好！今天，我們非常榮幸地邀請到一位國際知名學者、當代頂尖的漢學家和思想史家，哈佛大學的普鳴教授來到清華園，為我們作報告。在這個畢業(yè)季與考試季相交的特殊時刻，大家依然愿意抽出寶貴的時間，帶著十足的熱情參與今天的學術活動，我們深表感謝！

在國內，想必大家對普鳴教授都已比較熟悉。他有兩本著作，也是他的兩部重要代表作，在國內學界流傳甚廣。一本是《作與不作：早期中國對創(chuàng)新與技藝問題的論辯》（The Ambivalence of Creation : Debates Concerning Innovation and Artifice in Early China），另一本是《成神：早期中國的宇宙論、祭祀和自我神化》（To Become a God：Cosmology, Sacrifice, and Self-Divinization in Early China）。這兩本書被收錄在由吳飛、甘陽老師主編的“古典與文明”叢書中，由北京三聯(lián)書店出版。在2021年的時候，還專門為此開過一個學術研討會。

普鳴教授任職于哈佛大學東亞系，同時受聘于人類學系。此外，他今年還擔任了哈佛大學亞洲研究中心主任。此次到訪中國，他的行程十分緊張，我們也是好不容易才協(xié)調好他的時間，為大家做這場報告。他跟我說，這次他想跟中國的朋友分享一些最新的思考，也是他正在寫作的一本書的部分內容。

大家知道，作為世界一流大學，哈佛大學的本科教育水平是頂尖的。而普鳴教授開設的一門課程，名為“Classical Chinese Eth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在哈佛大學的全部本科生課程中，受歡迎程度排名前三，是一門非常出色的課程。2022年，我有幸前往哈佛大學訪學，就旁聽了普鳴教授的這門課，收獲特別大。普鳴教授有一個顯著的特點，就是幾乎不用PPT。但他的口才非常好，語言表達流利清晰。所以，當時我就跟他表示，希望他有機會來清華，與同學們交流。今天能夠邀請到他來為大家作報告，對在座的同學來說，是非常難得的機會。

接下來，有請普鳴教授圍繞《闡釋的藝術：古典中國的閱讀之道》這個題目發(fā)表主旨演講，時長大約一小時。之后，有幾位老師將作為評議人參與討論。一位是清華大學新雅書院院長、公管學院的教授梅賜琪老師，還有一位是首都師范大學政法學院的朱慧玲老師。另外，我們學院的何建宇老師在時間、空間和經(jīng)費上都給予很大支持，感謝何老師！

普鳴：非常感謝義天教授，感謝您的邀請，也感謝大家的到來。今天能來到清華大學，我深感榮幸。我非常期待接下來同你們的交流。首先，我想談談這個可能讓你們覺得有些奇怪的標題。為什么從事中國古典思想的研究需要關注“閱讀之道”（philosophies of reading）呢？原因很簡單。我想論證，中國哲學的一個顯著特點就在于，它對閱讀、評注和闡釋的高度重視。

對于中國聽眾而言，這似乎并不是一個存在爭議或令人驚訝的觀點。然而，在文明互鑒的視域和比較哲學的范疇內，這個論斷卻是出人意料，有悖直覺的。事實上，如果我們考察一下比較哲學的研究現(xiàn)狀便會發(fā)現(xiàn)，所有關于閱讀、闡釋與評注的議題往往在其中扮演著無足輕重的角色。如今，我們的比較哲學研究日益認真對待中國哲學。然而，目前的做法卻常常是，為了讓中國哲學看起來更像西方哲學。而在某種程度上，這種做法確實成果斐然。

但這引發(fā)了一個問題：如果中國思想史上的偉大思想家一直專注于對經(jīng)典文本的閱讀、闡釋和評注，那么，如若忽視這樣的傳統(tǒng)，我們會錯失什么？如果中國哲學的發(fā)展經(jīng)驗確實就是如此，那么，若不將這些闡釋和評注納入比較哲學的討論，我們又會損失什么？我認為損失巨大。我目前正在進行的寫作計劃（我希望能在未來幾個月內完成，以便有足夠時間吸收各位的批評意見）就是要論證，必須嚴肅對待中國思想傳統(tǒng)中的闡釋與閱讀之道。我們應當將它們納入更加廣泛的比較對話，并且追問，為何“闡釋”在中國哲學中會扮演如此重要的角色，進而探究，可以通過這樣的嚴肅追問而獲得哪些哲學啟示。因此，我今天的演講試圖闡述一些觀點，并以略帶挑戰(zhàn)意味的方式展開我的看法。我之所以刻意這么做，就是希望各位能夠糾正我、批評我。我希望，這些觀點不僅有趣、有啟發(fā)，而且確實能引發(fā)反饋，包括你們尖銳的批評意見。

