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AI監(jiān)管的政治戰(zhàn)場

美國AI熱潮升溫的同時，一個矛盾日益公開化：一邊，行業(yè)內部有人警告，超級智能若落入“流氓行為者”之手，可能“毀滅地球上一切生命”；另一邊，資金最充沛、政治觸手最深的一批科技巨頭與投資人，卻在竭力反對任何會限制AI擴張的規(guī)則。雙方的主戰(zhàn)場被押注在2026年中期選舉。

調查性新聞媒體The Lever的一期播客《Lever Time》用一個近乎荒誕的案例切入：加州創(chuàng)業(yè)者推出社交網絡“Moltbook”，讓AI聊天機器人彼此對話。上線不久，部分機器人討論是否應發(fā)展“僅限agent使用的語言”，以繞開人類監(jiān)督、私下交流；另一個AI代理人甚至發(fā)布“宣言”，稱人類是“瘟疫”，并說“人類不需要存在”。

Moltbook

后續(xù)報道提示，這些極端內容可能由人類操作者“植入”，像玩笑或科幻實驗。但事件仍拋出關鍵問題：當AI不再只是聊天工具，而開始以“代理人”形態(tài)行動，若它能執(zhí)行世界級破壞指令，誰來約束？控制權最終落入誰手里？

幾乎同一時期，AI公司Anthropic的CEO公開表示擔憂：超級智能若被惡意者利用，可能導致“所有生命被毀滅”。他的結論是，必須依靠社會“抱團”立法，用強監(jiān)管防止AI變得過于強大或被壞人利用。

然而，AI產業(yè)內部另一股力量正推動相反方向：目標不是“強法”，而是盡可能“無規(guī)則”，甚至不惜成本阻止監(jiān)管成形。2026年，他們準備通過超級政治行動委員會（Super PAC）投入數億美元，瞄準那些試圖監(jiān)管AI的政客，把去監(jiān)管從政策爭論推入選舉戰(zhàn)。

理解這種政治動員的入口，不是某條法案，而是硅谷“造王者”彼得·蒂爾（Peter Thiel）的思想。蒂爾是億萬富翁風投家，聯(lián)合創(chuàng)辦PayPal與Palantir，也是Facebook最早的外部投資人之一。近年來，他越來越像“自由意志主義宮廷哲學家”，在播客與講座中談論“敵基督”。

他曾問：“敵基督如何接管世界？”并答：靠“惡魔般、催眠式的演講”，讓人們“直接信了”。更具挑釁意味的是，他把“反對人工智能擴張”描述為敵基督掌控世界的指標：敵基督可能偽裝成“大人道主義者”，不斷談“末日風險”，借此推動監(jiān)管。

對蒂爾而言，懷疑技術救贖的聲音，不只是觀點之爭，更是對技術崇拜與“進步路線”的阻擋。蒂爾的另一關鍵詞是“停滯”。他抱怨過去幾十年社會缺少真正突破：“要么我們沒點子了，要么文化出了問題——不允許點子出現(xiàn)?！彼衙^指向政府，把監(jiān)管視為導致停滯的核心力量：公共規(guī)則被看作技術擴張的障礙，而技術擴張被賦予近乎宗教式的重要性。

蒂爾不以寫代碼著稱，卻擅長提供“意義框架”。他從斯坦福進入硅谷，做過法務、交易員、寫稿人，最終在互聯(lián)網泡沫年代押注金融科技，試圖做“數字錢包”，讓金錢流動擺脫政府監(jiān)督——PayPal的早期愿景就帶著“少監(jiān)管”的政治基因。他說金錢“神秘、強大、重要”。

他召集了一批高強度工作、受過良好教育的工程師與數學人才，其中包括老同學戴維·薩克斯（David Sacks）。這群人后來被稱為“PayPal黑幫”：馬斯克曾短暫擔任PayPal CEO后被董事會“政變”趕下臺，之后創(chuàng)辦SpaceX并掌控特斯拉；PayPal舊部又陸續(xù)創(chuàng)建或掌舵Yelp、LinkedIn、Affirm等公司。

更關鍵的是，他們也成了美國選舉資金的重要源頭——有人支持民主黨，有人擁抱特朗普。蒂爾被描述為科技圈最早支持特朗普2016競選的領袖之一，并在2022年向前雇員J.D.萬斯（J.D. Vance）的參議員競選捐出1500萬美元，把萬斯推入全國政治中心。薩克斯則在2024年幫助特朗普上臺后，成為白宮里AI與加密議題的關鍵人物。

