楔子

你好，這里是《文明之旅》。歡迎你穿越到公元1102年，大宋崇寧元年，大遼乾統(tǒng)二年。

這兩年，大宋朝堂上的形勢變化非常大。我們簡單捋捋：前年，哲宗皇帝去世，在向太后的支持下，宋徽宗繼位，與此同時，徽宗堅決要求向太后垂簾聽政。

按說呢，當(dāng)時徽宗已經(jīng)19歲了，你一個成年男子當(dāng)皇帝，太后沒有垂簾聽政的道理。但是徽宗非常清楚，自己只是張嘴接住了天上掉的一塊兒餡餅，當(dāng)時的政治權(quán)威根本就不在自己身上。而且，這個時候明擺著反對自己的人，外朝有宰相章惇，內(nèi)宮還有朱太妃，這個位置能不能坐得穩(wěn)？不好說。那還不如干脆承認事實，請當(dāng)時的實際政治權(quán)威的擁有者——向太后出面垂簾聽政：你好人做到底啊，扶上馬，再送我一程唄？你要是看過我們1100年那期節(jié)目就知道：哲宗去世那天，徽宗——當(dāng)時的端王——趙佶其實是請了假的，根本就不在現(xiàn)場。他是被臨時抓來當(dāng)皇帝的。進宮的時候，他整個人都是懵的。在那么慌亂的情況下，他還是堅決請向太后垂簾聽政，一個政治小白居然能做出如此果決而明智的政治決定。你別看宋徽宗這個人在歷史上的評價不怎么樣，就憑這一點，你就知道，他的政治直覺其實非常敏銳。

向太后作為一個過渡角色，在政壇上的謝幕非?！凹皶r”且順理成章：她不僅半年后就還政給徽宗，而且，又過了半年，居然就去世了。站在徽宗的角度來看，自己剛過河，這個橋都不用主動去拆，自己就塌了。這上天的安排，簡直太完美了??！

那徽宗上臺后的執(zhí)政方略是什么呢？你從年號就看得出來，上一年叫“建中靖國”，這一年叫“崇寧”，可都是意味深長。

中國歷史上，如果出現(xiàn)四個字的年號，通常只有兩個可能：要么就是這個皇帝的性格非常戲劇化，比如武則天，非常愛搞這種文字游戲，什么“萬歲登封”、“萬歲通天”；要么呢，就是有重要的政治信號要傳遞，覺得兩個字說不清楚，才用四個字。

整個宋朝的歷史上，用到四個字的年號，也才三次：宋太宗用的“太平興國”；宋真宗用的“大中祥符”；還有，就是上一年，宋徽宗用的這個“建中靖國”。“建中”，就是走中間道路，“靖國”就是要讓國家安定。是啊，新舊兩黨已經(jīng)翻來覆去地纏斗多年?，F(xiàn)在徽宗這個新領(lǐng)導(dǎo)上臺，招呼大家：別再搞什么新舊黨爭了。咱能不能走一條中間路線，讓國家安靜安靜？順便說一句，這也是中國歷史上最后一次用四個字的年號。

不僅是年號啊，宋徽宗在搭班子的時候，也是按照這個思路來布局的。他上臺不久，就把宰相章惇換掉了，換成了兩個人。這兩個人，很有意思：一個是當(dāng)時舊黨，也就是保守派的領(lǐng)袖韓忠彥。這個名字你可能不太熟，但他爸爸你應(yīng)該知道：韓琦，前任宰相，英宗、神宗兩朝的定策老臣。另一個人，是新黨，也就是改革派的領(lǐng)袖曾布。曾布還有一個身份，就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鞏的弟弟。

你看看，這個宰相班子，一半新黨一半舊黨，一半是海水一半是火焰，而且還是新舊兩黨里不那么激進的中間派?；兆诮o出的這個政治信號再明顯不過了：我當(dāng)皇帝，你們新舊兩黨能不能給我個面子，別吵了？把你們兩派當(dāng)中能好好說話的人，叫到一起，大家和和氣氣、有商有量地過日子，不好嗎？

但是很奇怪，這個“建中靖國”的年號，只用了一年，到今年，就改叫“崇寧”。你要是生活在那個時代的政治氛圍里，一聽就懂，崇是尊崇的意思，而寧是“熙寧”，這不是宋神宗的年號嗎？尊崇熙寧，這不就是要回到神宗時代嗎？這不還是要變法嗎？這不就又全面倒向了新黨的路線嗎？

