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xiàn)代學術意義上的中國佛教史研究起步于近代，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學界的中國佛教史研究漸趨繁盛。然而，一方面，研究框架仍以佛教宗派為主，另一方面，對宗派的研究多聚焦于在佛教思想上多所創(chuàng)發(fā)之人物。

具體到宋代天臺宗史的研究上，與山家派代表人物四明知禮相比，慈云遵式受到的關注并不多。慈云遵式（964-1032）是北宋天臺宗山家派高僧，浙江寧海人，一生著作宏富。他的著作為自宋以降的佛教懺儀提供了規(guī)范，并為凈土理論發(fā)展做出獨特的貢獻。目前針對遵式的已有研究主要集中在生平、懺法思想、禮懺實踐等方面。在佛教中國化的視閾下重新審視和挖掘遵式在宋代天臺宗史乃至中國佛教史上的價值與意義，成為遵式研究的可能突破點。

有鑒于此，浙東佛教文化研究院、七塔禪寺、棲心圖書館特別聯(lián)合中國人民大學佛教與宗教學理論研究所、北京大學佛教研究中心、寧波大學人文與傳媒學院、（臺灣）南華大學宗教學研究所、（臺灣）法鼓文理學院佛教學系，在慈云遵式（964-1032）誕辰1055周年之際，于2019年11月9日至10日舉辦了以“慈云遵式與宋代天臺佛教”為主題的“第三屆天臺佛教學術研討會”，30多位兩岸學者齊聚一堂，展開對遵式的全方位多角度研討，借此重估遵式的歷史價值。

天臺宗：佛教中國化的重要成果

佛教自兩漢之際、公元前后傳入中國后，便開始了漫長的中國化歷程。從思想的層面看，佛教經(jīng)歷了漢代佛道、魏晉佛玄、南北朝格義與學派化的發(fā)展階段后，在隋唐時期趨于繁榮，陸續(xù)產(chǎn)生了中國化的佛教宗派，為佛教思想的中國化奠定了堅實的理論基礎。其中，由隋代智者大師創(chuàng)立的天臺宗是中國佛教史上較早形成的深具民族化特征的宗派，自成一套完整的高度組織化的理論與實踐體系，對隋唐以來成立的佛教宗派有著不同程度的影響，在中國佛教宗派格局中占有重要地位，成為我國傳統(tǒng)文化的有效組成部分。

天臺教義以定慧雙修、止觀雙運為核心原則，強調(diào)理論與實踐的不可偏廢。本次研討會有多篇論文就天臺宗創(chuàng)立史上的重要人物及其思想展開討論，如尚永琪（寧波大學，《古代政治事件解讀的文本陷阱：以前秦對龜茲的征伐為例的探討》）、劉泳斯（中央民族大學，《天臺宗的地域化：從慧思大師宋代以來的傳記演變看天臺佛教地域化特征》）、伍先林（中國佛教研究所，《天臺智者大師的教觀雙美思想初探》）、劉振（臺州學院，《天臺智者大師“佛意”思想辯證》）等。其中，劉泳斯通過梳理南岳慧思的歷代傳記特別是宋代以來傳記材料的演變，發(fā)現(xiàn)天臺宗在當?shù)孛媾R的實際問題并不同于全國流行的佛教宗派義理體系構建，而是佛教在地方社會實際的生存發(fā)展，從歷史聲望乃至廟產(chǎn)歸屬。在這個意義上說，天臺宗乃至于中國佛教也是一個復數(shù)，是由一個個不同的地方佛教構成的，具有地方多樣性的中國佛教。

天臺宗在宋代的新發(fā)展

天臺宗歷經(jīng)隋唐兩代的發(fā)展，在唐末五代的衰落后在宋代重新得以復興。天臺宗發(fā)軔于天臺山，浙江特別是浙東地區(qū)自古以來即是天臺宗弘揚與傳播的重要區(qū)域，也是宋代天臺宗復興的主要區(qū)域。在宋代，浙東地區(qū)聚集著眾多的天臺宗高僧，如寶云義通、四明知禮、慈云遵式、凈覺仁岳、廣智尚賢、神照本如、南屏梵臻、石芝宗曉、志磐等，他們?yōu)榇龠M天臺宗在宋代的發(fā)展做出了積極貢獻。