西方對中國闡釋傳統(tǒng)的忽視

讓我從一個顯而易見的代表人物開始，那就是孔子。當我們將孔子引入比較哲學領域時，我們（包括我自己）都會合理地追問：孔子思想圖景中的哲學理念是什么？對此，我們會借助《論語》等文本，推斷他的思想，進而追尋這些思想在后世傳統(tǒng)中的爭論軌跡。

對于這樣的做法，我不是要提出批評，因為我自己也經(jīng)常這樣做。但是，在更為宏觀的比較哲學討論中，我們往往忽略了孔子的另一個關鍵面向——他作為評注者（commentator）的身份。孔子博采在他之前的歷史文獻片段（它們主要源自周代或更早），對它們進行系統(tǒng)整理。而這樣的工作對于中國的思想傳統(tǒng)來說實在影響深遠，以至于其中多部文獻后來被尊為“經(jīng)”（classics）。于是，關鍵的問題出現(xiàn)了：孔子為什么要整理這些文獻？他的目的何在？我們若要學習這些文獻，就得學習如何閱讀這些文獻，學習如何對它們進行闡釋和評注。

想必諸位都讀過《春秋》?？鬃訉Α洞呵铩返木幾敕绞骄托枰覀兩疃汝U釋，而理解這部經(jīng)典則更需要我們加以精細的解讀。比如，我們會問，孔子在這里為何用這個動詞，而不是那個動詞。至于孔子編纂的其他文獻，情況往往也是如此。因此，這就形成了一整套往往充滿爭論的思想傳統(tǒng)：后世之人該如何處理這些文獻，該如何評注它們，何時該引用、何時不該引用，以及，哪些段落應該得到優(yōu)先闡釋。然而，在當前英語世界的比較哲學研究中，這方面的內容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沒有得到探討。而我目前正在寫作的這本書的目標就是：如果我們將闡釋的維度納入廣泛的比較哲學討論，將會產(chǎn)生何種可能？

為此，我想強調，英語學界對于我今天正在討論的內容有多么嚴重的忽視。請允許我舉一個典型例子。如今，在英語世界，出版了一些關于世界哲學與文學的文獻選集，其中涵蓋中國古典文獻。這當然是好事。為此，我們能夠開設關于世界哲學與文學的課程，向哈佛的學生布置閱讀任務，包括閱讀中國古典作品的任務。但是，每當你翻閱這些選集時，你會發(fā)現(xiàn)，在收錄詩歌的部分（比如，《詩經(jīng)》中的《國風》），它們都配有類似這樣的導言或說明：“以下是來自中國古代的幾首愛情詩。親愛的讀者，你會感到非常興奮，因為你能夠閱讀這些美麗的情詩。但可惜的是，在中國古代，很少有人會將這些詩僅僅視作簡單的情詩?！?/p>

在選集的編撰者看來，中國古代學者理解這些詩歌的方式不過是，讀一段大概四行或六行的詩句，隨之而來的則是長達10頁的注，以及，對這些注的疏或駁，甚至還要包括既反駁這些注，又反駁那些疏的新的注解。當然，這也許還只是注解《詩經(jīng)》的一個版本。當你拿起另一個版本，同樣的幾行詩又會有另外長達10頁甚至20頁的注疏。而且，這些注疏不但同樣不承認那就是一首愛情詩，相反，它們還充斥著各種爭論：這首詩究竟是一位國王與其配偶的故事，還是一位臣子對君王的進言？這首詩的創(chuàng)作年代是公元前618年，還是楚莊王四年（公元前610年）？于是，選集編撰者往往給出可悲的結論：在中國，竟無人能把這首“優(yōu)美的情詩”當作情詩來讀。所以，親愛的讀者，他們剔除了所有注釋和闡釋，而將其作為一首無注疏的詩歌，直白地呈現(xiàn)給你。