倒向新黨的政治選擇也體現(xiàn)在人事安排上：韓忠彥和曾布，這一對宰相搭檔，并存了不到兩年就雙雙被貶，那宰相誰來干？蔡京啊，就是那個后世著名的奸臣蔡京。

蔡京的底色，是激進的變法派——嗯，這么說也不對，蔡京也可以是保守派，那要看領(lǐng)導(dǎo)的指揮棒怎么指了。16年前，蔡京還在擔(dān)任開封府的知府。當(dāng)時司馬光上臺要廢除新法，別人都犯難，只有蔡京說沒問題，請注意，他掌管的可是開封府啊，那可是全天下情況最復(fù)雜的地方，京城嘛！

蔡京居然只用了五天就恢復(fù)了舊法。把司馬光激動得，一個勁兒地夸他。所以你懂的，這次蔡京上臺當(dāng)宰相，皇帝只要拿手一指，不管是什么方向，蔡京就肯定是那個方向上跑得最遠的急先鋒。就在他的任命下達的那一天，徽宗召見他，說，我現(xiàn)在要沿著我爹神宗，我哥哲宗的道路前進了，我不猶豫了，我現(xiàn)在是新法派了，所以用你當(dāng)宰相，你就說你咋辦吧？蔡京說，那我肯定出死力幫你辦到啊。

你看看，這事兒是不是挺奇怪的？從“建中靖國”到“崇寧”，只用了一年時間，宋徽宗為什么這么快就放棄了中間道路。安定團結(jié)的政治局面就不要了嗎？或者換個問法：中間道路為什么走不通呢？

各有心思

大宋現(xiàn)在有必要走中間路線嗎？當(dāng)然有必要。

你算嘛：從熙寧二年，也就是1069年王安石變法開始，到這一年，大宋朝的新舊黨爭已經(jīng)持續(xù)了30多年。誰都知道，這種新黨幾年、舊黨幾年、政策翻烙餅、互相搞迫害、迫害還升級的局面，對國家是巨大的傷害。就說對皇帝個人：你只能在兩筐爛蘋果中間選擇一筐吃，甭管哪一派上臺，心思都放在政治斗爭上。這個局面，對皇權(quán)也不利啊——它限制了皇帝的政策選擇權(quán)嘛。這是走中間道路的必要性。

那可行性呢？你看徽宗現(xiàn)在這個局面多好？向太后一路護送，讓他平穩(wěn)度過了新手期。到了這一年，他自己的政治權(quán)威已經(jīng)建立起來了。所謂新黨、舊黨，那些恩怨糾纏的老人也都凋零殆盡了：去年，蘇軾、范純?nèi)嗜ナ?，舊黨大佬幾乎全部謝幕；到了這一年，新黨這邊的章惇、曾布也都被清理掉了?；兆诂F(xiàn)在完全可以把臉一抹，我是“重打鼓另開張，新人不理舊賬”，我要開創(chuàng)一個安定團結(jié)的、嶄新的政治局面啊。真是機會難得。

但是，奇怪，偏偏就在這個時候，宋徽宗卻非要猛打方向盤，把國家重新又掰回到新舊黨爭的老路上來。這是為什么呢？

我們先把徽宗本人的問題放一放，先來看一個人，就是曾布。通過這個人的故事，我們也許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看看，走中間路線為什么這么難？

咱們要花一點時間介紹一下這位曾布。我們前面說了，曾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曾鞏的弟弟。好像曾鞏比曾布有名。但這是我們現(xiàn)代人的角度。如果站在宋朝的歷史現(xiàn)場，哥哥曾鞏這輩子只做到了中層文官，而曾布是當(dāng)?shù)皆紫嗪蜆忻苁辜墑e的高官，無論是名氣還是地位，可比哥哥曾鞏大多了。當(dāng)年王安石搞變法的時候，曾布就是王安石的左膀右臂。王安石夸他，說搞變法，始終唱反調(diào)說行不通的，只有一個司馬光；而始終贊成說能搞下去的，只有他一個曾布。剩下的人，都沒有這么堅定。你看，在30多年前，他就已經(jīng)是一個旗幟鮮明的新黨代表人物。