除對本屆研討會主題人物慈云遵式的研討外，許多學者涉及到天臺宗在宋代發(fā)展的其他人物、著作及事件，它們均與浙東有著不解之緣。如張風雷（中國人民大學，《高麗義通與宋初天臺宗之中興》）、賴賢宗（臺北大學，《天臺止觀通明禪的創(chuàng)發(fā)與其在宋代的發(fā)展之詮釋》）、林志欽（真理大學，《志磐<佛祖統(tǒng)紀>所依據(jù)之典籍考察》）、張云江（華僑大學，《寧波延慶寺的“十六觀堂”》）、樓正豪（浙江海洋大學，《<樓鑰集>里的天臺宗世界》）等。其中，張風雷討論了慈云遵式的老師高麗天臺宗僧寶云義通的生平、思想及其對天臺宗發(fā)展的重要貢獻，謂之“繼往圣之絕學，開中興之新局”。最后指出知禮與遵式的所言所行，是“接著”義通的所言所行而加以發(fā)揚光大的；他們所成就的，正是義通未竟之事業(yè)。

慈云遵式歷史價值的“再發(fā)現(xiàn)”

本屆研討會的主題是“慈云遵式與宋代天臺佛教”，多數(shù)論文專就遵式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下面按主題分類概述。

遵式與懺法。天臺宗不僅豐富了中國佛教乃至中國哲學思想，其對中國佛教的另一大貢獻是豐富了儀軌內(nèi)涵，天臺的懺儀成為中國佛教的寶貴財富。而在天臺懺儀的發(fā)展史上，遵式起到了關鍵作用。遵式被稱為“慈云懺主”，他畢生致力于實踐和弘揚懺法，把懺法變成了一種普及于僧俗的修行方式，由此形成了他所特有的懺法思想與實踐，影響至今猶存。懺法為何會在宋代天臺宗中勃然興起？原因或如吳忠偉教授所言，伴隨著唐宋社會形態(tài)轉折，宋代佛教逐漸退出主流意識形態(tài)領域，轉而致力于拓展“社會”領域空間，尋求以“制度”性職能的方式落實其對俗世的參與；此于天臺宗來說即表現(xiàn)為，通過“山家山外”之爭確立了以“懺法”為主要行法的職能定位。

遵式留下的懺法儀軌文本很多，此次研討會有多篇論文具體討論了遵式的懺法文本，其中的“凈土懺”尤其引人關注?！锻鷥敉翍栽竷x》是遵式撰述的凈土類懺文，被稱為“大凈土懺”，黃夏年（中國社科院，《慈云大師與<往生凈土懺愿儀>》）將其與《法華三昧懺儀》進行比較，考察了該懺文的來歷及其影響，指出今天中國佛教凈土宗成為與禪宗并列的一大宗門，念佛修習凈土宗的信眾成千上萬，此與遵式的推動有重要關系，也離不開《往生凈土懺愿儀》的作用。心悟（杭州佛學院，《基于遵式大師大小凈土懺理論模型的關系研究》）認為在天臺懺儀系統(tǒng)內(nèi)，每一獨立懺儀皆以十科行法為主要內(nèi)容，未在原版基礎上改編形成獨立小儀軌。但遵式所作的大小凈土懺是一種特殊的存在。作者從內(nèi)容關系、對機關系、修行關系、效用關系等多維度探討二者的關系，認為小本是大本的簡行，大本是小本的深化。徐爽（浙江理工大學，《大悲懺、凈土懺的制作與流行》）指出宋代所流行的天臺懺法主要是知禮、遵式應時代所需撰制的新懺法大悲懺和大小凈土懺，其特色是將修懺滅罪思想與觀音救苦救難思想、念佛往生的凈土思想銜接起來，懺悔儀軌與觀音信仰結合成為大悲懺、與凈土法門結合成為凈土懺法。

關于《金光明懺法補助儀》、《請觀音三昧儀》等懺法文本，也有學者專文探討。正持（南華大學，《遵式<金光明懺法補助儀>之觀行方法探析》）首先介紹了《金光明懺法補助儀》及其組織結構，探討了遵式制作《補助儀》的原因，《金光明護國道場儀》與《補助儀》的關系，其次針對目前學界對十科事儀的討論，偏向于事儀的說明，忽略對理觀運想的部分，探析了《補助儀》的觀行方法。郭秀年（法鼓文理學院，《慈云遵式的觀音法門：以<請觀音三昧儀>為主》）通過對《請觀音三昧儀》的分析指出，有別于當時重視隱居、止觀實踐與嚴謹持戒的天臺山外派，遵式的觀音懺法或往生凈土懺儀都結合當時的社會型態(tài)，提供一種適用于現(xiàn)世僧俗大眾可以共修的佛教修行法門。另有李萬進（四川師范大學，《遵式天臺懺法思想研究》）、善覺（戒幢佛學研究所，《略探慈云遵式的懺法思想》）等亦就遵式的懺法思想展開探討。