在英語世界的文獻選集中，這樣的情況普遍存在。但是，如果他們的做法是合理的，那么，這里就會有個問題：為什么中國歷史上那些偉大的思想家們會以如此復雜的方式去解讀一首看似簡單的情詩？難道是他們不懂得欣賞詩歌嗎？在選集編撰者看來，也許真是如此：古人不懂得如何欣賞一首優(yōu)美的好詩。但是，或許還有另一種解釋：那就是，在這些注疏和闡釋的文字中，蘊含著中國哲學的深邃智慧，而它們在英語世界編選文集的過程中被完全忽視了。我要明確支持第二種觀點。

不過，在論證我的看法之前，請允許我指出上述編撰者的另一個錯誤。他們聲稱，在中國歷史上，沒人把《國風》中的情詩僅僅當作情詩來讀，這種看法其實也不符合事實。比如，在12世紀，朱熹就曾明確說：“詩之所聞風者，多出于里巷歌謠之作。所謂男女相與詠歌，各言其情者也?！?span style="color: #7e8c8d;">（朱熹：《詩集傳序》）在朱熹看來，除了《周南》《召南》之外，《國風》中的情詩都算不上佳作，不值得耗費過多精力。相反，真正應該投入時間的是朱熹所認為的“經(jīng)典文本”。對于這些典籍，人們需要直接、反復地研讀，直至心有所悟。如果這就是事實，那么，我想說的是，英語世界的選集編撰者所提出那些主張不僅忽視了中國兩千年來極為復雜的注疏傳統(tǒng)，而且忽略了中國歷史上曾經(jīng)存在有關如何閱讀經(jīng)典的激烈爭論：究竟是遵循注疏傳統(tǒng)，還是對注疏加以擱置。英語世界的這些選集沒有涉及這方面的內容，相反，它們還傳遞出一種令人不安的暗示：仿佛中國古人在現(xiàn)代英語學者將詩歌作為純粹的詩歌而加以呈現(xiàn)之前，根本就沒有把它們當作詩歌來讀。毫無疑問，這是一種帶有民族中心主義甚至帝國主義色彩的視角，極具誤導性。我以此為例也旨在表明：在英語世界中，即便是那些致力于將中國古典傳統(tǒng)引入課堂展開討論的學者，也往往忽視了注疏與闡釋的重要性。

闡釋的重要性與哲學意義

既然如此，那么，如果我們采取完全相反的態(tài)度，真正重視中國古代文獻中的注疏與闡釋，情況又會如何呢？這里涉及兩個問題。第一，我們如何理解，注疏或闡釋的傳統(tǒng)在中華文化中竟會如此重要？我說“如此重要”，是因為我認為該現(xiàn)象具有某種獨特性。盡管西方思想傳統(tǒng)也存在注疏，但它們與中國思想傳統(tǒng)中的注疏所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第二，我們聚焦于注疏或闡釋，這有什么更廣泛的哲學意義嗎？換言之，認真對待中國思想的注疏傳統(tǒng)，可以讓我們獲得哪些哲學啟示？從更宏觀的哲學角度出發(fā)，我們又能從中汲取到什么東西？

讓我從第一個問題開始：注疏或闡釋傳統(tǒng)在中華文化中為何如此重要？首先，談及“最早的注疏”，你可能認為，我在指漢代學者關于先秦經(jīng)典的注本。并非如此。我所說的“最早的注疏”是從戰(zhàn)國時期開始的。我想強調，那些對文本進行復雜解讀的注疏和闡釋（比如，我剛才提到的對《詩經(jīng)》的注疏和闡釋），其實源于某種可以追溯至孔子的哲學傳統(tǒng)。