但是奇怪，到了哲宗皇帝親政的時候，曾布這個鐵桿新黨，突然搖身一變，成了一個中間派。他這個階段是公開說，你們保守派，一提到搞新法的人，就不用，這就偏頗了哈。反過來，你們這些新黨，一提起元祐年間的保守派就咬牙切齒，這也是很過分。你看他這一碗水端平的態(tài)度。

甚至有一個說法，宋徽宗之所以走“建中靖國”的中間路線，也是這位曾布促成的。前年，徽宗剛上臺的時候，有人就說了：好了，終于大事已定啊，以后，就照著先帝的法度辦就行了。守先帝法度，這話在帝制時代說出來，什么時候都沒毛病。但是曾布馬上就說，哎，話不能這么說嘛！辦事嘛，只分正確和錯誤，只要我們做得對就行啊。曾布這話的意思是：新皇帝不要被什么先帝的路線綁死，你要大膽向前走自己的路哇。

就因為這一系列的表態(tài)，后來的評論者，即使是很煩新黨的評論者，對曾布也是另眼相看。比如晚清的大藏書家繆荃孫（就是他整理出版了曾布的日記），就說，這個曾布啊，雖然是個翻覆小人，但是看他這個階段的各種表現(xiàn)，至少跟章惇、蔡卞那些人比起來，還不算昧盡天良。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曾布這個從新黨到中間派的轉(zhuǎn)變，到底是怎么發(fā)生的？

說來話長。三十多年前，王安石搞變法的時候，身邊有好幾個小弟，比如呂惠卿、章惇，還有曾布。隨著形勢發(fā)展，這些人里面，章惇的發(fā)展勢頭最好，在宋神宗時期就已經(jīng)當(dāng)?shù)搅烁痹紫嗉墑e。而曾布則一直在地方官員，知州這個級別上轉(zhuǎn)來轉(zhuǎn)去。你想，曾布心里不好受?。捍蠹覛q數(shù)差別不大，章惇只比曾布大一歲，當(dāng)年都是跟著王安石在一個會議室里討論改革方案的人，現(xiàn)在你章惇混好了，還不拉兄弟一把？

等到8年前，宋哲宗親政的時候，章惇被任命為宰相，繼續(xù)搞變法。當(dāng)時曾布是朝廷的筆桿子，章惇當(dāng)宰相的任命書就是他寫的，那文章把章惇夸得跟朵花兒似的。我給你念兩句啊，“器博以大，志剛而明。才之所施，則酬酢萬變而無窮；學(xué)之所造，則貫通百家而不惑?！蹦懵犅?，夸圣人的詞兒，全給章惇用上了。

在曾布看來，我這么夠意思，借朝廷的口氣夸你，你能不能投桃報李?。磕惝?dāng)宰相了，你也推薦我當(dāng)個副宰相唄？但是，章惇不干，是看不上？還是妒忌？說不好。反正最后只推薦曾布當(dāng)了負責(zé)軍事的樞密院副長官（同知樞密院事），也算進了兩府班子，但在班子成員中排位最低。這兩個人之間就有了裂痕。

好了，如果你是這個時候的曾布，請問你是什么派？當(dāng)然只能是中間派?。〈笏纬犀F(xiàn)在明擺著就兩個派：保守派和變法派，我曾布原來是變法派的，但是，在這個派里，我的上升道路被章惇堵死了。不是我要另立山頭啊，是章惇不帶我玩啊。但凡我還有點上進心，我就要再起一個派。你看這個桌子邊上，左邊一張椅子，右邊一張椅子，都有人了，只剩中間這張椅子了，我不坐中間派這張椅子而還能坐哪兒呢？

這就是人的復(fù)雜之處。我們通常以為：人的大腦產(chǎn)生觀點、觀點決定我的站位，以及我和周邊人的關(guān)系。但在真實世界里，這個邏輯經(jīng)常是反過來的：我和周邊人的關(guān)系，決定了我的站位，而我的站位決定我的觀點。常言道，屁股決定腦袋，就是這個意思：關(guān)系往往是先于觀點的，信念往往是被身份塑造的。說白了，大腦最大的作用，不是產(chǎn)生觀點，而是對我們已經(jīng)發(fā)生的行為、已經(jīng)站到的位置，做出合理性和正當(dāng)性的解釋。

