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你是什么垃圾”的“靈魂拷問”下，垃圾這一城市文明的冗余物，從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浮現(xiàn)”出來，被意識，被操心。垃圾及其所代表的冗余范疇自有一套生成邏輯，而垃圾分類事實上也反映著人類在應對冗余時的某種治理邏輯。

作為冗余物的垃圾

大概從人類誕生開始，世界上就有了垃圾，盡管當時產生垃圾的主體并不會將它們認知為垃圾。古老人類的排泄物雖然能滋養(yǎng)大地，卻終究是身體機能的代謝廢物，它們作為有機肥料的功用，只是農耕經驗對垃圾的再利用。在文明的發(fā)展進程中，垃圾始終伴生，不同時代的垃圾有形態(tài)、數量、程度上的區(qū)別，但它們在被發(fā)現(xiàn)再利用價值并被回收再利用之前的原初本質，都是廢棄物、多余物、無用之物。

不同的人類聚落形態(tài)也產生不同的垃圾。在鄉(xiāng)村，垃圾更多地趨向于有機物，它們產生于人與自然的交互，最終也能腐敗、分解進而歸于自然，進入新的生態(tài)循環(huán)。城市文明則產生了更多、更復雜、更深程度的垃圾，它們的前身大都是商品，卻常常是文明物真正的末路窮途：“如果說，物有一個傳記的話，那么，垃圾則是這個傳記的最后尾聲”。（汪民安《論垃圾》）人類利用、改造、轉化各種自然物質，進而生產、消費商品，但當商品的功能性喪失之后，它們大多淪為無法復歸自然的垃圾。

在現(xiàn)代城市生活產生的各類垃圾中，廚余垃圾顯得有些特別。一方面，它們保留了更遙遠時期主流垃圾的有機特征，能夠被土地、自然再吸收；另一方面，“廚余”的名謂本身值得玩味，“余”字透露出垃圾的本質——一種剩余、多余之物。廚余就是人類烹飪與餐飲活動產生的冗余，這既是客觀物質上的零余物，又是感情色彩上的多余物——作為冗余物的垃圾總是被貶抑、被躲避、被厭棄。

過剩還是不相契

廚余之“余”，給人過剩的直接聯(lián)想，廚余垃圾確實包括了難以被完全消耗的剩飯剩菜，這是物質豐裕時代量的剩余。與廚余、垃圾相關的冗余范疇也給人數量溢出、多余的第一印象，冗余似乎就是過剩。

但事實上，廚余的更多構成是那些無法被食用的有機物：衰朽的菜葉，口感欠佳的表皮，難以咀嚼消化的骨骼，蘊含有害物質的臟器，甚至是因文化禁忌而舍棄的食材……這些都不是量的過剩，而是可食用性與可口性標準、規(guī)則下的篩汰。廚余不僅僅是過剩的食物，而更是無法被人類烹飪—飲食系統(tǒng)所接納的原料與食材。

作為冗余物的垃圾大都如此。即使在生產力高度發(fā)達、勞動產品高度豐盛的時代，被棄置的垃圾在多數情況下也不是過剩之物，而是不再能被納入特定標準下功用系統(tǒng)的物品；它們未必喪失了功能，卻必定不再具備與特定標準或目的相契合的功用。在此意義上，垃圾，以及更為寬泛的冗余范疇，就不產生于量的過剩，而生成于結構性的不契合。

冗余的這種生成邏輯，也能被樸素而醒豁地表達，比如“話不投機半句多”：這句俗諺揭示了冗余與量的多少無關，只要存在結構性的不相契，即使是微量，也屬于冗余。其實，數量的多寡本質上也可以轉化理解為與某種結構性標準的相契度：與系統(tǒng)承載量相契就不屬于冗余，超出閾值、與承載量不契合就是冗余。如此看來，剩飯剩菜就是與食量不相契的冗余物，在某種意義上，量的過剩也是一種不相契。

在這種生成邏輯下，冗余可以是物，也可以是人。俄國文學中知名的“多余人”出身不凡，卻既不愿與上流社會同流，又不能與下層人民為盟，他們不滿于現(xiàn)狀卻又無法改變現(xiàn)狀，成為與現(xiàn)實社會格局不相契的冗余。中國五四文人筆下的“零余人”與時代格格不入，與親友孤獨疏遠，同樣身處一種與周遭世界不相契的冗余境地。

相對的冗余

冗余的這種不相契性，指涉著某種目的性的標準、系統(tǒng)或結構：冗余者總是與特定的對象不相契。廚余垃圾與人類的烹飪—飲食系統(tǒng)不契合，日常生活垃圾與日用品的功用標準不相契，因此冗余總是相對于特定的標準、系統(tǒng)或結構而言的，冗余是相對的。一旦參照物發(fā)生變化，冗余可能就不再是冗余。蘿卜皮在追求食物精細品質的精致家庭里是廚余，在腌漬佐菜的烹飪實踐中卻是主材；在西方，許多動物內臟是與飲食習俗不相契的廚余，但在中國，“下水”是許多人喜愛的美食。