仍以詩歌為例。在漢代學者注解《詩經(jīng)》之前，孔子及其門人如何解讀這些詩篇？他們的解讀完全建立在具體引用的過程中。許多故事都記載，孔子在特定情境下會讓弟子引用詩句；不是引用整首詩，而只是引用其中一兩句?？鬃优c弟子的互動模式是：一位弟子引用某句詩，孔子未予認可；另一位弟子換引了一句，他也許沉思片刻，但仍然會說“非也”；第三位弟子引用不一樣的一句詩，孔子則會贊嘆：“可也?！钡谝晃坏茏又卑椎匾迷娋?，孔子不予認可，認為他只是就事論事，未得研習之要。第二位弟子以巧妙隱晦的方式引用詩句，雖然其中可能存在某種修辭手法而往往使得孔子需要思考，但一旦孔子思考好了，他的否定只會更加堅決。因為這種否定意味著：你只是想以小聰明取悅我，但這并不是學習的目的，也沒有展現(xiàn)智慧的意義。而第三位弟子獲得他的認可，是因為該弟子能夠領悟學習的本質，“告諸往而知來”。這里的關鍵在于意識到，引用某句詩將會影響周遭，進而改變局面?？鬃硬]有讓弟子猜測詩句。他只是強調一個人要對情境有所感知，從而準確有效地引用詩句，呈現(xiàn)它的內涵和意義。

當孔子說“可也”，表明他的學生達到了他對于詩的闡釋要求?？鬃颖救艘彩沁@方面的大師。他擅長洞察情境，引詩言志，進而采取改善局面的行為。這種感知能力體現(xiàn)為對處境的理解，并且從過往的詩句中汲取智慧?？鬃訉Υ耸稚瞄L。他和弟子們的那些故事也體現(xiàn)了他訓練弟子掌握此道的過程：借由對詩歌的引用，把過往和當下情境聯(lián)通起來。這正是他關注的焦點。

那么，闡釋背后的哲學預設或意蘊又是什么？對此，我必須用到一些術語。它們在《論語》中并沒有出現(xiàn)，但是，到公元4世紀，這些術語就經(jīng)?？梢员豢吹搅?。在這里，我想以“郭店竹簡”中的《性自命出》一文為例。

簡單地講，這篇文章是說，“性自命出”意味著世間萬物始終處于相互的聯(lián)系之中，它們通過“情”而天生地回應彼此。盡管我們常常把“情”譯作“感情”（emotion），但它的本質含義是“一種內在秉性的反應”（an inherent dispositional response）。例如，室外植物會向陽生長，這便是它們的“情”、它們的內在秉性的反應。人類當然也有內在秉性的反應，也有我們的“情”。但《性自命出》認為，人的“情”只不過是一些不同類型的“氣”。它的論證是這樣的：如果有人對我大吼，而我動怒，這意味著我內在有“怒氣”。他人的嘶吼將我體內的“怒氣”牽引出來。反之，如果有人對我微笑，那么我會感到快樂。如《性自命出》所言，這種行為是將快樂之氣從我體內引出，于是，我的內在傾向性反應就呈現(xiàn)為“快樂”。這便是我的“氣”，是我的天生的、內在的傾向性反應。所謂“喜怒哀悲之氣，性也；及其見于外，則物取之也”（《性自命出》）。

不僅如此，《性自命出》的關鍵論點在于，作為“氣”的人類本性，也就是我們的內在秉性反應，其實談不上任何意義的道德善好。就像植物向陽生長談不上善惡可言一樣，他人對我怒吼時我心生憤怒，也不具備任何倫理價值。其實，我真正需要反思的是：此人為何朝我怒吼？是否我有什么言行激起了他的怒吼？我該如何回應這種情境？又該賦予我的回應以何種意義？《性自命出》告誡我們，這本身就是一種訓練過程：即，從我們本來就有的內在秉性反應出發(fā)，轉而關注我們在情境之中恰當?shù)膫惱砘貞?/p>

那么，我們該從先賢那里如何學習這種轉化呢？所幸先賢一直在記錄或編纂經(jīng)典，而我們也有幸繼承這些古代文獻。它們載有古代圣賢的言行，而后世之人將其視為有力的倫理回應。這些建構傳統(tǒng)、定義禮樂，從而使得人們在特定情境中能夠憑借它們而進行恰當倫理回應的東西，正是在注疏和闡釋中得以代代相傳的經(jīng)典文本。比如，周公關于“天命”的誥辭被視為意義深遠，在傳統(tǒng)中不斷流傳，而后世人物（孔子）則致力于編訂和延續(xù)這些傳統(tǒng)。又比如，周文王與周武王奮起反抗殷商暴虐政權，被視為倫理正道，因此，周克商的舞蹈和戰(zhàn)歌也作為經(jīng)典之“樂”而在傳統(tǒng)中保存。對于像孔子這樣生活在春秋戰(zhàn)國的后人來說，他們有幸繼承并研習這些古老的文化元素：演練戰(zhàn)舞，研習禮儀，誦讀詩篇，傳習誥辭。他們踐行這些傳統(tǒng)，不僅是因為它們重要，更是因為通過援引和闡釋、回應乃至體驗這些傳統(tǒng)，得以淬煉自身之“氣”。