所以，我這里對曾布這個轉(zhuǎn)型的解釋，并不是說曾布是一個口是心非的小人，而是說，在這個處境下，他這么做，是可以理解的。他因為這么做了，反過來倒逼他也就真這么想了，真的變成了一個言行一致的中間派，也是合理的。

我舉個例子，你就更能體會曾布的這個轉(zhuǎn)變了。

哲宗剛剛親政的時候，曾布作為新法派大佬，態(tài)度特別鮮明，就是要毫不留情地打擊舊黨。比如他說，司馬光那些人，先帝神宗對他們不薄啊，他們這么辜負神宗，都可殺。這話是他說的。再比如，把元祐年間所有的大臣上書都要做整理，只要是否定神宗政策的言論都要查出來，以防有漏網(wǎng)之魚。這種特別狠的主意也是他出的。

但是他很快就發(fā)現(xiàn)，迫害元祐黨人，這個力度自己怎么也追不上章惇。對死去的司馬光，章惇能狠到主張挖墳掘墓，對活著的蘇軾，章惇能把他這個原先的好朋友貶到海南島去。無以復(fù)加了啊，那怎么辦？曾布就只能掉頭，往中間立場上移動。他跑去跟哲宗皇帝說，有一句話，就是死我也得說出來。哲宗說，喲這么嚴重，說唄。曾布說，那些貶到嶺南的人，咱們不能那么狠啊，讓他們換個稍微好一點的地方待著？這叫感召天地之和氣啊。

哎？這是曾布突然變得寬容了嗎？不是啊。他只是不能和章惇一樣啊。

我看這幾年的史料，曾布和章惇在皇帝面前吵架，那叫一個熱鬧。章惇說，識別奸臣君子還是挺難的，主要得看證據(jù)。曾布說，識別君子小人不難，主要看公論。章惇說，平夏城之戰(zhàn)打贏了，咱們得乘勝追擊；曾布說，平夏城打贏了，所以不能再輕舉妄動。諸如此類吧，都是這種看起來兩個道理都對，但是在面對具體事務(wù)的時候，無論章惇怎么說，曾布馬上就抱著根杠子上去抬。

這種爭執(zhí)的意義，其實還不如原來的新舊黨爭，那好歹還是關(guān)于國家大方向的辯論。曾布和章惇抬的那些杠，則基本都屬于：只要你說東我就說西，你說烤鴨我就說燒雞。反著來就行啊。但是跳出來一看，旁觀者會覺得：哦，章惇這個人極端，而曾布則是走了一條中間路線。

其實，這哪里是什么中間路線？這不過是曾布個人的一系列微觀選擇，在宏觀上表現(xiàn)出來的態(tài)勢而已啊。

微觀處境

剛才我們對曾布行為的分析，可能會給你帶來一個誤解：覺得曾布就是個杠精，就是一個憋著一口惡氣要跟章惇斗法的小心眼兒。

沒有這么簡單。對曾布來說，這其實也是一個非常理性的選擇。

在政治領(lǐng)域，有一個名詞叫“議題創(chuàng)業(yè)”。說白了，就是老賽道跑不過，就換賽道；舊題目贏不了，就造新題目。企業(yè)家創(chuàng)業(yè)，是制造新產(chǎn)品，而政治家創(chuàng)業(yè)，則是制造新議題。就像一個班上，原來同學(xué)們都在比成績，突然出來一個競選班長的，說我們不比成績，可以比紀律，或者比才藝呀。一下子就打開了新局面。大宋朝堂上這幾十年的議題，不是保守就是變法，突然出現(xiàn)一個曾布，說我們走中間路線吧？這就是他的議題創(chuàng)業(yè)。

那既然是創(chuàng)業(yè)，他的客戶是誰？當(dāng)然就是皇帝啊。

在很多政治博弈中，中間派往往是少數(shù)，但他們是關(guān)鍵少數(shù)，兩派都要爭取他們，在上位者也可以利用中間派制衡兩邊。這是中間派的最大賣點。

曾布這個階段跟皇帝說的話，有兩個意思反復(fù)出現(xiàn)，第一個意思就是，我無黨無派，所以我說話都處于公心。第二個意思就是提醒皇帝：你是當(dāng)皇帝的，你的權(quán)力不能被底下人侵奪啊，現(xiàn)在可好，滿朝大臣都知道怕宰相，不知道怕陛下您，要不是我站出來說他們宰相不對，誰敢說？只有我是您的人啊，陛下。

