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5月17日，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召開十周年之際，習近平總書記就推動哲學社會科學高質量發(fā)展再次作出重要指示，強調“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更好回答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從2016年5月17日重要講話提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到2026年強調“加快構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十年兩次講話的核心表述完成了從中國特色到中國自主的轉變，折射出新時代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話語邏輯的演進取向。而“中國之問、世界之問、人民之問、時代之問”這一固定排序中，“中國之問”始終居于首位，絕非隨意排列，其背后蘊含著深厚的本體論邏輯、方法論邏輯、敘事學邏輯和系統(tǒng)論邏輯

十年之變：從“中國特色”躍遷為“中國自主”

理解“中國之問”的首位性，需要首先把握十年兩次講話之間的轉換。2016年的座談會講話提出要在指導思想、學科體系、學術體系、話語體系等方面充分體現(xiàn)“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以“立足中國、借鑒國外，挖掘歷史、把握當代，關懷人類、面向未來”為總體思路。2022年4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國人民大學考察時進一步指出，“加快構建中國特色哲學社會科學，歸根結底是建構中國自主的知識體系”，從特色到自主的概念躍升由此完成。2026年的指示則將這一命題提升到新的戰(zhàn)略高度。

從“特色”到“自主”，意味著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不再僅僅是在西方學術范式下強調自身的特殊性，而是確立了扎根中國大地的知識生產主體性。有學者將此概括為從“世界的中國”即被外部標準所定義，走向了“中國的世界”即以中國為方法參與定義世界的文明自覺。這正是“中國之問”必須擺在首位的深層背景，因為只有首先回答中國場域中的根本性問題，才能為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奠定本體論基礎。

必須強調的是，“中國之問”之所以始終擺在第一位，歸根結底因為它是中國哲學社會科學自主知識體系建構的“元問題”。從本體論看，中國實踐是理論創(chuàng)新的根本根基，因為離開了中國式現(xiàn)代化這一最宏闊的實踐經驗，一切理論創(chuàng)造都無從談起。從方法論看，中國的問題必須由中國人從中國國情出發(fā)來解答，因為主體性的確立是一切有效認知的前提。從敘事學看，中國化敘事是全部敘事的邏輯起點，因為立足中國才能放眼世界。從系統(tǒng)論看，“中國之問”內含道路、強國、福民、強黨、精神五個子命題，為其他三問的回答提供前提、奠定基礎。

本體論邏輯：中國實踐是知識生產的根本根基

“中國之問”居于首位，首先是一個本體論命題。任何科學的知識體系都建立在特定的實踐基礎之上，不存在脫離實踐的抽象理論。習近平總書記強調，“理論一旦脫離了實踐，就會成為僵化的教條，失去活力和生命力”。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首先要解決“知識的根基在哪里”這一根本問題。

當代中國最宏闊、最具原創(chuàng)性的實踐，無疑是推進中國式現(xiàn)代化。這一實踐蘊含著人口規(guī)模巨大、全體人民共同富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協(xié)調、人與自然和諧共生、走和平發(fā)展道路等特征，其復雜性和獨特性超越了既有理論框架解釋范圍。西方現(xiàn)代化理論以“工業(yè)化—城市化—民主化”的三段論描述社會變遷，但中國式現(xiàn)代化所呈現(xiàn)的內涵是在超大規(guī)模人口條件下實現(xiàn)共同富裕、在保持社會穩(wěn)定的同時推進深刻變革，這已遠遠超出西方知識體系的概念容量。當實踐本身已經走在既有理論前面時，理論創(chuàng)新就必須回到中國實踐這個根本本體上來。

毋庸置疑，四問之中，“中國之問”直面最根本的實踐土壤，也就是離開了中國具體實際，回答其他三問就會淪為脫離國情的空談。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離開特殊性便無所謂普遍性，“中國之問”所回答的中國場域中的特殊命題，恰恰是通向普遍性認識的根本路徑。

方法論邏輯：中國的問題必須由中國人自己來解答

從方法論角度看，“中國之問”的第一位序意味著主體性的先行確立。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走自己的路，是黨的全部理論和實踐的立足點”。解答“中國之問”，必須從中國基本國情出發(fā)，并由中國人自己來解答。這不是排外或封閉，而是對知識生產規(guī)律的尊重，因為一個民族的理論建構，只有在主體性確立之后，才有能力以平等的姿態(tài)與世界對話。

這一邏輯深刻體現(xiàn)在“兩個結合”的遞進關系中?！巴袊唧w實際相結合”被置于邏輯在先的位置，它所回應的正是“中國之問”的核心要求。即只有先搞清楚“中國是什么”“中國處于什么階段”“中國面臨什么實際問題”，才能真正做到理論與實際的結合。“第二個結合”是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相結合，同樣以深刻理解中國為本位，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作為民族的根脈，只有在本土語境中被充分激活和創(chuàng)造性轉化，才能成為知識創(chuàng)新的活水源頭。

