風景

杜甫的七律《狂夫》，作于上元元年（760年）夏，當時位于成都西郊的杜甫草堂剛建成不久。詩云：

萬里橋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滄浪。

風含翠筱娟娟靜，雨裛紅蕖冉冉香。

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饑稚子色凄涼。

欲填溝壑惟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學界關(guān)于詩中“厚祿故人”的解釋可謂眾說紛紜，大致上包括以下觀點：

（一）《杜甫全集校注》（蕭滌非主編）的注釋為：“厚祿故人，俸祿優(yōu)厚的故交。此指裴冕。冕已去長安，相隔遙遠，故曰‘書斷絕’?！?/p>

（二）《杜甫評傳》（陳貽焮著）的串講為：《舊唐書?肅宗本紀》載：“（上元元年）三月，壬申，以京兆尹李若幽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jié)度使?！眰鬏d裴冕出為成都尹、劍南西川節(jié)度使，卸任后即入為右仆射，待制集賢院。三月既委派李若幽來接替，到“紅蕖冉冉香” 時，裴冕當已離蜀回京。即使說老杜初來時 “供祿米”的“故人” 中有他，甚至他還是“倡先出貲”營草堂的人。如今他已遠去，而且與老杜的關(guān)系極其平常，可見這詩中“厚祿故人書斷絕”的“故人”就不大可能包括裴冕在內(nèi)了。那么到底指的是誰呢？我看不外乎嚴武、高適他們。因為只有他們，才算得上是“厚祿故人”呢！

（三）《杜甫選集》（鄧魁英、聶石樵選注）的注釋為：“厚祿故人：俸祿優(yōu)厚的故交。指在朝的同僚舊友?！?/p>

（四）《杜甫詩選》（莫礪鋒、童強選注）的注釋為：“厚祿故人：俸祿優(yōu)厚的故交。”

（五）《杜詩三百首》（江弱水注評）的注釋為：“此時裴冕已經(jīng)離任，故人或許指偶疏音問的高適?！?/p>

私意以為，上述觀點要么判斷出現(xiàn)偏差，要么表述不夠準確，都難稱的論。針對這些觀點，我們使用排除法，或許可以逐步弄清楚詩中的“厚祿故人”到底是誰。

首先，根據(jù)陳貽焮先生的有關(guān)分析，裴冕可以排除在外。其一，杜甫不可能希望一個遠在長安的故人接濟自己；其二，杜甫與裴冕關(guān)系一般。杜甫的《鹿頭山》，作于入蜀之后，未抵成都之前，詩中寫道：“冀公柱石姿，論道邦國活。斯人亦何幸，公鎮(zhèn)逾歲月?！彼^“冀公”，即裴冕。杜甫涉及裴冕的詩，僅此一首，并且這首詩也不是寫給裴冕的，只是提到了裴冕而已。裴冕在蜀主政時，杜甫與他無詩作贈答；裴冕離蜀時，杜甫也沒有寫詩為其送行?？梢姸瞬o深交。既然如此，杜甫就不可能指望裴冕離蜀后還保持書信往來。

其次，嚴武也可以排除在外。杜甫的《狂夫》作于上元元年（760年）夏，而嚴武上元二年（761年）才由河南尹改任綿州刺史、劍南東川節(jié)度使，當年十二月又改任成都尹、劍南節(jié)度使。因此，嚴武雖然是“厚祿故人”，但并不是《狂夫》這首詩中的“厚祿故人”。此外，曾任漢州刺史的房琯也應排除在外。房琯堪稱“厚祿故人”，并且漢州（今四川廣漢）就在成都附近，但是，房琯由晉州刺史改任漢州刺史的時間為上元元年（760年）八月，時間不對。

再次，作為泛稱的俸祿優(yōu)厚的故交，也可以排除。杜甫《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詩云：“百年已過半，秋至轉(zhuǎn)饑寒。為問彭州牧，何時救急難？”看來成都能稱為“厚祿故人”的人似乎沒有，不然的話，杜甫何必舍近求遠，向彭州刺史高適求助呢？可以認為，詩中的“厚祿故人”當有所指。在朝的同僚舊友也是一種泛稱，應予排除?！霸诔?，意即在長安。杜甫于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貶，離開長安到華州任職，一年后又棄官，幾經(jīng)輾轉(zhuǎn)，才來到成都。杜甫作《狂夫》時，入蜀僅數(shù)月，他的行蹤，在朝的同僚舊友恐怕未必了解。所以，《狂夫》中的“厚祿故人”不應該包括他們。

