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十三歲的安東尼·霍洛維茨走入英格蘭沃里克郡的Rugby學校時，這位猶太裔中產階級出身的男孩已經(jīng)立志成為作家，生日那天平日里為他講述《弗蘭肯斯坦》的母親為安東尼準備了一份驚喜大禮——一尊人類頭骨模型。多年之后，已經(jīng)成為新時代推理大師的霍洛維茨調侃道，這件別致的禮物是在提醒每次他完結一個故事，在家人眼中他確實“形容枯槁”。

安東尼·霍洛維茨

兩次世界大戰(zhàn)之后的英帝國，唐寧街的政治家們面臨一種難以名狀、前所未有的局面，從事后諸葛亮的角度來說，是如何讓大英帝國體面地離開世界支配的位置。這注定是一種極為糾結的心態(tài)，埃及追索蘇伊士運河的主權，美蘇在“刪除”英國霸權的問題上達成了驚人的一致，讓出中東話事人位置之后，日不落神話的土崩瓦解在殖民地相繼獨立的消息聲中被反復確認，如同釘子一顆顆地敲進棺木里。而英國推理小說（Whodunit）的逆勢爆發(fā)則是那個下行時代的異數(shù)。

1897年，G.K.切斯特頓發(fā)表了著名的檄文《為偵探小說辯護》。自推理小說誕生以來，它一直被認為是“俗”的文學，雖然廣受公眾的歡迎，但是總是在地位上矮人三分，著名的批評家利維斯用“偉大的文學傳統(tǒng)”為歐洲文學安排座次，推理小說這種消閑的、“罪惡”的城市讀物，自然是無法上桌的，批評家們言之鑿鑿，社會中上層貴族用純文學、經(jīng)典著作確認自己、劃分他人。當年輕的切斯特頓站出來時，他把推理小說與城市文學（蓬勃發(fā)展的城市化）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其后他的“布朗神父探案系列”聲名鵲起，塑造了一代英國人的精神氣質。切斯特頓為推理作品的聲辯，是大眾文藝、城市文藝、通俗文藝反抗舊文化、舊制度、舊世界的先聲，而“二戰(zhàn)”后的伯明翰學派則以知識分子集團的姿態(tài)向冒著貴族氣的“偉大的文學傳統(tǒng)”宣戰(zhàn)，用盧冶在《推理大無限》中的話來說：“一切文學都有標簽，是由特定的動機貼上去的，‘雅’和‘俗’的界限總是在變動，沒有什么天生的‘偉大’、自然的‘低俗’?！备M一步地，這些學者揭示文學演進過程中客觀存在的諸多因素——“越是時尚之物，其背后的政治、文化和哲學思想，越值得研究。”歷經(jīng)百年，切斯特頓與伯明翰學派們的努力沒有白費，推理，早已超越了小說本身，成為英國文化走向世界的一部分，殖民地已成昨日黃花，但福爾摩斯、波洛這些偵探的形象卻始終活躍在全世界的熒幕、書頁和想象當中。

所以，安多尼·霍洛維茨是如何接過柯南·道爾、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權杖，成為英國推理圈甚至世界范圍內最知名的推理小說家之一的呢？

當我們回到蘇珊·賴蘭系列故事的源頭《喜鵲謀殺案》時，讀者仿佛坐上了一臺時間機器，通過霍洛維茨精妙的“套寫”技術，我們得以穿梭在現(xiàn)代和近代之間，追隨偵探阿提庫斯·龐德、編輯蘇珊，一起破解一樁互相勾連糾纏的謎案。在《喜鵲謀殺案》之前，霍洛維茨創(chuàng)作的“霍桑探案系列”大獲成功，作者總是在虛構世界里以身入局，以自己視角的沉浸感牢牢地吊住讀者的胃口，當人們習慣了滔滔不絕、聰明外露的偵探，同時，對設計繁復、技巧刁鉆的殺人技法感到厭煩時，霍洛維茨筆下清新淡雅的故事風格無疑會令人眼前一亮。接續(xù)“霍桑系列”的優(yōu)點，《喜鵲謀殺案》所呈現(xiàn)的蘇珊故事則有了顯著的變化，在我看來帶來這種突變的緣由，源自于主人公蘇珊·賴蘭的獨特身份——圖書編輯。