在學術生產中，過去很長一段時間內，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研究存在著“言必稱希臘”的傾向：選題跟著西方期刊熱點走，概念體系從西方理論中搬運，評判標準以西文學界認可為準繩。其深層癥結不在于借鑒西方學術本身，而在于失去了以中國問題為出發(fā)點的自主性——當“中國之問”沒有被真正置于第一位時，對中國問題的研究也往往淪為西方理論的經驗注腳?！袄碚搫?chuàng)新只能從問題開始”，中國的理論工作者必須先回答好自己的問題，才有能力去回答世界的問題。

敘事學邏輯：中國化敘事是全部敘事的起點

從敘事秩序學角度審視，“四個之問”呈現(xiàn)出清晰的邏輯遞進結構，“中國之問”恰恰處于起點位置?？陀^來說，四個維度的敘事構成有機整體，但展開順序不可顛倒，即沒有中國化敘事所確立的主體性，世界眼光敘事就失去立足之地；沒有對中國道路的清晰回答，人民中心敘事就失去制度載體；沒有對當代中國方向的準確把握，與時俱進敘事就失去參照坐標。

這一敘事序列在空間維度上遵循從內向外的擴展。“中國之問”聚焦“自己的事”，要求解決好自身的發(fā)展道路和制度建構問題；“世界之問”拓展到中國與世界的關系；“人民之問”貫穿全部敘事；“時代之問”在時間維度上提供歷史方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所指出的那樣，發(fā)展21世紀馬克思主義必須“立足中國、放眼世界”。在這里，立足中國在前，放眼世界在后，不僅是空間順序，更是邏輯順序，意味著沒有堅實的中國根基，就不可能產生真正的世界眼光。

系統(tǒng)論邏輯：五個子命題的涵蓋與統(tǒng)領

從系統(tǒng)論角度看，“中國之問”具有最廣泛的覆蓋面?！爸袊畣枴辈皇且粋€單一問題，而是內含五個深層子命題的復合型問題域。一是道路之問：堅持和發(fā)展什么樣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怎樣堅持和發(fā)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決定方向，方向決定命運。二是強國之問：建設什么樣的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怎樣建設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強國？以中國式現(xiàn)代化全面推進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是“中國之問”的總答案。三是福民之問：如何解決新時代社會主要矛盾，不斷滿足人民對美好生活的向往？四是強黨之問：建設什么樣的長期執(zhí)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怎樣建設長期執(zhí)政的馬克思主義政黨？五是精神之問：以什么樣的精神狀態(tài)面對風險挑戰(zhàn)、推進民族復興？

道路、目標、價值、領導、精神五個子命題涵蓋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yè)的總體框架，構成解答其他三問的前提條件。連中國自己的道路方向、奮斗目標、人民福祉、黨的建設和精神氣質都回答不清楚，就無從談為世界謀大同、為人類謀進步。這種涵蓋性使“中國之問”獲得了優(yōu)先權，所以它不是單純的四個問題之一，而是其他三個問題的承載平臺。

立足當下，歷經十年發(fā)展，時代條件發(fā)生了深刻變化，特別是中國式現(xiàn)代化取得歷史性成就，但學術話語權和知識自主性還遠未跟上實踐步伐?！坝欣碚f不出、說了傳不開”的困境依然存在，中國發(fā)展的成功敘事仍經常被西方話語框架所曲解。正是因此，2026年將“自主知識體系”提升為核心命題。“自主”二字的分量在于它不再僅僅要求體現(xiàn)“中國特色”，而是要求知識體系從根本上具備自我生成、自我解釋、自我更新的能力，這就是必須要用中國理論闡釋中國實踐，用中國實踐升華中國理論。而這一切的前提，就是首先回答好“中國之問”。只有把中國走的什么路、要實現(xiàn)什么目標、依靠什么力量、遵循什么價值回答清楚了，自主知識體系的建構才有明確的坐標系和方向感。“中國之問”的首位性，正是“自主知識體系”的內在要求：知識體系要“自主”，就必須以自主回答“中國之問”為前提。

總而言之，十年兩次“5·17”講話所勾勒的從“中國特色”到“中國自主”的演進軌跡，已經昭示了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歷史方位。正如習近平總書記在2016年那次具有里程碑意義的講話中所指出的那樣，“這是一個需要理論而且一定能夠產生理論的時代，這是一個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夠產生思想的時代”。而屬于這個時代的理論和思想，必須而且只能從回答“中國之問”開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