把不可能是詩中的“厚祿故人”的人排除以后，可篩選的范圍就大大縮小了。詩中的“厚祿故人”，應符合三個條件。一是“厚祿”。杜甫當時與蕭實（縣令）、韋續(xù)（縣令）、何邕（縣尉）、韋班（縣尉）等人有交往，但他們都算不上“厚祿”。二是“故人”。不是關(guān)系一般的故人，是關(guān)系非比尋常的故人。三是距離適中。所謂“厚祿故人書斷絕”，有不該斷絕而斷絕的意味，在朝的同僚舊友，離得實在太遠，書斷絕是可以理解的，而在蜀的厚祿故人，書斷絕是不正常的。因此，詩中的“厚祿故人”，既不在近在咫尺的成都，又不在蜀地以外，應限定在蜀中這個范圍，重點是成都周邊的州縣。按照這三個條件去篩選，詩中的“厚祿故人”非時任彭州刺史的高適莫屬。

考察杜甫與高適在蜀期間的交往，可以明顯感覺到，在對待友情上，杜甫還是原來的那個杜甫，仍然對保持彼此昔日的友情抱有幻想；而此時的高適，已經(jīng)不是原來的那個高適了，地位高了，人也跟著飄了，對杜甫這位落魄的故人，多少有點兒疏遠了。

杜甫初到成都時，在草堂寺落腳。當時高適得知杜甫在草堂寺借住，便給杜甫寄了一首詩，題為《贈杜二拾遺》，詩云：“傳道招提客，詩書自討論。佛香時入院，僧飯屢過門。聽法還應難，尋經(jīng)剩欲翻。草玄今已畢，此后更何言？”從這首詩來看，高適對杜甫當時的處境，想象得過于理想化了，這說明他對杜甫的生活狀態(tài)是很隔膜的，他的這首詩，不過是“虛名但蒙寒溫問，泛愛不救溝壑辱”（《暮秋枉裴道州手札，率爾遣興，寄近呈蘇渙侍御》），禮節(jié)性地問候一下罷了。

上元元年（760年）九月，高適改任蜀州刺史。杜甫欲往蜀州會高適，有《奉簡高三十五使君》詩：“當代論才子，如公復幾人？驊騮開道路，鷹隼出風塵。行色秋將晚，交情老更親。天涯喜相見，披豁對吾真。” 題目說“奉簡”，說明詩是郵寄過去的，是預想之詞。至于后來杜高是否在蜀州見了面，或者見面以后是否真的“披豁對吾真”，無可考，我們只好存疑。據(jù)我看來，“交情老更親”或許只是杜甫的一廂情愿。

上元二年（761年）冬，高適（時為蜀州刺史）與王掄一道訪住在成都西郊的杜甫。杜甫在成都期間，高適訪杜甫草堂僅此一次，還是經(jīng)杜甫通過王掄邀請才來的。此時杜甫到成都已將近兩年。其實彭州、蜀州就在成都附近，相距都不到一百華里。早年的友誼，經(jīng)過漫長歲月的磨蝕，想“保鮮”，難啊。

就今存詩而言，杜、高在蜀（包括僅其中一方在蜀）時，高適寫給杜甫的詩僅《贈杜二拾遺》《人日寄杜二拾遺》兩首（杜甫詩《王竟攜酒高亦同過》自注為“共用寒字”，據(jù)此可以認為，高適當時也作了一首，如算上這一首為三首），杜甫寫給高適的詩則為八首，包括：

《寄彭州高三十五使君適、虢州岑二十七長史參三十韻》（時高適在蜀，杜甫尚未入蜀）

《酬高使君相贈》

《因崔五侍御寄高彭州一絕》

《奉簡高三十五使君》

《王十七侍御掄許攜酒至草堂，奉寄此詩，便請邀高三十五使君同到》

《王竟攜酒高亦同過》

《寄高適》

《奉寄高常侍》（時杜甫在蜀，高適已調(diào)回長安）

我們雖然不能以詩的數(shù)量多少論交情的厚薄，但是相差過多的話，畢竟令人生疑。我們不妨拿杜甫與李白互動的情況作個比較。李白寫給杜甫的詩，我們今天能看到的只有兩首。（《戲贈杜甫》可能是偽作，姑排除。）而杜甫專門贈、寄李白或懷念李白的詩有八首，兼及李白的詩有七首，兩者合計，共十四題十五首。雖然杜甫提到李白的時候多，李白提到杜甫的時候少，但是杜甫懷念李白的詩比較多，李白能看到的贈詩，也不過三四首。李白贈杜甫的詩有兩首（不考慮散失的因素），大體上看，李白并沒有冷落杜甫。而上文提到的杜甫寫給高適的詩，都是高適可以看到的，既然如此，高適僅有兩三首詩寫給杜甫看，未免太少了。