編輯到底是怎樣的一類人呢？

在《天才的編輯》一書中，作者A·司各特·伯格記錄了一位傳奇編輯——麥克斯·珀金斯。編輯，總是坐在第二排的人，是聚光燈外的人，是舞臺帷幕后的人。而珀金斯服務的那些星光熠熠的作者——菲茨杰拉德、海明威、拉納德……而霍洛維茨筆下的蘇珊顯然沒有這么好命，她負責的作者艾倫·康威總是那么桀驁不馴，即便“阿提庫斯·龐德系列”叫好又叫座，艾倫卻總是更想接近純文學，試圖皈依“偉大的文學傳統(tǒng)”，而不想掉在推理小說的米缸里。編輯與作者之間的角力，這位看似和偵探?jīng)]有任何關系的職業(yè)女性，基于自己的工作倫理與難纏的作者的相愛相殺，不僅增加了故事的“鍋氣”，也讓讀者的好奇心愈發(fā)加重。

略帶戲謔的推導本身說明了蘇珊系列探案故事具有強烈的娛樂性，而出色的影視改編更是為霍洛維茨的小說增色不少。作者自己擔綱編劇，使得BBC版本的電視劇張弛有度、不損原汁原味，每當看到蘇珊駕駛著名爵老爺車在英格蘭的鄉(xiāng)間、城市奔波，在不同的路口與另一條時間線上的人物擦肩而過，總能令人想起阿加莎小說中英國推理黃金時期的影子。在該系列第二部《貓頭鷹謀殺案》里，大偵探龐德對助手吐槽說當時（二戰(zhàn)后）技術進步，事務所里的各種新玩意兒越來越多，他對此感到無奈，“技術是多了，但是人味兒是越來越少了”。在一票同行挖空心思設計前所未有的密室、聞所未聞的毒藥，抑或是徹底地走向“社會派”，悲天憫人地關注社會、希圖在虛構里解決現(xiàn)實問題時，霍洛維茨哼著維多利亞時期的小調，披著陳舊但不過時的英式風衣，優(yōu)哉游哉地走在追尋黃金時代蹤跡的小徑上。

新作《翠鳥謀殺案》作為該系列的終章，可以說是霍洛維茨的集大成之作。如果對作者個人經(jīng)歷稍有了解，小說會讓人有頗多會心之處。諸如“原著作者死了，續(xù)寫作者如何自處？”“謝邀，家里剛剛分遺產，如何讓自己多分一些，在線等?！薄半y以抉擇，是繼續(xù)追求事業(yè)，還是選擇愛情？”……在霍洛維茨的故事里，沒有接二連三的謀害，也沒有罪大惡極的變態(tài)，讀者唯一需要對抗的或許是那種已經(jīng)形成定式的“反轉-反轉-再反轉”，正如阿加莎·克里斯蒂所堅信的那樣，一個人的人性是恒定不變的，霍洛維茨在承接這一神髓的同時，加上了不斷變動的時代，更令這種永恒人性探索路上的分叉之處格外撩動人心。

影視劇中的蘇珊、龐德形象

仔細想來，蘇珊·賴蘭系列探案故事里的人物，蘇珊除了做書，什么都干不了；艾倫·康威除了寫書“報復社會”（把周遭所有人都寫進小說里），也什么都干不了，他的純文學作品根本沒有人喜歡；戲中戲里的大偵探阿提庫斯·龐德除了探案，也什么都做不了，衣食住行都需要自己的助手代勞——我相信，霍洛維茨寫小說時也在“報復社會”，他的童年經(jīng)歷，家道中落的困頓，在一文不名前的遭人輕視，獲得成功后又被別人指摘只會寫“低俗”的偵探小說……而對于我們來說，或許好故事本身就有一種無需附麗的愉悅了，當我們被作者帶進那個如夢似幻的英國故事，佇立在記憶、想象、匠心凝結成的推理迷宮之中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