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17日上午，由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主辦的學術沙龍“晉陽的刻度：被爭奪的時間、空間與正統(tǒng)性——《太平年》背后的晉陽史事與五代歷史”，在山西大學主樓205會議室順利舉行。本次沙龍由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馬巍副教授擔任引言人，湖南大學岳麓書院閆建飛教授、陜西師范大學唐文明研究院胡耀飛副教授、西北大學宋遼金史研究院暨歷史學院吳紅兵講師、山西師范大學歷史與旅游文化學院霍斌副院長依次作主題報告。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向晉衛(wèi)教授，山西人民出版社副總編輯崔人杰，山西博物院文博館員游愷，山西晚報記者孫佳森，歷史文化學院丁俊教授、張吉寅副教授、謝守華講師，考古與文博學院王煒副教授等嘉賓與會交流。

與會者合影

歷史文化學院院長向晉衛(wèi)教授對各位學者的到來表示誠摯歡迎。他指出，山西擁有極為豐厚的歷史文化資源，在五代十國時期的歷史進程中占據特殊地位。同時，他介紹了學院近年來在中華民族共同體研究領域的成果與進展，希望以本次沙龍為契機，深化與國內外高水平學術機構、專家學者的交流合作，并預祝本次學術沙龍圓滿成功。

隨后，馬巍副教授介紹了本次沙龍的舉辦背景。歷史劇《太平年》熱播，引發(fā)學界對五代十國歷史的廣泛討論，而山西大學歷史文化學院前輩學者對于五代十國的研究（尤其是北漢），則有深厚的積累。20世紀八十年代，譚其驤在山西大學所作《山西在國史上的地位》的報告中著重分析了山西在五代時期的歷史地位，并指出：“山西在歷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時期，往往都是分裂時期。”就此引發(fā)學界對于山西歷史的廣泛思考。曾任教于山西大學歷史系的李裕民先生，深耕宋史、北漢史研究，出版有《北漢簡史》等專著。而本次沙龍正是接續(xù)前輩學脈，持續(xù)推進相關研究的深入。在引言階段，馬巍老師首先梳理了晉陽城千年發(fā)展脈絡。晉陽城始建于公元前497年，秦代置縣，魏晉南北朝至唐代持續(xù)擴建，宋太平興國四年（979年）被焚毀。與此同時“晉陽”之名廢止，改設平晉縣，明洪武年間平晉縣被廢置。其次，他強調五代時期晉陽是“亂世之源”，李克用、石敬瑭等割據勢力自此崛起，郭威的成長、趙匡胤憑高平之戰(zhàn)戰(zhàn)功崛起，均與山西緊密相關。最后，他重點闡釋宋初晉陽與太原的時空變遷。他指出：宋平定北漢后，將太原治所遷至汾河東岸，該區(qū)域易遭水患，宋真宗時期陳堯佐主持修建水利工程 “柳溪”，兼具防洪與人文景觀功能，成為當地重要地標。

晉陽古城遺址

閆建飛：宋初“先南后北”統(tǒng)一戰(zhàn)略真實性質疑

閆建飛教授首先梳理學界關于宋初“先南后北”統(tǒng)一戰(zhàn)略的研究脈絡，指出認同這一戰(zhàn)略者有之，批判者有之，也有學者討論統(tǒng)一戰(zhàn)略與實施之間落差者。對此，閆老師提出的疑問是：“先南后北”究竟是宋初事先既定的戰(zhàn)略規(guī)劃，還是后世對宋初統(tǒng)一順序結果的總結性表述。要厘清這一問題，需要對“先南后北”的四條核心史料進行檢討。

前兩條史料是建隆元年八月宋太祖訪張永德、建隆元年二月宋太祖訪張暉，二人主張暫緩對北漢用兵。閆老師指出，二人均只談對北漢政策，并未涉及其他政權。當時宋朝剛建國，尚未擺脫“第六代”嫌疑，時人未必會預料到宋朝能統(tǒng)一。不能因二人主張“后北”，就逆推他們有“先南”的想法。

“先南后北”的核心史料是《邵氏聞見錄》所載“雪夜訪普”故事。閆老師指出該史料存在諸多不合邏輯之處，但核心問題在于趙普所言：“太原當西、北二邊，使一舉而下，則二邊之患我獨當之。”事實上宋太祖朝宋朝邊患只有“北邊”契丹，北漢之“西”是宋朝自己的藩鎮(zhèn)府州、麟州、定難軍，并不存在西邊之患，趙普不可能預知后來西夏的崛起。該故事應為宋仁宗朝以后宋人編造。

第四條史料為《東軒筆錄》所載宋太祖、宋太宗論統(tǒng)一。該史料中“河東正扼兩蕃，若遽取河東，便與兩蕃接境，莫若且存繼元，為我屏翰”，核心問題與雪夜訪普一致。

基于南北戰(zhàn)爭用兵次數、規(guī)模、軍隊質量及邊防部署的實證對比，閆老師指出宋初統(tǒng)一戰(zhàn)爭的實踐是南北并舉、以北為重。北漢雖小，卻是腹心之患；南方諸國雖多，只能算肢體之患。

“先南后北”統(tǒng)一戰(zhàn)略源自《邵氏聞見錄》，被《長編》《五朝名臣言行錄》等書引述后，成為宋初統(tǒng)一的經典敘事。該故事回答的核心問題是小國北漢為何久攻不下，通過將無力攻取改為有意放過，既避免了宋軍無能為力的尷尬，又可以樹立宋初君臣統(tǒng)一策略高明、料事如神的形象。