曾布有時候害怕皇帝不明白，還不得不把話說得更直白：您想想，當(dāng)年神宗皇帝那么信任王安石，但是朝堂里那些反對派大臣，神宗皇帝為什么還要留一些？不能讓朝堂里只有王安石一個人的聲音啊，那皇帝不就被蒙蔽了嗎？您多留個心眼吧，多學(xué)學(xué)神宗皇帝是怎么駕馭王安石的吧。這言外之意再明顯不過了吧？我是中間派，你得留著我啊。說完這段，他還追問皇帝，是不是有人背后說我壞話，說我偏袒哪一邊？弄得皇帝直擺手，沒有沒有。曾布說，他們那些人，沒有是非的，我可不敢保證說他們不說我壞話?；实壑缓迷俅纬吻澹簺]有！怎么可能有！

曾布這番話什么意思？就是要砸實自己“中間道路獨家供應(yīng)商”的地位?。核麄兌荚邳h爭，只有我走中間路線，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啊，皇上。

上一年，曾布的弟弟曾肇給他寫信，表揚他哥，說你跟章惇、蔡卞這些人不一樣，眾所周知，挺好的。曾布給弟弟回信的時候，說了幾句真心話。他說，弟弟啊，你哥哥我從神宗時代一直到現(xiàn)在，之所以是個不倒翁，就是因為我在保守派當(dāng)權(quán)的時候，他們看我，我不像是個完全的新法派；而新法派當(dāng)權(quán)的時候，看我也不像是個完全的保守派。我看他們兩邊斗來斗去的，我在風(fēng)波當(dāng)中是穩(wěn)如泰山啊。所以你放心，我待在中間，是不會給咱們老曾家?guī)硎裁礊?zāi)難的。

從哲宗親政的時候，曾布就是這套策略。果然，功夫不負有心人，到了前兩年徽宗上臺的時候，曾布這種中間道路的策略結(jié)出了碩果，他就宋徽宗第一批啟用的宰相，這是曾布一生事業(yè)的頂點。

如果粗略地看，曾布這個階段的很多主張都表現(xiàn)出了中間路線的特點，但是你再一凝神去看細節(jié)，就知道，他的一切言行的出發(fā)點，都是自己的那點小算計。

我再你舉個例子：就在上一年，徽宗繼位之后，曾布去找他做了一次密談。曾布說，現(xiàn)在是向太后垂簾聽政啊，您有沒有想過一個問題？向太后身邊的人，現(xiàn)在可比您身邊的人氣焰囂張啊。將來太后還政給你，太后身邊的那些人難免失落嘛，他們會不會搞事？到時候，向太后要是偏向他們說話，您不就難做了嗎？

徽宗說，不至于的，太后不會信他們的。曾布說，您小心提防著，總沒錯。

曾布覺得火候差不多了，又把話題往前遞進了一步，這回說的就不是太后身邊人了，而是向太后自己了。曾布說，向太后承諾很快就要還政給您。我勸您啊，到時候，要把權(quán)力界限畫得清清楚楚，千萬別讓太后干政。

徽宗說，那還用說嗎？都還政了，她當(dāng)然就不會摻和朝政了。曾布說，哎，還是一開始就定好規(guī)矩啊，否則她將來對朝政說個一句半句的，這不是礙事嗎？

徽宗直點頭。曾布又近一步說，我今天給您說的這句話，您可千萬別往外說啊，一句話漏出去，我就死無葬身之地了?；兆谡f，怎么會？你信我！

這段話，不是道聽途說啊，是曾布自己記在日記里的。這是一段什么對話？徽宗執(zhí)政、太后垂簾，在這個體制下，你曾布作為一個大臣，不去調(diào)和兩宮的關(guān)系，而是做這么赤裸裸的挑撥，這么孤注一擲的投靠，這是一個正色立朝、不偏不倚、中間派大佬該說的話嗎？說得好聽一點，這是討好；說得不好聽一點，這就是進讒言啊。

我之所以要跟你講這個細節(jié)，不是為了批判曾布這個人的人品，而是想請你注意到一個事實：政治人物的很多言論，表面說的都是大事，但他的真實動機，不見得是從大局出發(fā)的宏觀判斷，他們會有自己置身其中的小局面，不得不應(yīng)對的微觀處境，以及眼前能看到的個人出路。不管他們的話聽起來多大義凜然，我們都要深看一層，看到他們背后的理性策略。正如17世紀的法國貴族拉羅什富科說的：“私利會說各種語言，甚至?xí)缪轃o私?！?/p>

