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升即走”、論文壓力、崗位緊縮……越來越多身處學術圈的年輕人發(fā)現(xiàn)，那條曾經清晰的“標準路徑”——從博士到講師、副教授、教授——正變得異常擁擠且充滿不確定性。留下，是內卷；離開，又不知道能去哪里。這種進退兩難的焦慮，幾乎成了這一代學術人的集體情緒。但離開象牙塔，真的意味著失敗或妥協(xié)嗎？

《離開的勇氣：在象牙塔外重新定義自我》給出了截然不同的答案。書中記錄了18位學術轉型者的真實經歷：他們有人走出實驗室，投身“卡脖子”技術的攻堅一線；有人離開高校講臺，在文學現(xiàn)場、教育天地或自媒體領域找到了新的價值坐標。書中沒有煽情的逃離敘事，而是展示了一場清醒的自我重建。

這本書不是勸你離開，而是讓你看見：人生的可能性，遠不止論文和職稱。如果你也曾在深夜問自己“除了學術，我還能做什么”，那這18個故事，或許就是你需要的那個答案。

下文為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杜駿飛教授為本書撰寫的序。

離開，是另一種回歸

文 | 杜駿飛

來源 | 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

作為一名在高校執(zhí)教數(shù)十年的教師，我見證過太多被規(guī)定、被編程的“大學人生”：從重點中學到985高校，從碩士博士到講師教授，一條被社會高度認可，也被個體高度內化的“標準路徑”。然而，繼良這本新書，卻以一種沉靜而有力的方式，向我們展示了18種另辟蹊徑的人生樣本。這不是失敗者的逃亡，而是清醒者的遠征。

書中18位博士雖然離開了象牙塔，但卻實現(xiàn)了另一種回歸。表面上看，他們離開了高校、離開了體制、離開了學術共同體，而在更深的層面，卻是一種對學術初心的回歸。何同彬離開文學批評的體制語境，走向更自由的寫作；翟亞慰走出交大實驗室，走進了“卡脖子”技術的攻堅戰(zhàn)場。他們的行動在提問：學術的終極價值，究竟是論文與職稱，還是思想與創(chuàng)造？知識的人生，應該是圍墻內的自我循環(huán)，還是與現(xiàn)實問題的正面交鋒？

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知識人本就不應局限于象牙塔的精致話語，而應帶著智識的鋒芒，介入真切的社會進程。書中的他們以實踐者的姿態(tài)，完成了一種靜默卻深刻的介入：把算法寫進產業(yè)升級的藍圖，把新藥送入期盼生命的患者手中，把國際法的專業(yè)素養(yǎng)帶入跨境爭議的解決現(xiàn)場。他們用一種更結實、更落地的知識生活，塑造了更為本來的知識人生。

這18個人生故事，是一種社會文本。任何個體敘事都是社會敘事的投影。這些講述，固然都是個人生活史，但疊加在一起，便構成了觀察當代中國社會流動、人才價值重構、高等教育與市場關系的全息剖面圖。

留意一下這些敘事中反復出現(xiàn)的關鍵詞——“內卷”“非升即走”“卡脖子”“跨界”“創(chuàng)業(yè)”，無一不是這個時代的精神癥候。他們的離開，既是個體對系統(tǒng)壓力的反應，也是系統(tǒng)自身在釋放信號：我們的社會正在從學歷社會向能力社會轉型，從身份認同向價值認同遷移。當知識不再僅僅屬于學院，當創(chuàng)新越來越多地發(fā)生在學科與產業(yè)的交界地帶，“博士”“青椒”這些符號的內涵與外延，必然被重新定義。

離開的動力，都來自人生的想象力。這種想象力，是比知識更稀缺的稟賦。它源于深厚的學養(yǎng)帶來的底氣，也源于對時代脈搏的敏銳感知。我們常贊美離開的勇氣，但這本書更讓我珍視的，是這群人身上展現(xiàn)出的自信。在一條清晰、安穩(wěn)的道路與一片模糊、充滿風險的曠野之間，選擇后者所需要的，不僅僅是勇氣，更是一種對自我可能性的深信。從這個意義上看，這是一本關于“想象”與“重構”的人生案例集。它告訴讀者，尤其是那些正在學術道路上探索的年輕人：你可以用學術訓練武裝你的大腦，但不必讓學術身份禁錮你的人生。你的人生舞臺，可以而且應該比論文的版面更遼闊。

繼良是我見過的最沉靜的觀察者與寫作者之一。從當年的搖滾青年到如今的校友會工作者、自媒體達人，他始終保持著對人與時代的深切關懷，并通過克制而專業(yè)的敘事，為一場正在發(fā)生的社會革命，留下了一份深描式的社會記錄。繼良像一位耐心的田野工作者，讓當事人自己說話，而將解讀的空間留給讀者。也因此，在這個焦慮的時代，《離開的勇氣》成為一份清醒的禮物。它不煽動，不教唆，只是平靜地展示：路有很多條，要看你是否聽見自己內心的聲音，并有勇氣追隨前行。

愿這本書能抵達那些需要它的人手中，并在他們心中激起回響——那回響，或許是懷疑中的一絲確定，或許是迷茫中的一束光，又或許，只是寂靜中的一聲共鳴：“原來，人生還可以這樣過?！?/p>

THE END

原標題：《離開學術界后，他們找到了人生新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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