垃圾是絕大多數人眼中不合用甚至無用的冗余，但在拾垃圾者眼中卻仍具價值。如果說垃圾是文明物的冗余，那么拾垃圾者也就像是人群的冗余。這些在城市中艱難生存的邊緣群體，從冗余物的叢林中爬梳價值的殘余。那些可以被回收再利用的廢品已經與日用的系統(tǒng)、標準不相契，因而成為普通人丟棄的垃圾，但它們卻能在垃圾回收處理的專門機構與細分標準下重新獲得契合的位置，重拾“合目的性”的價值。

這樣的冗余物與冗余人，卻深深觸動了理論家的神經。在本雅明看來，拾垃圾者和詩人都與垃圾有關聯(lián)：“兩者都是在城市居民酣沉睡鄉(xiāng)的時候孤寂地操著自己的行當，甚至兩者的姿態(tài)都是一樣的……詩人為尋覓詩韻的戰(zhàn)利品而漫游城市的步子，這也必然是拾垃圾者在他的小路上不時停下、撿起碰到的破爛的步子”。（本雅明《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的抒情詩人》）垃圾與詩人關聯(lián)在了一起，冗余的范疇與詩學的對象聯(lián)系在了一起。

確實，在勞碌于世的許多人看來，詩、文學、藝術都是無價值的冗余，這是“發(fā)達資本主義時代”功利、功能性標準下的不相契。然而，恰恰是文藝相對于功利世界的這種冗余關系，成了詩人們引以為傲的所在；在藝術自律（the autonomy of art）的系統(tǒng)中，這種不相契的冗余關系，正是與藝術價值標準的高度契合，是文藝觀照世界、審思世界的前提。“自由而無用”的文學藝術被視為冗余，絕對是相對而言的。

有意義的冗余

與現(xiàn)實世界保持距離、作為功利世界冗余物的文學藝術，引人思考冗余的意義?！霸谖业暮髨@，可以看見墻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魯迅《秋夜》的開篇名句是不是一種語用上的冗余？在作品像鏡子般忠實再現(xiàn)現(xiàn)實、反映現(xiàn)實的標準下，這確有重復、冗余之嫌，但此句作為文學性的語言，妙不就妙在這種重復之冗余嗎？只此一語，便傳達出秋夜的氛圍與心境。

在文藝世界，文字、圖像、聲音作為符號，都是“有意味的形式”，符號形式即使與客觀現(xiàn)實不相契，也自有其深邃的意義。解讀、體味文學藝術之冗余的過程，無關功用性和客觀的目的關系，卻讓主體在意義的海洋中自由遨游，這是審美活動“無目的的合目的性”——“無目的”是與功用體系不相契的冗余，“合目的”卻是冗余“相對論”之下與另一套有別于功用體系之體系的契合。

因而不能總是厭棄冗余物，很多時候，冗余就是意義和可能性的載體。一些古董、古玩最初就是被拋棄的垃圾，收藏愛好者淘到它們的姿態(tài)，也許也與拾垃圾者相同。拾垃圾者、詩人、收藏家，他們都是意義的發(fā)掘者。古物喪失日常功用性而成為垃圾，但這種日用標準下的冗余，卻被收藏的主體傾注熱情、日夜摩挲，它們凝結著情感、歷史與記憶。這樣的物品“已在實用范圍之外，在特定的時刻里成為一種別有意義的事物，和主體深深聯(lián)系，它因此不只是一個抗拒性的物質體，而是成為一個我可以在其中發(fā)號施令的心之城堡，一件以我為意義指向的事物、一件財產、一份激情”。（鮑德里亞《物體系》）

即使是在功用性的標準下，冗余也有意義。計算機科學中的冗余特指重復配置系統(tǒng)的某些部件，以便在系統(tǒng)發(fā)生故障時介入、接替，由此減少故障時間。這種備份保障機制，在正常狀態(tài)下被稱作“冗余”，在異常狀態(tài)下卻能發(fā)揮意義重大的功用。

冗余的治理邏輯

面對冗余，我們還會一如既往地貶抑、躲避、厭棄嗎？冗余產生于與特定標準、系統(tǒng)、結構的不相契，是相對而言的，無法納入此一系統(tǒng)的冗余物，卻有可能契合于彼一結構并負載意義。冗余的生成邏輯決定了它的相對性，其相對性又決定了冗余的意義與價值。面對冗余，我們不該輕率地逃避或丟棄，而應該理性地應對和治理。

垃圾分類就是一種對冗余物的治理。不分類的垃圾是日常生活的冗余物，游離于功用系統(tǒng)之外。對垃圾進行分類，也就是在日用領域外劃分細化標準、構建細分結構，將這些冗余物分別納入相契的新系統(tǒng)。在多元、細分的新結構中，原先的冗余物再次產生了相對的功用或價值。這是因勢利導，對冗余物的再利用，是某種意義上的“開流”。

冗余的另一種治理邏輯，則是另一維的“節(jié)源”，也就是從源頭減少冗余物的初次生成。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可以說是這一治理邏輯的實踐。冗余的生成邏輯已經表明，在過剩的表象之下，潛藏著的是結構性的不相契，而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就是要聚焦供給與需求的契合性，擴大有效供給，更好地匹配需求結構，更有效地滿足需求，這也就是減少徒有數量而不相契的無效的冗余。

人類無法也不必消除冗余，卻能在理性面對的基礎上有效應對它。有理由相信，基于冗余生成邏輯的治理邏輯，能夠帶來有效的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