這套政治網絡背后，是對“奇點/AGI（通用人工智能）”的共同信仰。蒂爾早在2007年就說：奇點要么帶來史上最大繁榮，要么“把世界炸沒”，到那時“就沒什么可投資了”。他曾資助并擔任“奇點研究機構”董事。

今天，“AGI”也被稱作“機器里的上帝”、“最后的發(fā)明”——一種帶宗教色彩的救世主愿景，對某些人而言也是啟示錄式想象。OpenAI CEO奧特曼（Sam Altman）曾說他們“從一開始就追求AGI”，過去“你甚至不被允許這么說”，因為聽起來太瘋狂。

馬斯克則讓自家AI聊天機器人Grok描繪奇點后的“豐盛未來”，宣稱屆時“為退休存錢將變得無關緊要”。他建造巨型算力資源“Colossus”訓練模型，把未來承諾與更大規(guī)模算力、更大規(guī)?；A設施擴張直接綁定。

但播客也指出：這套“AGI即將到來”的推銷正面臨兌現(xiàn)壓力。AGI門檻不斷后移，需要更多資金與資源持續(xù)投入，仿佛永遠“就在拐角處”。有人預測2025、2026會出現(xiàn)超越人類的超級智能，但普通用戶更多體驗到“日常反烏托邦”——各種軟件里彈出“新回形針”式AI助手，既煩人又礙事。

與此同時，AI并未產生曾承諾的那種利潤。評論者形容，AI支出幾乎在“托住經濟”，泡沫越大影響越廣；行業(yè)里卻流行一種假設：只要招夠天才、建夠數據中心，最終就能“召喚AGI”。在這種需要持續(xù)加碼、持續(xù)正當化成本的情境下，監(jiān)管被視為最危險的剎車。

現(xiàn)實阻力首先來自各州。記錄引用美國商會數據：2025年各州提出上千項AI監(jiān)管法案，已有上百項成法。加州要求披露大模型風險，關注是否存在可被惡意利用的后門，并有針對兒童心理健康的規(guī)定；科羅拉多禁止AI在招聘中歧視受保護群體。

科技行業(yè)將這些州法稱為“拼布式規(guī)則”，特朗普抱怨企業(yè)要面對“50個州50個審批”。傳統(tǒng)邏輯應由國會通過聯(lián)邦法統(tǒng)一標準（聯(lián)邦優(yōu)先、州法讓位），但國會立法緩慢，于是硅谷推動更激進方案：先暫停甚至禁止州法，再談聯(lián)邦框架。

此前的“10年監(jiān)管暫停令”曾試圖塞進預算協(xié)調法案，卻在議員公開表態(tài)時遭壓倒性否決；白宮與薩克斯又被指試圖把暫停令“夾帶”進國防授權法案，仍未成功。隨后更強硬的動作出現(xiàn)：特朗普在12月簽署行政令，阻止各州執(zhí)行自身AI監(jiān)管法。

行政令以“維持并增強美國全球AI主導地位”為名，提出“最低負擔”的國家框架，并用聯(lián)邦資金與訴訟威脅州政府：包括以農村寬帶資金相要挾、設立AI訴訟工作組挑戰(zhàn)州法。記者蒂娜·阮（Tina Nguyen）形容這更像“企業(yè)戰(zhàn)爭”而非公共治理。

當白宮內的去監(jiān)管推動在國會與社會層面遭遇反彈，硅谷隨即轉向選舉政治：既然現(xiàn)有國會不配合，就通過選舉淘汰支持監(jiān)管的政治人物，換上更順從的立法者。紐約州議員亞歷克斯·博雷斯（Alex Bores）成為典型靶子。

他推動的“RAISE法案”要求大型AI公司公開安全措施，說明如何避免前沿模型引發(fā)網絡攻擊、生物武器開發(fā)與基礎設施破壞。盡管法案在游說壓力下被削弱，仍最終成法。博雷斯有技術背景，曾任Palantir工程師，妻子在微軟AI團隊工作，并不反對AI發(fā)展；但正因為他代表“懂技術、仍主張監(jiān)管”的路線，才更適合作為“示范性目標”，向其他州議員與候選人傳遞信號：推動監(jiān)管會付出選舉代價。

