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7月23日，報人卜少夫在重慶《時事新報》發(fā)表《穆時英之死》一文。其后，此文收入氏著《無梯樓雜筆》及嚴家炎、李今編《穆時英全集》卷三附錄“對穆時英的評論與回憶”之部，為學界共知。卜文以親歷者的視角、立場，備敘穆氏旅港時期生平行止甚詳，就中亦有一段記述穆氏著述之文，頗可注意：

在這期間，他讀了很多關(guān)于政治的書，他把他的英文更溫習好。（他曾用英文寫了一篇叫做《十字架》的小說，投寄給《天下雜志》[，]據(jù)溫源寧先生說，他的英文造詣在水準以上。）且又自修日文。

據(jù)此，李今纂《穆時英年譜簡編》1939年10月條亦保存了這一線索，并記錄道：“還有人回憶穆時英用英文寫過一篇小說《十字架》，投寄給《天下雜志》，備考。這表現(xiàn)了穆時英打算像林語堂那樣，用英文寫作的努力?！钡聦嵕烤谷绾危砦匆娪兄型鈱W者專門探討，不免令人遺憾。

按：T'ien Hsia Monthly（《天下》）于1935年8月在上海創(chuàng)刊，是在中山文化教育館的資助下、由中國知識分子自主創(chuàng)辦的一份全英文刊物，面向當時上海及在華、域外之英文讀者，以促進中西文化交通、宣揚“天下為公”理念為己任。該刊與The China Critic（《中國評論周報》）的創(chuàng)辦、發(fā)展，可謂將近人王韜、陳衍所言之中國宜自設(shè)“西字日報”“洋文報館”一議落到實處，不使西人所辦西文報刊專美于前。負責該刊在國內(nèi)及美、英等西方國家發(fā)行銷售業(yè)務(wù)的，也是別發(fā)洋行（Messrs. Kelly & Walsh, Ltd.一名“別發(fā)印書館”）此一近代著名的西書、西方漢學書刊出版商，亦是“19世紀中后期至20世紀中期的中國乃至東亞地區(qū)最具規(guī)模的英文書籍出版及銷售商”（黃海濤《清末民初上海的西書店別發(fā)洋行》，《文史知識》2011年第十二期）。除每年6、7月份休刊外，該刊基本上維持在每月15日出版一期的水準，直至1940年8月起，才由于用紙、經(jīng)費等壓力改為雙月刊。

該刊總編輯為吳經(jīng)熊，溫源寧任主編，林語堂、全增嘏任編輯，姚莘農(nóng)（姚克）、葉秋原后亦參與編輯事務(wù)。抗戰(zhàn)爆發(fā)后，1937年底主要編者雖移居香港，仍堅持出版不輟，直至1941年8、9月間，以太平洋戰(zhàn)事波及港島而停刊，前后總共出版五十六期。常設(shè)有“編者的話”“專論”“譯文”“紀事”“書評”“通信”等欄目，發(fā)表了大量解讀、研究中西詩文的論文和文化評論，尤其中國古典文學、新文學作品的英譯文。其中，溫源寧的Imperfect Understanding（《不夠知己》）系列寫作、林語堂的《浮生六記》英譯（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及Feminist Thought in Ancient China（《古代中國的女權(quán)思想》）、Contemporary Chinese Periodical Literature（《當代中國的期刊文學》）、The Aesthetics of Chinese Calligraphy（《中國書法美學》）等論著，皆曾在此揭載。

但在二十一世紀之前，要查閱這一全套刊物并不容易。這是由于，收藏有全套《天下》雜志的機構(gòu)并不為多，只有北京大學圖書館、上海社科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等寥寥數(shù)家，若欲將其用作研究資料，殊感不便。直至2009年11月，北京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才影印出版了全套十一卷五十六期的《天下》雜志，為我們這些慣于看圖書館、檔案館老爺太太臉子的人提供了一點方便。然而，通檢該刊總目及歷年所載諸文，嚴慧著《超越與建構(gòu)——〈天下〉與中西文學交流（1935-1941）》（2011）及附錄《〈天下〉月刊〉目錄（中譯）》、彭發(fā)勝著《向西方詮釋中國：〈天下月刊〉研究》（2016）、黃芳著《多元文化認同的建構(gòu)：〈中國評論周報〉與〈天下月刊〉研究》（2018）及附錄《〈天下月刊〉目錄（中英文對照）》等研究成果，均未曾見載有署名穆時英的英文小說。

更重要的是，該刊發(fā)表的小說作品實在少得可憐（偶見詩歌、散文，數(shù)量仍很少），且只有“譯文”（Translations）欄目刊載新文學作品如魯迅《懷舊》《孤獨者》《傷逝》等的英譯文?！短煜隆芳任匆娪腥魏卧瓌?chuàng)性質(zhì)的英文小說，亦未就此類作品專門設(shè)立欄目，豈可為穆時英一篇英文小說專辟發(fā)表之特區(qū)？實際上，遍覽該刊可見，其間既無穆時英以真名實姓或我們已知之任一筆名發(fā)表的任何文章，也并未刊載過一篇名為《十字架》的小說。

故此，穆時英并未在《天下》發(fā)表過《十字架》此一英文小說之事，庶幾可以定讞。但即便如此，卜少夫所謂穆氏“曾用英文寫了一篇叫做《十字架》的小說，投寄給《天下雜志》”之說仍有存在之一線可能，因為這里卜少夫所形容者，是“投寄”而非發(fā)表、出版，一文之最終未能順利刊出，并不代表著當時作者沒有投稿；另一方面，其所謂“據(jù)溫源寧先生說，他的英文造詣在水準以上”“且又自修日文”諸說亦不無可能，因為那很可能是溫先生的客氣話，不過是給予投稿者一種鼓勵而已。但無論如何，要證實或證偽此二問題，都需要我們開掘新的文獻資料，作出進一步的研究。

然則穆時英的這一投稿行為發(fā)生于何時？因無其他資料可參證，我們只能依據(jù)卜少夫的證言。依卜文所云，其發(fā)生于“二十八年冬與二十九年春”的“這四五個月”。在這期間，穆氏“每天關(guān)起房門來讀書，讀到天明”，也溫習英文、自修日文，并向《天下》投寄其英文創(chuàng)作《十字架》。換言之，若卜說無誤，即1939年冬至1940年春為穆時英投稿之時間。但在事實上，穆氏于1939年10月底即返歸上海，因此，卜說之時間上下限不僅有誤，穆時英的投稿時間亦須逆推于1939年10月底之前，方不失其合理性。也正因其具體時間不能詳知，《穆時英年譜簡編》將此事系于1939年10月條下，似不如置于1939年“同年”條下較為妥當。至于將卜少夫的這一證言解讀為“這表現(xiàn)了穆時英打算像林語堂那樣，用英文寫作的努力”，或疑屬“過度詮釋”。因如何努力云云，對作家、學者及任一操弄文字者而言，是非得見其作品、實績才可論定的，否則只能是一想象。

總之，到目前為止，我們只能得出此一結(jié)論，即《天下》雜志并未發(fā)表過穆時英所作英文小說《十字架》，其余諸點，仍得存疑。

2019年6月14日為穆時英逝世七十九周年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