好了，說完了曾布，我們再讓此時大宋朝堂的真正主角出場，就是剛開始雄心勃勃決定走中間道路，而一年之后又放棄了的宋徽宗。

宋徽宗的問題比較復(fù)雜，他是既有主動玩弄權(quán)術(shù)的一面——那一面，我們在1109年的那期節(jié)目里再集中去聊——這一期，我們先來看看他有什么不得已。

你可能會說，他是皇帝哎，他還能有什么不得已？不，皇帝也會有自己不得不面對的微觀處境。他的問題，總體說起來就是：走中間道路的政治資源太少了。

表面看，中間道路千好萬好，但是別忘了，走任何道路，都不只是某些人的執(zhí)念。任何道路都是一些非常棘手的問題的解決方案。比如，當(dāng)年神宗皇帝為什么要搞變法？是因為大宋所謂的“三冗兩積”啊，冗官、冗兵、冗費、積貧、積弱。新法要解決這個問題。那為什么后來又出現(xiàn)了保守派呢？是因為搞新法，又導(dǎo)致了執(zhí)行走樣、擾民生事、酷吏橫行的新問題，保守派就是要解決這些新問題。它們都不是憑空出現(xiàn)的觀念。

你說這兩條路都有弊端，我不走，那它們原來解決的那些問題怎么辦呢？30多年了。兩邊可不止是打口水仗啊，兩派都積累了大量的理論論述和政策工具。為什么我們對，你們錯？按我們的方法干，為什么好？你們遮掩的問題，為什么比看上去更嚴重？你們指出的我們這邊的問題，我們的補救方案是什么？等等。所有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已經(jīng)被反復(fù)打磨過、實踐過了。說白了，宋徽宗上臺，無論走哪條道路，兩邊都有一套非常成熟的工具包，拿起來就能用。

而那條看起來很美的中間道路呢？上面什么都沒有，既沒有理論，也沒有實踐。如果真要走中間路線，不是兩邊和稀泥就行的，是要篳路藍縷，從頭開始建設(shè)這條路上的政治資源的。一大堆問題就來了：領(lǐng)導(dǎo)人是誰？它的旗幟上寫的是什么字？要把國家?guī)蚝畏?？具體的政策路徑是什么？一概沒有。

不僅宋徽宗沒有，所有的大臣手里其實也沒有。建中靖國時期，徽宗其實是啟用了一些元祐黨人，也就是保守派的。但是這些人回到朝廷，能用的還是原來的那些政治話語，天天在徽宗耳朵邊上說，保守時代怎么怎么好，改革時代怎么怎么糟，誰誰是君子，誰誰是小人，跟念經(jīng)似的，把徽宗念得心生厭惡。這是逼得徽宗必須選邊站啊。

我們《文明之旅》節(jié)目多次講過一個觀念：每個人不僅生活在他自己的時代，他還生活在此前所有時光積累起來的歷史地層之上。以前有的，你拋不開、躲不過；以前沒有的，你也很難平地起高樓。你覺得好的，可以安享，你覺得不好的，也得承當(dāng)。

我舉個簡單的例子：兩年前，宋徽宗說，明年咱們走中間路線了哈，年號就叫“建中靖國”。曾布就說了，這怕不好吧？“建中”這個年號，是唐德宗用過的，正好是涇原兵變爆發(fā)，唐德宗連長安都待不住的時候，這哪能用呢？宋徽宗堅持要用，還說呢：怕什么？當(dāng)年我朝太宗皇帝用的“太平興國”年號里面的太平兩個字，那不也是南北朝時候南朝梁的末代皇帝用過的年號。這不也沒事嗎？放心用。

你看看，就連年號這么簡單的事兒，也是在沉重的歷史負擔(dān)下艱難前進的。中國歷史那么長，到處都是先例和故實，任何言行舉動都會牽動聯(lián)想和引申。想找到一條合適的，能被各方接受的中間路線，太難了。