此外，陳英善（法鼓文理學院，《慈云遵式于天臺止觀之運用——以食觀法為主》）指出在慈云遵式的諸多論著中，有不少篇幅討論與“食”相關的文章。而有關慈云遵式的食觀法，基本上乃依循于南岳慧思的食觀法，且廣運用天臺智者的三諦三觀。由此可知，慈云遵式的食觀法，與慧思、智者大師之密切關系。吳忠偉（蘇州大學，《從“施食觀想”到“誠敬感格”——遵式、朱熹與宋代人/鬼溝通論對論》）認為“施食觀想”濟拔“惡鬼”是宋代天臺懺法職能的突出表現(xiàn)，遵式是這一行法理論與實踐的集大成者。相對于天臺宗人以“實證”的“施食觀想”濟拔“惡鬼”，溝通人/鬼世界，宋代理學家在“鬼靈”世界問題上表現(xiàn)為一種回避或猶豫：一方面在理論上，理學家用“理氣”論來解釋“鬼”，但又抱著“存而勿論”的態(tài)度；另一方面在實踐上，則又重視“祭祀”，通過“誠敬感恪”而溝通人與祖靈。張雪松（中國人民大學，《論慈云遵式的“改祭修齋”》）指出遵式提倡將中國民間信仰祠廟中的血食祭祀改為素食齋供，是佛教對民間信仰的嘗試性改造，為中國宗教祭祀提供了一種新的重要的思維邏輯。

遵式與凈土信仰。北宋天臺宗呈現(xiàn)出臺凈合流的思想傾向，這在知禮、遵式等天臺宗僧身上有明顯體現(xiàn)。尤其是遵式，在中國凈土宗的發(fā)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對凈土思想的發(fā)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動作用。本次研討會有多篇論文就此問題展開討論。例如，王公偉（魯東大學，《慈云遵式與中國佛教凈土宗的發(fā)展》）指出遵式將凈土思想引入天臺懺法，規(guī)范盂蘭盆、放焰口等儀軌，為凈土宗注入新因素，同時彌補凈土宗的不足，是凈土宗發(fā)展過程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韓煥忠（蘇州大學，《慈云遵式的凈土信仰》）指出遵式在終極信仰上歸趣彌陀凈土，并從依經(jīng)立信、切愿往生、觀想正行三個方面解讀了慈云遵式的凈土信仰。李想（中國社科院，《從慈云遵式到靈芝元照——宋代天臺系“唯心凈土”敘事的構建及特點》）認為遵式的凈土論述得到了靈芝元照的學習和引用，并由此發(fā)展出元照獨特的唯心凈土觀。趙偉（青島大學，《遵式臺凈合一的護教觀》）重在論述遵式的臺凈合一，及為天臺宗爭取發(fā)展空間所做的努力。

遵式與天臺教義。以往學界傾向于認為，遵式與知禮相比，對天臺教義的創(chuàng)發(fā)不多，更側重于天臺實踐即懺法的弘揚，故對遵式的天臺教義研究不多。實際上，遵式也是位精研天臺教義的義學僧人，其懺法及其他實踐活動中都蘊含著其對天臺教義的深刻理解。多篇論文就此問題進行了論述?？上?span style="color: rgb(128, 128, 128);">（浙東佛教文化研究院、七塔禪寺，《慈云遵式凈土思想之天臺教義初探》）認為遵式在其凈土念佛懺儀及凈土相關撰述中始終貫徹著天臺圓教思想，其“圓融說”“實相義”和“一念心”，都是在天臺“性具”學說理論基礎上的展開。楊浩（北京大學，《慈云遵式<天竺別集>天臺思想探析》）在綜述遵式以往研究的基礎上，認為遵式雖然一生重點在于天臺懺法的研究與天臺思想的宣講，但從遵式后世所編訂的文集《天臺別集》中，也能看出遵式在繼承天臺思想的同時，在心性、止觀、法界、佛性等方面也有著自己的理解與體會。黃國清（南華大學，《天臺圓教的趣入之道——以慈云遵式<金園集>與<天竺別集>為中心》）指出遵式對圓教法義只給出精要說明，側重以實修進路來趨向實相領悟。他以一念三千與三諦圓融等精要實相法義為根據(jù)，論說禮懺行法與念佛法門作為圓教趣入之道的深層原理，使其成為趣入中道實相的可行方法。

遵式與《注肇論疏》。關于《注肇論疏》的作者是否是慈云遵式的問題，也是此次研討會頗受關注的議題。歷來學、教兩界皆認為《注肇論疏》的作者遵式即是慈云遵式，丁建華（浙江工商大學，《空有之辨：論慈云遵式對<物不遷論>的詮解》）即在此觀點的基礎上分析了遵式對《物不遷論》的解釋思路，認為遵式以如來藏系理論背景詮解《物不遷論》，展現(xiàn)其具有獨特思想內(nèi)涵的“不遷”理論。然而，楊玉飛（宜春學院，《遵式<注肇論疏>的歷史定位》）卻指出，考諸慈云遵式的傳記及相關文獻，未能發(fā)現(xiàn)其著《注肇論疏》的蹤跡。那么，《注肇論疏》是否為慈云遵式，抑或另有其人？日本學者雖對此提出了一些質疑，但由于證據(jù)不足，最終結論僅停留在懷疑階段。作者在日本學者研究的基礎上作了進一步的考證，指出《注肇論疏》的作者并非慈云遵式，而是另外一位圓義遵式。如此說成立，慈云遵式在天臺宗的歷史地位及《注肇論疏》在思想史上的地位也許需要重新對待。