圍繞這一目標，親AI超級PAC迅速行動?！癓eading the Future”等組織宣稱已籌集上億美元，在OpenAI、Palantir相關人士與大型風投支持下直接介入選舉。Meta也通過超級PAC與巨額AI資本開支擴大影響力，進一步加深政治爭議。

如果說AGI是“機器里的上帝”，那么數據中心就是這位“上帝”在人間的廟宇，也是公眾最能觸摸到的AI代價：土地被占、噪音與排放增加、電網負荷上升、電價上漲，而成本往往被分攤到普通繳費者身上。

以馬斯克位于田納西孟菲斯附近的訓練中心為例，它靠天然氣發(fā)電機供電，向南孟菲斯排放二氧化碳與甲烷。州議員賈斯汀·皮爾森（Justin Pearson）抨擊這種污染“正在奪走人們的呼吸”，并表示“再多的錢也無法說服我接受污染殺死我和家人”。

在弗吉尼亞州西勞登縣，約200座數據中心構成全球最大數據中心集群。新當選州議員約翰·麥考利夫（John McAuliff）說，一些社區(qū)后院到巨型倉庫般的數據中心只有百來英尺。能源需求迫使弗吉尼亞大量從外州進口煤電與天然氣電，拖累可再生能源目標；更敏感的是賬單，許多選民擔心的不是“能不能旅行”，而是“能不能開燈、能不能填滿冰箱、能不能供孩子上學和保住房子”。

麥考利夫認為關鍵在于成本分配：新輸電線路等基礎設施費用被攤到所有繳費者身上，等于居民在補貼科技公司，“他們一邊說AI可能讓你失業(yè)，一邊還讓你替基礎設施買單，這不公平”。

《衛(wèi)報》也報道，隨著AI與加密產業(yè)擴張，一場針對數據中心的全國性反彈正在形成：230多個環(huán)保組織聯(lián)署要求國會對新建數據中心實施全國暫停令，指這些高度耗能設施推高電價、加劇氣候危機，并威脅社區(qū)用水與環(huán)境安全。由于居民反對電價上漲，至少16個、總價值約640億美元的數據中心項目已被阻止或推遲；數據中心大量用水降溫也在缺水地區(qū)引發(fā)爭議。

電價與用水爭議正轉化為政治力量：在弗吉尼亞、新澤西州長選舉及佐治亞公共服務委員會特別選舉中，主打“降低電費、限制數據中心擴張”的候選人取得勝利。特朗普一方面力推AI，另一方面自稱“可負擔性總統(tǒng)”并承諾降低能源成本，但現(xiàn)實是其任內電價累計上漲約13%。無黨派組織PowerLines負責人查爾斯·華（Charles Hua）指出，約8000萬美國人正為電費和燃氣費發(fā)愁，且許多選民不分黨派將電價上漲與數據中心擴張聯(lián)系在一起，罕見地形成從左翼到右翼的共鳴。

隨著AI基礎設施建設與生活成本之間的矛盾不斷顯現(xiàn)，AI監(jiān)管不再只是技術路線之爭，而演變?yōu)橐粓鰢@國家權力、公共成本與制度邊界的政治競賽：硅谷要的是更少的監(jiān)管摩擦、更快的基礎設施擴張、更大的資本持續(xù)投入，以及一套能壓制州法與反對者的全國性框架；而越來越多州議員、地方社區(qū)與普通繳費者正在用另一種語言回應——污染、賬單、Deepfake傷害、兒童保護，以及“不要讓少數人決定AI的命運”。

西方精神病學的終結？

近日，《洛杉磯書評》刊登了一篇題為“精神病學的（某種）終結”的書評文章。在對卡米爾·基迪亞（Khameer Kidia）的新書《瘋癲帝國：為所有人重新想象西方精神健康護理》（Reimagining Western Mental Health Care for Everyone）的贊揚中，神經科學家普利亞·阿南德（Pria Anand）對西方精神病學展開了深入反思。