物理學(xué)上有一個詞兒，“雙穩(wěn)態(tài)系統(tǒng)的中間勢壘態(tài)”，簡單說，就像山頭上的一個圓球，或者像筆尖朝下的一根鉛筆，你確實可以拿手扶著讓它處于中間狀態(tài)，但是不好意思，這不是它的穩(wěn)態(tài)，只要你手一松，它就會自然滾向兩邊。那個騎墻的，看起來不偏不倚的中間狀態(tài)，在理論上雖然存在，但它是需要非?？量痰臈l件才能存在的啊。

那問題又來了，宋徽宗如果不走中間道路，那他為什么沒有偏向保守派，而是徹底倒向了新黨呢？

最小阻力

為什么宋徽宗重新走回了神宗的老路？為什么他沒有能力結(jié)束30年的殘酷黨爭？

有一本書《見樹又見林》，美國社會學(xué)家艾倫·約翰遜的著作，里面提了一個很有意思的概念：“最小阻力路徑”。簡單說，社會不一定非要強制你干什么，而是給你設(shè)置了一條最小阻力的路徑，你自己會順著這條路走到預(yù)定地點的。比如，我是一個學(xué)生，按時到校，遵守課堂紀律，考試的時候不交頭接耳，學(xué)校不需要時時刻刻都派人強迫我這么做，只需要讓我知道，不這么做，付出的代價比較大，就行了。我會順著那條不太費勁的路往前走的。不管我內(nèi)心乖不乖，大多數(shù)時候，我看起來都像是個乖孩子。

社會也是這樣，里面設(shè)置了很多看不見的“最小阻力路徑”，雖然每個人的個性、偏好、意圖都不一樣，但是你放心，絕大多數(shù)人在絕大多數(shù)情況下，行動方式都跟別人差不多。說白了，隨大流，最省力。

你就想嘛，你設(shè)計了一款大富翁游戲，這里面的角色、價值觀都是定好的，只要玩家來玩，他在游戲里表現(xiàn)出來的特征一概是貪婪和好勝，哪怕他生活中是一個淡泊名利的人，哪怕跟他一起玩的是親愛的家人，他也會是這樣。因為只要在這個游戲里，“最小阻力路徑”是被設(shè)置好的，只有這么玩，才省力，才有樂趣。

讀宋徽宗初年的這一段史料，我也有了這種強烈的感覺：不管徽宗本人的意愿如何，環(huán)境早就給他設(shè)立了一條最小阻力路徑，讓他像坐滑梯一樣，不費勁兒地就一路滑到新法派那條路上去。

我們來簡單看兩個因素：

首先，皇帝本人的政治合法性問題。哲宗皇帝是徽宗的哥，神宗皇帝是徽宗的親爸爸，走他們的道路，這叫“紹述父兄之志”，在大義名分上站得穩(wěn)穩(wěn)的。不是這條路有多正確，而是這條路很省力。如果反過來，徽宗往保守派這邊偏，那請問你繼承的是什么傳統(tǒng)？司馬光的？還是更久遠的宋仁宗的？為什么這么干？你為什么反對你的父兄？這需要一大堆論述，太費勁兒了嘛。

還有一點，你再看一眼這位徽宗皇帝，他是不是昏庸？這個我們將來再說，但有一點是肯定的：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又聰明絕頂、才華橫溢，你讓他這輩子就甘當(dāng)個窩窩囊囊的守成之主？不去爭取做一個大有為之君？不可能的嘛。那好了，只要皇帝想干事，就要花錢，要花錢，就要想辦法搞錢。而提到搞錢，這就說到變法派的長項了，他們兜里有的是搞錢的工具箱啊。你說，宋徽宗會偏向哪一邊？還是那句話，皇帝選擇站在這一邊，不一定是因為他心底里覺得這邊就對，而是因為偏向這一邊，做事省力。

30多年了，大宋朝堂早就為這位新來的徽宗皇帝準備好了“最小阻力路徑”，冷冷地看著他，看著他一步步地、自覺自愿地從“建中靖國”的中間路線滑到“崇寧”的變法路線上來。沒有什么懸念。法國作家加繆不是有一句話嗎？ “命運不在人的身上，而在人的周圍。”是的，命運不是讓我變成什么樣，而是降臨在我的周圍，讓我主動變成那個樣。