所以，通過闡釋和注釋先賢，與他們的對話，我們能夠增強自己的能力，使自己與古人的情感、智慧同頻共振。而這正是孔子真正關切的方面：一個人應當學會在特定時刻援引和闡釋既有的傳統(tǒng)，從而有效地塑造自身，影響他人。換言之，儒家要求人們對情境有敏銳的感知，學會察覺潛在風險，能夠在具體時刻知道如何言行。但這些都必須通過援引傳統(tǒng)、闡釋經(jīng)典來進行。因此，研習和注疏經(jīng)典，并不是停留在文字抽象的層面，而是要將它們當作可以在特定時刻加以運用的資源或工具。這才是經(jīng)典對于人的深層意義。

對闡釋技藝的多重運用

在我學習古漢語之前，一直是通過英文譯本閱讀中國古典文獻。然而，當我最終接觸到原文時，才發(fā)現(xiàn)其中的巨大差異。在英譯本中，這些文獻讀起來就像直白的散文，段落連綿不絕。但是，當我閱讀它們的古漢語原文時，我發(fā)現(xiàn)它們其實大量依托對更早文本的復雜援引，特別是對詩歌的援引。在原文中，散文的表述之后常常接著押韻的詩句，節(jié)奏分明，但在英文翻譯中，這一切都被簡化為普通的散文。

當你讀到那些帶有韻律與節(jié)奏的文字時，無疑會發(fā)現(xiàn)這是在用典。若不能辨識其中的用典，你便無法真正理解它們。而那些被引用的詩句，仿佛也在期待你意識到這些引用，理解其意圖，并在當下有所領悟和觸動。因為，中國古代的文本教育的目標之一就是，熟悉經(jīng)典文本體系，能夠洞悉作者對于傳統(tǒng)素材的援引和闡釋。如今，隨著我們獲得的古代材料越來越多，我們會看到越來越多針對某個問題的援引、注疏及其演變，發(fā)現(xiàn)用于闡釋這個問題的細節(jié)也越來豐富。如果把這件事做好，那么，我們就可以通過特定的用典而把我們的思維同古人的思維關聯(lián)在一起。而這意味著，對于下一代人來說，他們也可能傳承這種思維方式。

雖然你確實從文本中提取了某些內容，但更重要的，還不是這種提取行為本身，甚至不完全是原作者的意圖，而在于通過深入這些文本，你能夠把握這些文本借由傳統(tǒng)的共識而逐漸形成的自身的生命力，意識到它們此時此地能夠加以轉化和闡釋，從而應對具體的情境。也就是說，作為一種技藝，對經(jīng)典文本的引用和闡釋意味著，我們能夠根據(jù)自己的需要和感知而進行自主的思考。我們是在做出判斷，該如何將這些引用融入我們的語境，如何讓我們的語境與之發(fā)生關聯(lián)，更確切地說，如何與之更早的用法發(fā)生關聯(lián)。不妨說，引用和闡釋的本質在于，依托過往的存在方式而塑造當下世界的運行模式。這正是孔子在其教育實踐中常常運用的方法。所以，更重要地，他對那些古代文本進行編輯和整理，以服務于教學實踐的目的。