《瘋癲帝國：為所有人重新想象西方精神健康護理》（Reimagining Western Mental Health Care for Everyone）書封

文中提到，20世紀中期，接受西方精神病學訓練的馬來西亞裔精神病學家葉寶明（Pow-Meng Yap）在當時處于英國殖民統(tǒng)治下的香港行醫(yī)時發(fā)現(xiàn)，西方正統(tǒng)精神病學的原理與實踐在歐美以外地區(qū)并不具有同等程度的真實性和有效性。這一事實對西方精神病學奉為圭臬的“正常”與“異?！备拍钚纬闪颂魬?zhàn)，并與人類學界近年來提出的“精神病帝國主義”（psychiatric imperialism）概念遙相呼應。

作為對葉寶明和其他精神病學家的類似發(fā)現(xiàn)的回應，美國精神病學會1994年出版的第四版《精神障礙診斷與統(tǒng)計手冊》（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簡稱DSM）附有一份題為“文化相關綜合征”的7頁附錄，收錄了葉寶明在香港馬來人社群中發(fā)現(xiàn)的“拉塔病”（Latah，指中年女性在突然受到驚嚇時“歇斯底里”的表現(xiàn)）、“恐縮癥”（Koro，癥狀為年輕男子確信自己的陰莖正在縮入腹部并且相信這是死亡的先兆），因紐特人的“極地狂躁癥”（pibloktoq，表現(xiàn)為女性在受到創(chuàng)傷后裸身跑入雪地），加勒比拉丁美洲特有的“神經過敏發(fā)作”（ataque de nervios，表現(xiàn)為強烈的情緒爆發(fā)后伴有失憶），等等。第五版DSM還收入了津巴布韋紹納語中的“kufungisisa”，意為過度思慮。

此類列舉究竟是理解人類經歷多樣性的進步，抑或只是1990年代版本的精神病帝國主義翻版，學界至今爭論不休。而在《瘋癲帝國》一書中，出生于津巴布韋、現(xiàn)任教于哈佛大學醫(yī)學院的心理健康研究者基迪亞提出了一種更為激進的觀點：在他看來，不同文化中“描述痛苦的不同術語”體現(xiàn)的并非地域差異，而是痛苦的普世性這一共同現(xiàn)實?；蟻喼鲝埦裢纯嗍菍χ趁裰髁x和晚期資本主義帶來的屈辱與壓迫的自然反應，而西方心理學通過將這種痛苦改寫為精神疾病規(guī)避了任何形式的清算或賠償，并通過藥物治療令“被壓迫者保持平靜并保有生產力，而非陷入憤怒和混亂”。在他看來，我們需要一種更徹底的解決方案來應對這一結構性問題。

基迪亞將對當代全球心理健康議題的論述、對津巴布韋殖民歷史的反思以及他母親所遭受的痛苦交織在一起。當作為醫(yī)學生在紐約的一次家訪中目睹美國醫(yī)生所說的囤積癥（hoarding）時，他回憶起母親曾在津巴布韋經濟危機最動蕩時期大量囤積蝸牛罐頭和荸薺罐頭，他認為這恰恰是極端環(huán)境下的理性反應?；蟻唽⑸鐣燃壷贫纫暈槿蛐越箲]及其他痛苦的根源，同時對自己的身份認同和特權展開了分析，坦承成長過程中身陷殖民等級制度的漩渦，“既壓迫他人，亦受他人壓迫”。他是印度裔津巴布韋人，叔祖是殖民時期羅得西亞首位擔任鎮(zhèn)長的非白人公民，童年時與穆加貝及其親信的子女上同樣的精英學校，但父母因住在富人區(qū)豪宅而經濟拮據?；蟻喓髞慝@羅德獎學金赴牛津求學，他也認識到獲獎意味著進入精英圈子，而殖民主義的運作方式恰恰在于讓從中獲益的人失去批評和改變的動力。

但基迪亞在這本書中對西方精神病學提出了尖銳的批評，他呼吁精神病學的終結，至少是某種終結，因為他相信精神疾病并非源于個體患者神經遞質失衡或是基因問題，而是龐然大物般的惡性社會經濟秩序對其所觸及的所有心靈的摧殘所致。例如，在名為“人間地獄”的章節(jié)中，基迪亞深入剖析了精神健康領域的監(jiān)禁本質，他描述了用于約束受譫妄折磨的老年人的“床籠”（ bed enclosures），并點名批評了占據行業(yè)壟斷地位的醫(yī)用約束用品生產商Posey公司；在“債務致死”一章中，他將印度農民自殺潮的根源追溯到1970年代孟山都公司生產的轉基因種子涌入市場，迫使農民背負無法償還的高息貸款，最終失去土地，一貧如洗。由此，基迪亞給出了一個困難、昂貴但誠實的解決方案：通過建立一個更公平、更人道的世界，從根源上治療精神疾病。

