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祿國（S. M. Shirokogoroff，1887-1939），白俄流亡學者，1922年至1939年在中國生活、教學與研究長達十七年，是著名社會學家、人類學家費孝通在清華大學攻讀碩士時的導師。盡管學術成就卓著，并深刻影響了中國人類學與民族學的早期發(fā)展，但史祿國生平與思想長期被學界忽視，近乎成為學術史上的“失蹤者”。

近日，上海三聯(lián)書店出版了史祿國的傳記《自由鳥與蝸牛：史祿國在華的兩重生命》，由華東師范大學歷史學系副教授王傳撰寫。王傳為此書的資料收集和撰寫花費了十余年的時間，力圖在相對零散的資料中盡可能全面呈現(xiàn)出史祿國在華的學術經(jīng)歷與學人交往等方面。

《自由鳥與蝸牛：史祿國在華的兩重生命》

北京大學社會學系教授王銘銘在為《自由鳥與蝸牛：史祿國在華的兩重生命》的序言中講到，在學者對史祿國在華生活工作缺乏全面研究、未對史祿國中國學思想加以妥善還原的情況下，王傳所做的工作意義重大?！叭缙渌?，史祿國先擺脫變革中的家園之政治復雜性而成為‘自由鳥’，后在世事之‘局’的變動下，從‘自由鳥’變得更像‘蝸?！２贿^，我猜想，史祿國的生命歷程并沒有由此分成前后兩段。王傳以文字所繪制出的史祿國圖像，令我想起‘性格組合’概念，延伸論之，這興許意味著，承載自由鳥與蝸牛的‘雙重身份’，是認真的人類學家的本分和宿命。”

12月21日，由上海三聯(lián)書店和《書城》雜志主辦的第十二期“三聯(lián)｜書城讀書會”在上海建投書局舉行。圍繞《自由鳥與蝸牛：史祿國在華的兩重生命》，王傳與上海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馬軍、海外中國學研究專家吳原元教授、上海師范大學旅游學院前院長張文建等學者，共同探討了史祿國在華的生命歷程與學術遺產(chǎn)。上海三聯(lián)書店首席編輯、《自由鳥與蝸?！返呢熑尉庉嬁镏竞険未舜位顒拥闹鞒秩恕?/p>

對談現(xiàn)場

王傳在分享中坦言，他的研究動機源于對這段學術空白的關注。王傳指出，史祿國被遺忘的原因復雜，其著述多用英文發(fā)表且文風晦澀、資料散落全球、以及其作為流亡學者的邊緣身份，共同導致了其學術聲名的沉寂。

學術“自由鳥”史祿國的起飛之地

書名“自由鳥與蝸?！彪[喻了史祿國在華生涯的雙重狀態(tài)。前期在上海，他如自由鳥般活躍于國際化學術圈；后期輾轉廈門、廣州，最終定居北平，尤其在經(jīng)歷“云南調(diào)查風波”等學術爭議后，他逐漸轉向內(nèi)斂，如蝸牛般退入相對封閉的個人學術世界，直至1939年病逝。

對談學者特別聚焦于史祿國在上海（1922-1926）的歲月。馬軍研究員指出，二十世紀二十年代的上海作為遠東國際大都市，擁有發(fā)達的出版業(yè)（如商務印書館、別發(fā)印書館）、活躍的新聞界（如《字林西報》）以及由外僑和漢學家構成的獨特學術生態(tài)（如亞洲文會），為史祿國這樣的國際學者提供了難得的舞臺。史祿國在此出版了多部關鍵著作，通過演講、募捐籌款，開展田野調(diào)查，迅速建立了國際學術聲譽，完成了從通古斯專家向更廣闊中國研究領域的拓展。

王傳強調(diào)，正是在上海期間，史祿國初步形成了關于中國民族“多元化與一體性”的系統(tǒng)思考。這一思想后來被其學生費孝通吸收與發(fā)展，最終凝練為“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著名理論，影響深遠。

吳原元教授從“知識難民”與全球知識生產(chǎn)的角度分析認為，史祿國的生命歷程是二十世紀上半葉國際政治動蕩與學術跨國流動的縮影。他堅持用英文寫作、研究轉向與生存策略，都體現(xiàn)了流亡學者在特殊歷史條件下的復雜境遇與學術韌性。

學術的當代回響：從歷史到現(xiàn)實

張文建教授結合自身在東北邊疆的生活經(jīng)歷，表達了對史祿國通古斯田野工作的深切共鳴。他認為，王傳的研究“撥開了層層的歷史迷霧”，恢復了一段重要的學術記憶。

討論最后升華至對人類學學科意義與學者命運的思考。馬軍研究員指出，現(xiàn)代基因研究證實了人類同源，而人類學的價值在于教導人們尊重文化的多樣性，“不能把自己的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強加于人”。學者們的努力，無論是史祿國當年的田野調(diào)查，還是王傳今日的檔案鉤沉，其意義都在于增進理解、傳承思想，在學術史的長河中留下堅實的印記。

《自由鳥與蝸牛：史祿國在華的兩重生命》一書，不僅是對一位被遺忘學者的生平重建，更是對二十世紀初中外學術交流史、上海城市文化史以及中國現(xiàn)代學術奠基歷程的一次深刻挖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