當然，也有一些文本并不采用這種做法，它們似乎對引用和闡釋的傳統(tǒng)有意拒絕。顯然，《老子》是這樣。當你閱讀《老子》時，你看不到它引用其他任何文本，也看不到它提及任何過往人物。與孔子不同，老子以一種純粹否定的方式對待引用、注解或闡釋等寫作方式和教學實踐。而這似乎因為，他宣稱自己的思考是要直接通達“道”，一種比他周遭整個傳統(tǒng)更為深邃、更為本源的存在。他認為自己的直覺性認知之所以更具力量，是因為它的本源性?？梢韵胍?，如果讀者是第一次接觸到這樣一部摒棄了闡釋傳統(tǒng)的文本，該會何等震驚。而我們之所以常常忽視這一點，則是因為在英文譯本中，那些堅持闡釋傳統(tǒng)的文本常常遭到刪減，從而使得《老子》也并不顯得特別激進了。

在中國古代，像《老子》這樣的文本不多。更多的是像《孟子》《荀子》這些重視援引和闡釋前人經(jīng)典、并且自身也作為經(jīng)典而被后人援引和闡釋的文本。到了漢代，援引文本并賦予闡釋的閱讀實踐，形成了更加規(guī)范化、制度化的“注疏”之學。因為，在帝國建立后，官方為了培養(yǎng)更多人才以鞏固漢王朝的政權，充實漢王朝的官僚體系，所以有意識地將儒家教化予以體系化和制度化。至西漢末年，儒家教育的若干文本，比如《詩》，被定為“經(jīng)”，由官方為其提供全面的評注和解讀。

此時，出現(xiàn)了為一首詩（而不是其中片段）撰寫完整評注的嘗試。而這些評注又跟對于《詩經(jīng)》的全面闡釋相關。比如，《詩經(jīng)》的第一篇《國風·周南·關雎》。評注者會問，孔子為何以這首詩作為開篇？他又為何續(xù)以《葛覃》，作為第二篇？于是，針對《關雎》這首詩以及《詩經(jīng)》全集的評注應運而生。盡管英語世界的讀者會覺得這些評注過于“荒謬”，但我卻認為，一旦我們追溯這些評注和解讀得以發(fā)生的傳統(tǒng)淵源與當下情境，便會發(fā)現(xiàn)一切都恰如其分。從字面上看，這首詩當然描繪的是一個人愛戀著河對岸的另一人，可是，當它作為經(jīng)典而被引用和闡釋時，卻被延展為一個豐富的闡釋體系。人們把它解讀為某位臣子試圖向君王進言卻未被聽取；或者，解讀為試圖向君主進言的兩位臣子之間的溝通不暢；或者，還可以像著名的《毛詩》的闡釋那樣，認為這首詩是在反映文王與后妃的故事，后妃立于河對岸，有意不回應文王，以便讓文王專注政務，等等。那么，在這些闡釋中，是否存在所謂“正確的”闡釋呢？

也許每種闡釋都合情合理。但關鍵在于，如果你能接觸到所有這些注疏，那么，通過研讀它們，你可以學習如何在具體情境中援引和運用它們。因此，如果你身居大臣之位，正試圖向不理會你的君王進言，或是與不回應你的同僚溝通，那么，你該知道此時需要援引哪些文句、借鑒哪種解讀。引用和闡釋指向的是你所處的具體語境。如果理解了這一點，你就不僅是在學習傳統(tǒng)，而且是在運用傳統(tǒng)。于是，一段重要的文字，便往往會配上十頁的注疏。但是，這十頁注疏并不是要給出唯一正確的解讀，而是呈現(xiàn)不同的闡釋方法。即便后世出現(xiàn)新的解讀，也仍然是在延續(xù)和運用這種闡釋的技藝，并努力使之制度化。

于是，在漢代，出現(xiàn)了所謂的“鄭（玄）注”。這些注疏不僅包含大量相互矛盾的闡釋，也不是為了告訴你那首詩的原初含義。它們更多是為了表達，作為一個有學識的人，你應當了解并懂得這些注疏和闡釋的政治和教化意義，意識到有些闡釋應加以規(guī)避，因為它們在本朝是不恰當?shù)?。因此，鄭玄的注疏雖然十分重要，但他也不是所有人都必須遵從的權威。我們閱讀鄭玄的注疏以及其他人的注疏，是為了恰當?shù)匕l(fā)現(xiàn)經(jīng)典和當下的各種可能關系。而這也解釋了為何存在如此多的注疏。如此一來，你的關注點便有可能不再是這首詩的最初含義，而是在這一闡釋的傳統(tǒng)中，這首詩以哪些方式被解讀過，它還可能以哪些方式被解讀。我們有理由期待未來出現(xiàn)更多的可能性。