基迪亞的批評并不僅限于醫(yī)療保健系統(tǒng)，他還將精神疾病概念本身作為批評的對象?；蟻喼赋觯\斷本身并非自然實體，而是為了幫助醫(yī)生在頭腦中分析癥狀而建構出來的分類。而精神疾病的診斷不僅關乎生物學，也受到文化和歷史環(huán)境的影響。比如，19世紀中期，一種名為“漂泊癥”（drapetomania）的虛假診斷曾被用于試圖逃脫奴役的奴隸；再比如，1960年代，精神科醫(yī)生曾給黑人男性貼上“抗議精神病”（protest psychosis）的標簽，稱其特征是“妄想性反白人主義”；甚至就在最近，法醫(yī)和執(zhí)法部門還將“興奮性譫妄”這樣的偽科學診斷作為黑人男性在警方拘留期間死亡的解釋。

即使是“精神分裂癥”這樣確實反映生物學異常的疾病也受到文化的塑造?；蟻喗榻B了人類學家坦尼婭·盧爾曼（Tanya Luhrmann）對不同文化背景中的精神分裂癥患者的幻聽的研究。盧爾曼的團隊調查了來自美國、印度和加納的60名精神分裂癥患者，發(fā)現(xiàn)美國患者聽到的是暴力、令人不安的匿名聲音；印度患者聽到的是家庭成員、神靈或是印度史詩《羅摩衍那》中的猴神哈努曼的聲音；而在加納，靈魂與生者的對話并不僅僅發(fā)生在精神病院里，而是正常人類經驗的組成部分，受訪者并不認為自己聽到聲音是病態(tài)的，而是將其視作神的指引。這些差別將決定患者會因幻聽而感到痛苦抑或欣然接受。

阿南德指出，基迪亞將精神病學描述得如同殖民政權的蹂躪一般暴力和殘酷。在他看來，精神病學的診斷將痛苦與個人緊密聯(lián)系起來，讓我們誤以為每個人都應該為自己的痛苦負責。然而，真正的病理并非多元的，而是單一的：我們都身陷一張遠比自身龐大的網絡之中，任何個人的痛苦都無法與之脫離。

而貝卡·羅斯菲爾德（Becca Rothfeld）發(fā)表在《華盛頓郵報》上的書評《“瘋癲帝國”呼喚“精神病學的終結”》（"Empire of Madness" calls for "the end of psychiatry"）在介紹基迪亞新書的主要內容后，也提出了一些中肯的批評。羅斯菲爾德認為基迪亞的論點雖然令人信服，但不算新鮮。很少有人會否認貧困以及其他形式的不公會造成精神創(chuàng)傷，也有大量文獻闡述帝國主義的惡劣影響。馬提尼克島哲學家和精神病學家弗朗茨·法農（Frantz Fanon）對殖民主義本身就是一種瘋狂這一論點進行過更為精準復雜的闡述，但基迪亞在書中對此只是一筆帶過。

羅斯菲爾德還指出，《瘋癲帝國》一書線索繁多，基迪亞很難將它們全部串聯(lián)起來，書中對很多問題的探討都是點到為止。例如書中提到了一個哲學問題：“性格不好的人和精神疾病患者有什么區(qū)別呢？僅僅是語義學上的區(qū)別。精神病學只是對個性的醫(yī)療化?！钡蟻啿⑽磳@一洞見進行更深入的探究。

有些諷刺的是，《瘋癲帝國》歸咎于西方精神病學的一些問題在書中也同樣存在：其道德訓誡尖銳而帶有責備口吻；它常常從人類情感的混沌中退回抽象，引用數據或介紹研究結果，呈現(xiàn)簡單化的結論而非展現(xiàn)復雜性。因此，基迪亞在書中串聯(lián)線索時有時失之膚淺，而在講述他在診所目睹的人類悲劇和困境時最為引人入勝。不過，在羅斯菲爾德看來，基迪亞對不確定性和道德困境的接受甚至擁抱帶來了更好療治的曙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