最后，閆教授又以《春明退朝錄》中曹翰《取幽州圖》《澠水燕談錄》中封樁庫設置緣由為例，指出歷史研究應立足基本史事，對于軼事傳說要時刻警惕，要注重不同史料的性質差異和甄別，才能在前人研究基礎上有所推進。

胡耀飛：沙陀學的展望

胡耀飛副教授回顧沙陀研究學術史，以樊文禮《唐末五代的代北集團》為轉折點，沙陀研究從族源、漢化等議題，轉向政治史視角；陳寅恪的政治集團分析范式漸顯局限。近年來，在李丹婕等學者推動下，研究拓展至民族認同、政治文化、軍政格局、歷史記憶等領域，漢化、擬血緣制等傳統(tǒng)議題也依托新材料、新視角持續(xù)深化。

胡耀飛副教授于2025年5月首次提出“沙陀學”概念，現(xiàn)已逐步獲得學界關注。他指出，“沙陀學”的內涵需超越“代北集團”的軍政研究框架，覆蓋沙陀起源、發(fā)展、消亡的完整歷程。研究可借鑒突厥學、粟特學等專門民族史框架，結合云岡學、晉學、古都學、城市學的研究方法；同時吸納日本岡崎精郎、室永芳三、石見清裕、西村陽子，美國艾伯華、戴仁柱，國內樊文禮、孫瑜等學者的研究成果，拓寬研究視野。

他強調，“沙陀學”雖為新提概念，但已有扎實學理基礎。其研究對象應涵蓋：沙陀族源、內遷、守邊、建國、漢化等全歷程研究，以及沙陀族性、社會、文化、語言、風俗等內部維度研究，最終揭示北方民族融入中華民族大家庭的歷史進程，提升“沙陀學”的學術內涵與價值。

吳紅兵：北宋初年對十國舊疆的善后治理

吳紅兵講師結合多年研究，系統(tǒng)梳理了十國政權入宋的時間和方式，以及善后問題產生的背景，并闡釋了善后治理的基本內涵：對割據政權君主、族人、朝臣、軍隊的政治安置；對降國民眾的經濟安撫與思想教化；對降國城池、民間武器的處置；對新附區(qū)域叛軍、民變等危機的處理（即二次善后）；以及各區(qū)域政治、經濟、軍事秩序的重建，其善后路徑大致遵循“肅清—安撫—重建”的內在邏輯。

他分析了北宋對十國舊軍、君臣的安置策略：將大部分降軍通過分布較散、有意混編、二次揀選、兼顧兵種、優(yōu)待少數等方式編入禁軍；將多位降國君主及其重要大臣遷至京師開封安置，對原割據政權地方州縣級官吏多采取繼續(xù)留任方式；嚴格管控十國降將。北宋善后治理的目標是多措并舉消弭割據政權的影響，實現(xiàn)“去十國化”，打破五代政權短命的魔咒。

雖然治理過程中出現(xiàn)降兵反叛、地方抵觸等問題，且善后工作歷時漫長，但北宋最終通過差異化治理妥善解決十國遺留問題，實現(xiàn)從形式上版圖統(tǒng)一到內在有效統(tǒng)治的轉變，避免重蹈五代覆轍。吳紅兵特別指出，北漢因特殊地緣地位與晉陽毀城事件，治理難度居十國之首，其治理成效是北宋初年善后政策的重要成果。

霍斌：五代十國晉陽歷史探析

霍斌副教授以其虛構的晉陽小人物康潤墓志為切入點展開論述：康潤生于唐朝滅亡之年，卒于晉陽被攻克前一年，一生歷經后唐、后晉、后漢、北漢四朝，其人生軌跡是五代晉陽普通百姓的縮影，由此提出宏觀歷史敘事不應忽視社會底層小人物的生存狀態(tài)。

他重點探討了五代戰(zhàn)爭的殘酷性與晉陽的特殊性：五代戰(zhàn)亂頻發(fā)，底層民眾境遇凄慘，人吃人、屠城等慘劇屢見不鮮，相州大屠殺更是慘絕人寰；而晉陽作為唐代第三大城市，地勢險要、城防堅固，歷經多次大戰(zhàn)未曾被攻破，城內百姓得以規(guī)避其他地區(qū)的深重災難，且北漢時期晉陽民眾凝聚力極強、同仇敵愾。

最后，霍斌副教授分析晉陽出身軍將的歷史影響力：他認為“集團”不足以概括這一群體，但晉陽軍將具備左右天下局勢的力量，五代多位帝王誕生于此，當地士兵戰(zhàn)斗力強悍、兵源充足；晉陽系軍將不僅驍勇善戰(zhàn)，還通過聯(lián)姻與統(tǒng)治階層深度聯(lián)結，直至北宋仍有大量晉陽籍將領活躍于政壇軍界，充分彰顯晉陽在五代歷史中的核心地位。

沙龍最后進入交流環(huán)節(jié)，與會學者圍繞入宋后河東地區(qū)治理變遷、唐至宋河東道地域演變等議題交換觀點，同時探討北漢滅亡后河東百姓的生存困境、晉陽從唐代第三大城降格后的歷史影響。

值得特別關注的是，據山西博物院游愷介紹，山西博物院近期正在籌備“走向太平年”主題展覽，與會學者就文獻與考古資料的銜接、亂世向治世過渡的展覽呈現(xiàn)、觀眾歷史認知引導等問題展開交流。多位學者補充強調，唐末歷史是五代史的重要前史，需重視其研究的主體性。

本次學術沙龍實現(xiàn)學術研究與文化傳播、文博實踐的有機結合，進一步推動了五代十國時期晉陽相關歷史的研究深化與普及傳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