其實高適疏遠杜甫早有苗頭，乾元元年（758年），高適左授太子詹事，兼御史中丞，分司東都。杜甫有《寄高三十五詹事》詩：“安穩(wěn)高詹事，兵戈久索居。時來如宦達，歲晚莫情疏。天上多鴻雁，池中足鯉魚。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 詩中之所以說“歲晚莫情疏”，就是因為高適已經(jīng)有“情疏”的跡象了，“相看過半百，不寄一行書”正是“情疏”的具體表現(xiàn)?！疤焐隙帏櫻?，池中足鯉魚”，意思是希望彼此多聯(lián)系。

從杜、高詩歌互動的情況看，杜甫是個特別寬厚的人，與人交往，一片赤誠，即使別人待他不能對等，他也非常包容?！扒槭ァ钡恼f法，誠不虛也。那么，杜甫是否也偶爾冷落過高適呢？譬如，杜甫收到高適的《人日寄杜二拾遺》，似乎就沒有回復（十年后有詩追酬）。

高適的《人日寄杜二拾遺》，水平很高，篇幅又比較長，況且情感也很真實，比那首《贈杜二拾遺》強多了。高適能寄來這樣一首詩，很難得，對于杜甫來說，算得上是一個驚喜。杜甫對高適的人日詩一直保存完好，說明杜甫是很看重這首詩的。那么，為什么在杜集中除了十年后所作的《追酬故高蜀州人日見寄》，未見及時酬答呢？私意以為，按杜甫的性格特點，他當時不可能不回復，只可惜酬答的詩散佚了。杜甫十年后“追酬”，是由于一時情不自禁，并非當年未作酬答之故。況且，在當時對高適的人日詩已有酬答的情況下，十年后再“追酬”一次又有何妨？

寶應元年（762年）七月嚴武還朝，高適改任成都尹、劍南西川節(jié)度使。當月，嚴武還朝尚在途中，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但八月即被殺，此亂很快就平定了。從寶應元年（762年）九月到廣德二年（764年）初，在成都并無兵亂，并且成都的主政者為高適的情況下，杜甫并沒有及時返回成都草堂，而是持續(xù)在梓州、閬州一帶漂泊，過著客中做客的日子，這就有點兒讓人費解了。

高適在成都時，沒有邀杜甫返回成都。寶應元年（762年）秋，杜甫《寄高適》詩云：

楚隔乾坤遠，難招病客魂。

詩名惟我共，世事與誰論？

北闕更新主，南星落故園。

定知相見日，爛漫倒芳尊。

此詩有返回成都之意，高適卻并無回應。（也許和詩已佚？）別管高適是否回復，單看杜甫遲遲未回成都的事實，就知道高適是什么態(tài)度了。當然，高適當時已經(jīng)無心留蜀，并且向朝廷表達了調(diào)回長安的愿望。其實這并不影響杜甫返回成都，只要成都的局勢是穩(wěn)定的，杜甫就可以回去。尤應注意的是，高適在成都時，杜甫不但沒有回成都草堂居住，而且還于寶應元年（762年）秋末，把成都的家眷也接到梓州了。這件事，頗耐人尋味。

再看嚴武對杜甫是什么態(tài)度。嚴武于廣德二年（764年）二月再鎮(zhèn)蜀時，主動寫信邀杜甫回成都，不是只寫一封信，而是“幾回書札待潛夫”，誠懇得很，與高適的冷漠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杜甫對嚴武的回應也非常積極，尚在返回成都途中，就一口氣寫了五首七律寄給嚴武，喜悅之情溢于言表。

可以認為，杜甫在成都期間，高適對他基本上沒有什么幫助。高適《人日寄杜二拾遺》中的“龍鐘還忝二千石，愧爾東西南北人”，似有自責意。嚴武就不用說這樣的話，他與杜甫的關(guān)系遠比高適親密，對杜甫的關(guān)照非常到位，當然不必自責。

總之，《狂夫》中的那位“厚祿故人”，正是高適?！昂竦摴嗜藭鴶嘟^”這句詩，寫出了詩人的無奈和迷茫。“途窮見交態(tài)，世梗悲路澀?！保ā端吐矢啼浭逻€鄉(xiāng)》）杜甫何嘗不懂世態(tài)炎涼？只是任爾人情冷暖，我自不改初心罷了。盡管高適不夠“鐵”，但是杜甫對高適還是舊誼難忘，有始有終。高適病故，他作《聞高常侍亡》悼念，詩云：“歸朝不相見，蜀使忽傳亡。虛歷金華省，何殊地下郎。致君丹檻折，哭友白云長。獨步詩名在，秖令故舊傷?！庇绕涫呛髞硭鞯哪鞘住蹲烦旯矢呤裰萑巳找娂摹?，對故友的深情，可謂感人肺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