遵式的其他面向。楊維中（南京大學，《宋至明清蘇州北禪寺的天臺宗傳承》）認為北禪寺與天臺宗的傳播特別是遵式系統(tǒng)有直接關聯(lián)。慈云遵式弟子思永在蘇州圣果寺傳播天臺宗教義和懺法，后有凈梵隨其學習，于蘇州北禪院弘傳臺教。慧觀（杭州佛學院、浙江工商大學，《“空華”譬喻及其相關問題——以解讀遵式<南岳禪師止觀后序>所見“捏目空華”為目的》）通過梵語考察了遵式《南岳禪師止觀序》中“捏目空華”的詞匯來源和形成過程，順帶考察了作為后續(xù)延伸表現(xiàn)的“捏目生花”乃至其縮略形式“生花”等對日本等海外所產(chǎn)生的影響。陳堅（山東大學，《“生命的盡頭是一束花”：遵式大師<遐榻銘>中的“死亡美學”》）認為遵式的《遐榻銘》是佛教“死亡美學”的巔峰之作，遵式的“遐榻”透露著濃郁的浪漫主義審美氣息，而這種浪漫主義的審美氣息與佛教的“涅槃”境界密切關聯(lián)，遵式在“遐榻”中實現(xiàn)了美麗的“新生”。張凱（寧波大學，《北宋天臺宗的放生實踐：以慈云遵式、四明知禮為中心的考察》）指出中國佛教的放生實踐與天臺宗僧的推動密切相關，慈云遵式、四明知禮利用與精英士大夫的交游先后促成了將杭州西湖、四明南湖立為放生池的善舉，開啟了佛誕日放生為皇帝祝壽的先河，使放生活動逐漸擴展為一種政治傳統(tǒng)與地方民俗。此外，遵式《放生慈濟法門》、知禮《放生文》所制定的放生儀軌，也為后世的放生實踐提供了較為規(guī)范的儀式范本，影響至今不衰。駱海飛（蘇州大學，《存存乎經(jīng)教，綿綿乎佛道：慈云遵式與臺宗典籍的入藏》）分析了經(jīng)由遵式的努力使天臺宗典籍文獻收編入藏的經(jīng)過。慈云此舉對天臺宗意義重大，不僅完好地保存了天臺一系的教法理論，而且也在一定意義上弘傳了臺宗的止觀法門。此外，遵式還創(chuàng)制了藏經(jīng)解題專目，開啟了藏經(jīng)目錄編纂的先河，在佛籍專目史上有著特殊的價值。姚彬彬（武漢大學，《<蕭衍斷酒肉文>與遵式<誡酒肉慈慧法門>之文本比較》）比較了二文關于飲酒戒、食肉問題及殺生戒三方面內(nèi)容之同異，侯廣信（南京行政學院，《慈云遵式之儒佛思想初探》）利用《圓頓觀心十法界圖》《囑弟子送哀》《往生西方略傳序》等文獻分析了其儒佛思想。

本次研討會是七塔禪寺繼2017年“首屆天臺佛教學術研討會——唐宋天臺佛教”、2018年“第二屆天臺佛教學術研討會——四明知禮與宋代天臺佛教”后舉辦的“第三屆天臺佛教學術研討會”，共收到論文38篇，前二屆研討會的論文集均已正式出版，在佛教界和學術界產(chǎn)生了積極影響。

七塔禪寺住持可祥法師在發(fā)言中表示：“佛教自兩漢之際傳入中國，經(jīng)歷了與中國傳統(tǒng)文化碰撞磨合、相互吸收的過程，形成了有別于印度的具有中國特點的佛教，這其實是佛教逐步中國化的過程。中國化既是佛教所處時代的要求，又是自身發(fā)展的需要。在這一背景下成立‘佛教中國化研究中心’，希望借助佛教學術界的力量，著重對佛教義理闡釋現(xiàn)代化、佛教制度建設現(xiàn)代化、佛教組織建設現(xiàn)代化，佛教寺院管理現(xiàn)代化等議題展開研究?！逼咚U寺將依托浙東佛教文化研究院、棲心圖書館等文化機構，秉持“學術至上，交流互鑒”的宗旨，立足浙東，面向東亞，著力打造天臺佛教學術研究與交流的優(yōu)質平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