不妨說，以不同的可能方式進行注解和闡釋，便是思想的傳統(tǒng)所在。而這也是為什么，在中國思想史上，從孔子一直到今天，始終有些最杰出的思想家在認真地撰寫注疏。因為，不同的注疏與闡釋呈現(xiàn)了理解世界的復雜方式、改變世界的復雜構想，以及，知識分子關于運用傳統(tǒng)而教化民眾的復雜見解。

讓我簡單地小結一下。闡釋是對于經(jīng)典文本的認真對待，從而形成了厚重的思想傳統(tǒng)。我想說，闡釋傳統(tǒng)的強大之處在于其方法論與存在論意義：它建立在復雜的闡釋理論和闡釋經(jīng)驗的基礎上，它將過去與當下相聯(lián)。

就像我開始提到的那樣，在英語世界，正因沒有認真對待闡釋的技藝，所以人們刪減了許多豐富的意義維度。在英語國家的中國思想或中國哲學的課堂上，當學生們學習孔子、孟子、荀子、老子等人的著作時，確實很少讀到關于這些文本的闡釋性文獻。但是，這種過度的簡化對于理解和運用思想的傳統(tǒng)毫無益處可言。而我想讓學生知道的是，這僅僅是某一種閱讀方式，卻絕非唯一的方式。因此，我正在努力做一些鮮有人做的工作：我翻譯了大量的注疏和闡釋，以便全面而審慎地向學生呈現(xiàn)我的觀點。

如果我們能夠做好這件事，那么，這不僅能讓我們發(fā)現(xiàn)一種本身極重要的思維方式，而且能夠從中獲取新的認識。認真對待注疏的傳統(tǒng)和闡釋的技藝，意識到中國傳統(tǒng)所依托的知識體系其實呈現(xiàn)為極其豐富而漫長的運用過程，這不僅會幫助我們揭示出中國思想史的某個關鍵部分，而且，也會展現(xiàn)出中國哲學更加強韌與復雜的面向，使其與更為宏大的問題聯(lián)系起來。在我看來，這本就是孔子的教導，它具有難以置信的哲學力量。

謝謝你們！非常感謝！

李義天：謝謝普鳴教授！非常精彩的講座！通過今天的講座，相信大家已經(jīng)深切感受到了普鳴教授作為一位哈佛名師的風范。他的講解深入淺出，而他對中國文化的熱愛與熟稔更是令人印象深刻。

正如普鳴教授剛才所說，中國哲學的許多內容都是在注疏和闡釋的過程中展開的。闡釋不僅延續(xù)經(jīng)典思想，而且提出新的見解。因此，我們所閱讀的那些中國思想古籍，既有經(jīng)典原文，又有注、疏、傳、箋等等數(shù)不勝數(shù)的闡釋內容。盡管看起來十分復雜，但它實際上反映了一代又一代中國人對宇宙、事物以及思想本身的看法。其中當然也蘊含著一定的政治需求與現(xiàn)實需求，體現(xiàn)了歷史的語境和思想的語境。

您所提及的“闡釋的藝術”，對中國人而言，既十分熟悉，又充滿挑戰(zhàn)?；蛟S，連篇累牘的闡釋文字，對普通讀者而言確實不夠友好。但是，如您所說，如果把闡釋當作一種處理經(jīng)典文本與當下現(xiàn)實的方法來運用，那么，這種技藝在當代中國依然有足夠的發(fā)揮空間。這不由得讓我想起，昨天還在倫敦，我和同事們專程前往馬克思的長眠之地（海德公墓）的情景。在他的墓碑上，那句“哲學家們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釋世界，而問題在于改變世界”，依然發(fā)人深省。事實上，馬克思對世界的深刻闡釋，恰恰也是推動世界變革的思想基石。當代的思想者應該穿行于經(jīng)典與現(xiàn)實之間，努力成為“既述且作”的闡釋者與實踐者，不僅認識和闡釋經(jīng)典的偉大思想，而且積極投身于改變世界的偉大實踐。讓我們接續(xù)中國思想的優(yōu)秀傳統(tǒng)，在繼承中創(chuàng)新，以思想與行動共建更美好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