從今天這個話題，我們也可以遞進一層，理解一下儒家思想中被誤解得最深的那個概念：“中庸”。

我們以前就講過，中庸不是好好先生，不是和稀泥，不是騎墻派，不是折中主義，而是知道兩個極端在哪里，然后在動態(tài)變化中，找到恰到好處的唯一平衡點。所以，提到“中庸”，我們腦子里冒出來的，不應(yīng)該是一大片“中間地帶”，而是“一條細如發(fā)絲的黃金中道”。是的，中庸之所以難，就因為要正正好。差一點，都不是中庸。就像開車，如果只是往左或者往右，多簡單啊？根本就不用學(xué)。之所以開好車需要艱難的練習(xí)，是因為你時時刻刻都要找到正正好的方向和速度。韓寒在干賽車手的時候，有一次接受采訪就說過一番話，我念給你聽：“一個專業(yè)賽車手，不是一味地追求速度，而是把速度和安全同時放在心里。隨著速度越來越快，速度和安全之間的那根線，越拉越細，細如發(fā)絲。頂級賽車手的本事，看似是速度快，其實是保持這根線越來越細，但是從不斷裂。”

所以，儒家一直強調(diào)，中庸非常困難，孔子甚至把中庸看成是人的德性的最高境界：“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

為什么？今天我們看宋徽宗的處境就知道了：不是我們不知道中道的好處，而是因為——

只要我們想走在那條“細如發(fā)絲的黃金中道”上，這里就是方法和工具的荒原，沒有任何統(tǒng)一的公式可供遵循、沒有先前的智慧可以借鑒，我得時時刻刻保持警覺，用堅定的信念和內(nèi)心的準則做出當(dāng)下的每一個抉擇，并勇敢地對它負責(zé)。只要你看一眼兩邊，無論哪一邊，你會發(fā)現(xiàn)，那里都有成熟的經(jīng)驗、現(xiàn)成的工具、成篇的道理，更重要的是——兩邊都有預(yù)設(shè)好的“最小阻力路徑”，引誘我們走過去。它們勾著指頭喊我們：“過來吧，隨個大流吧，走這條路，省力、不用創(chuàng)造、不用負責(zé)，一閉眼就到了。來吧，來吧?！?/p>

每當(dāng)此刻，那個人生的終極考題就來了：你是要一步到位的安穩(wěn)平庸？還是步步生花的艱難創(chuàng)造？我們一生，都在選，也都有得選。

好，這就是我為你講述的公元1102年，發(fā)生在宋徽宗身上的一次選擇，但是他失敗了的故事。我們下一年，1103年再見，我們?nèi)タ纯催@次選擇的結(jié)果。

致敬

本期節(jié)目的最后，我想致敬獲得諾貝爾文學(xué)獎的德國作家赫爾曼·黑塞，和他的小說《悉達多》。

你可能知道悉達多這個名字——對，就是釋迦牟尼的本名。但黑塞寫的，是一個虛構(gòu)的悉達多，一個和佛陀同時代的印度青年，他的一生，就是在兩端之間被反復(fù)拉扯的故事。年輕的時候，離家修行，跟著苦行僧，用極端的禁欲來尋找解脫；后來，他又聲色犬馬，紙醉金迷，用極端的享樂來填滿自己?？嘈惺且欢耍順肥橇硪欢?。他都走到了頭，沒找到想要的東西。最后，年老的悉達多來到了一條河邊，做了一個擺渡人，終于找到了內(nèi)心的安寧，頓悟成佛。

給你讀一段擺渡人悉達多的頓悟時刻。

一切一切全結(jié)合了起來，一切聲音、一切目標、一切欲念、一切痛苦、一切喜悅、一切的善與一切的惡，全結(jié)合到了一起，就是這個塵世。一切結(jié)合在一起就成了這事件之河，就成了生活的交響樂。當(dāng)悉達多全神貫注地傾聽著河流之聲，傾聽著這支包含千百種聲音的交響詩，不管是煩惱也罷或是歡笑也罷，這時他的心便不會束縛于某一種聲音，而是將他的自我融入進了傾聽之中，于是便聽見了一切，聽見了整體，聽見了統(tǒng)一……

你聽，悉達多沒有選擇兩端中的任何一個，他聽見了所有的聲音。

宋徽宗的中道很難走，那條路上沒有理論，沒有工具，沒有先例。而悉達多在兩邊都試過了，最終傾聽全部，然后超越全部。

感謝來自文學(xué)的饋贈，致敬所有在兩端之間，艱難尋找自己那條細如發(fā)絲的黃金中道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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