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了完成“查處任務”，江蘇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長竟“設計”圈套，誘導6名未成年人吸毒。

4月25日，新京報核實獲悉，南京一派出所副所長馬某為完成查處任務，找到社會人員徐某提供涉毒線索，徐某通過他人召集6名未成年人后，馬某將含有依托咪酯的電子煙交給徐某，徐某等人將電子煙交由6名未成年人吸食，隨后聯(lián)系馬某將6名未成年人查獲。

警察，本應是毒品的打擊者，卻成了毒品的“投喂”者；孩子，本該被格外呵護，卻因懵懂好騙成了被加害的對象；違禁品，本應被嚴格管制，卻成了設計“犯罪”劇本的道具。

這個事件之所以讓公眾反應強烈、脊背發(fā)涼，在于本應是公平正義守護者的執(zhí)法者，用擊碎底線的方式極其惡劣地毒害未成年人，其目的僅僅是為了堆砌自己的“成績單”上幾個冰冷的數(shù)字。作為公職人員，政績觀偏離到了人性扭曲的地步，老百姓的安全感、信任感又從何而來？

這樣的事件，雖然極端，近些年來卻也并非孤例。

2017年，就有媒體報道過黑龍江齊齊哈爾農(nóng)墾公安分局局長李某暗示民警找人冒充吸毒人員完成指標，編造吸毒案件26件，而如此荒唐的行為，動機僅僅是因為“查獲吸毒人員少，在黑龍江墾區(qū)公安系統(tǒng)排名靠后，多次受到領導批評”。不久前，河南舞陽縣被曝光招商引資工作數(shù)據(jù)注水，實際到賬1億多元，卻上報為78億元。由此可見，無論是公共治安還是地方建設，一旦陷入“唯數(shù)字論”的形式主義中，將個人“政績”凌駕于人民利益之上，就必然會把路走偏，其嚴重后果不僅僅是勞民傷財，甚至可能是違法犯罪。

有人說，是考核指揮棒出了問題。硬性指標“一刀切”，上級壓下級，層層加碼，看似“科學”“可視”，實際加重了基層負擔。若馬某沒有“查處任務”的壓力，也不至于大費周章，行此荒唐之事。

這樣的觀點確實有一定的道理。數(shù)字是“死”的，但具體工作是復雜多變的。一個地方的毒品治理效果如何，不在于破獲了多少案件，而在于人民群眾是否免受毒品的侵害。一個地方招商引資的成效如何，不在于簽了多少億元的協(xié)議，而在于當?shù)氐慕?jīng)濟是否真正有企業(yè)帶動、群眾是否有充足的就業(yè)機會。為了實現(xiàn)科學考核、有效激勵的目標，我們要善用量化工具，同時也要警惕“技術依賴論”“唯數(shù)字論”，切不可將冷冰冰的數(shù)字作為衡量一切的標尺。

考核指揮棒必須在實事求是的基礎上不斷優(yōu)化。但我們必須清醒地認識到，馬某之流為了所謂的“完成任務”，欺騙他人吸毒的惡行，絕對不能拿“KPI”作為擋箭牌。

作為公民，守法是行為的底線，作為公職人員，為人民服務是根本使命。對法律的敬畏、對道德的崇尚、對人民的關愛，這些“人之為人”的原則，這些“不負人民”的初心，貫穿于我們的生活中，存乎于每一個公職人員的一舉一動之間。再精妙復雜的考核體系也無法將其量化，同樣，再緊迫的考核壓力，也不能成為損害人民群眾利益、逾越法律邊界的理由。

無論何時，心中裝著人民，手中才會握有真理，腳步走在人間正道上，才會有寬闊的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