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振鐸是現(xiàn)代著名文學(xué)家、學(xué)者，在抗戰(zhàn)期間，他冒險搶救了大量文化典籍，其中宋元明清善本就達到一萬五千余種。上海書店出版社近期推出的《鄭振鐸日記（1939年）》為首次整理出版，日記內(nèi)容詳細記錄了其買書、編書目、教學(xué)、交游等，進一步補充抗戰(zhàn)期間文獻搶救這一偉大壯舉的細節(jié)，反映鄭振鐸為民族救亡圖存做出的貢獻。

《鄭振鐸日記（1939年）》鄭振鐸 著 鄭源 鄭煒昊 編 上海書店出版社

鄭振鐸嫡孫鄭源在書《序》中介紹，“2023年深秋，上海朵云軒拍賣公司友人告知，他們新近征集到我的祖父鄭振鐸先生1939年的日記，邀我前去看一看，一方面確認一下其字跡是否確屬鄭振鐸先生手跡，另一方面也請我看看內(nèi)容是否有涉及個人隱私等不宜公開之信息。聞此消息，我既感驚訝，又難掩興奮。1939年的上海，正處于危機四伏的‘孤島’時期，作為鄭振鐸先生后人，我深知那段歲月在祖父生命中的分量，更明晰這部抗戰(zhàn)時期日記所承載的歷史厚度?！?/p>

鄭振鐸1939年全年的日記本

上海書店出版社《鄭振鐸日記（1939年）》內(nèi)封

“次日，我如期赴約。工作人員小心翼翼地取出日記本交付于我，彼時內(nèi)心激蕩之情難以言表。手捧這本厚重的日記，思緒瞬間穿越時空，重回那個風(fēng)雨如晦的年代。‘孤島’時期的上海局勢動蕩，這本日記無疑具有極為重要的史料價值。我用略顯顫抖的手翻開泛黃的紙頁，祖父熟悉的鋼筆字跡即刻映入眼簾；扉頁之上，其署名‘西諦’清晰可辨。”

值得注意的是臺歷散頁的粘貼——標注1月1日的散頁粘貼于日記本1月2日位置，1月2日的散頁貼于1月3日位置，依此類推。起初鄭源頗為困惑，直至翻閱至6月11日頁面，見粘貼的散頁記錄著他父親兩周歲生日：“今日為貝貝二周歲生日……”而鄭源的父親實際生日為6月10日；再核對1939年大年“初一”為2月19日，臺歷散頁中相關(guān)記錄卻粘貼于2月20日，至此鄭源始得豁然明白：所有書寫于臺歷散頁的日記，均是記錄在后一日臺歷的背面。

日記內(nèi)頁

為佐證此判斷，鄭源歸家后又查閱了祖父鄭振鐸友人的日記史料。如《王伯祥日記》1月21日記載：“散館后，與調(diào)（徐調(diào)孚）、村（章雪村）偕歸，即過丏尊（夏丏尊）同赴東華（傅東華）、振鐸之約。蓋振鐸具酒，東華具肴，即在東華寓所宴集也。”而鄭振鐸日記中關(guān)于此次傅東華家聚餐的記錄，赫然見于1月22日的臺歷散頁：“六時許，到東華家喝酒。同座者有何（何炳松）、王（王伯祥）及開明諸友。談甚暢。十一時半始歸?！?/span>據(jù)此，鄭源有充分理由推測，祖父習(xí)慣于次日上午記錄前一日事情，故形成臺歷散頁的特殊粘貼規(guī)律。

彼時，鄭振鐸居住于靜安寺東廟弄44號（今愚園路67弄44號），他的岳父高夢旦先生家位于膠州路合豐里1027號?！肮聧u”時期局勢險惡，當鄭振鐸預(yù)感有風(fēng)險時，常暫居高家避禍，日記本平時亦隨之存于高家。因此，1939年日記中，臺歷散頁部分為居于東廟弄時所寫，而居于高家期間的記錄則直接寫于日記本內(nèi)。

鄭振鐸上海寓所——愚園路東廟弄44號（愚園路67弄44號）。從1936年至1949年，他的家一直在這里。1950年后鄭振鐸的妹妹一家仍然居住于此。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拆除。

鄭振鐸上海寓所——愚園路東廟弄44號（愚園路67弄44號）。從1936年至1949年，他的家一直在這里。1950年后鄭振鐸的妹妹一家仍然居住于此。直到20世紀90年代后期拆除。

這本日記為人們打開一扇窗，窺見在民族危難之際，一群手無寸鐵的文化人是如何以筆為劍，以紙為陣，進行著一場無聲而堅韌的文化保衛(wèi)戰(zhàn)，為人們進一步了解鄭振鐸在“孤島”上海堅持文化救亡的歷程，提供了最為真實、直接的史料支撐。從這部1939年日記可見，鄭振鐸秉持每日記日記的習(xí)慣，且對每一頁記錄均精心保存——即便是臺歷散頁，亦細心粘貼于日記本對應(yīng)日期頁，全年365天無一日空缺，完整性實屬罕見。

鄭振鐸

據(jù)現(xiàn)有記錄，鄭振鐸最早的日記為1927年大革命失敗后，其赴歐洲避難期間所著的《歐行日記》。該日記于1934年10月由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出版，但僅收錄1927年5月21日至8月31日的內(nèi)容，正如鄭振鐸所言“半部之半”。當時因數(shù)次搬家，以及1932年“一?二八”事變中日軍轟炸上海商務(wù)印書館，鄭振鐸位于東寶興路的居所遭日軍刀劈斧砍，損失慘重。在顛沛流離的慌亂之中，鄭振鐸大部分日記原稿散失，僅余四分之一被家人悉心珍藏，歷經(jīng)劫難得以留存。鄭振鐸對此格外珍視，卻也憂心若再遇浩劫，剩余原稿或?qū)⒅氐父厕H。恰逢上海良友圖書印刷公司向其索稿，為避免原稿再遭損失，亦為賺取稿酬維持家用，鄭振鐸遂將剩余日記交付出版，即今日所見之《歐行日記》。

鄭源說：“祖父1927年5月以前的日記至今尚未發(fā)現(xiàn)，1928年2月29日至1939年間長達十年的日記亦告缺失；1946年、1950年至1952年的全年日記同樣未見留存。目前已發(fā)現(xiàn)的祖父日記中，除這部新發(fā)現(xiàn)的1939年日記外，其余均收藏于中國國家圖書館。2006年，經(jīng)陳福康教授整理，《鄭振鐸日記全編》出版發(fā)行，然所謂‘全編’，實則僅為其一生日記的一小部分。此次1939年日記的發(fā)現(xiàn)，恰好彌補了祖父在上?！聧u’時期部分日常記錄的空白。衷心期盼那些尚未發(fā)現(xiàn)的日記仍存于天壤之間，未來能有更多驚喜發(fā)現(xiàn)。”

日記內(nèi)頁

當讀者打開這本《日記》會發(fā)現(xiàn)，1939年，鄭振鐸觀看了大量外國原文電影，據(jù)統(tǒng)計全年觀影達182場，有時一日竟達兩三場。這些電影多為英文原版，鄭振鐸精通英文，故日記中電影名稱均以英文書寫。得益于自身英文基礎(chǔ)，鄭源在翻譯這些英文電影名稱時未遇明顯困難。

鄭源表示：“我要特別感謝那位將這本小小的日記本悉心保管八十余載的人士及其家族——這背后是三代乃至四代人的堅守，殊為不易。期盼本書的出版，能助力世人更深入地了解那段特殊的歷史，銘記在危機四伏的‘孤島’之上，始終有人為守護文化尊嚴與民族未來，點亮著不滅的精神之光。”

《鄭振鐸日記（1939年）》編者鄭源，鄭振鐸嫡孫，民進鄭振鐸研究會顧問、福州鄭振鐸紀念館名譽館長。另一位編者鄭煒昊，鄭振鐸曾孫，青年歷史學(xué)者，策展人，民進鄭振鐸研究會副會長，商務(wù)印書館館史講解員，暨南大學(xué)振鐸班校外學(xué)術(shù)輔導(dǎo)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