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政之后：警察、軍閥與文明進程中的成都⑤

2020-05-16 20:11

來源：澎湃新聞·澎湃號·湃客

成都的歷史和地理特點

成都和中國其他城市比較起來，在自然形態(tài)和帝國時代晚期的社會組織方面，盡管有許多共同點；但它在一些意義重大的方面卻獨具特色。成都偏居于漢民族統(tǒng)治地盤的西隅，由一系列崎嶇的山脈將它與中國大部分其他地區(qū)分隔開來。然而成都絕不是一個典型的“邊城”〔32〕。豐饒的農(nóng)業(yè)資源滋養(yǎng)了成都市有兩千多年之久。成都遠在絕大多數(shù)中國東部地區(qū)城市之先就具備了成為文化和行政中心的特性和條件。

成都的財富來自它的土壤和水。每年初春，正當花會即將開始之際，巡回視察川西地方行政管理的道臺就會西出成都64公里，來到青藏高原的山麓，在那里的二郎廟祭拜李冰的兒子。公元前300年，他完成了他父親李冰偉大的都江堰水利工程。都江堰位于灌縣的岷江上，到了清代，川西道臺負有管理都江堰水

道的責任。主水道的閘門每年冬季河流處于低水位時總是要關(guān)閉以便進行維修。當這個臨時被關(guān)閉的閘門被打開，這位道臺就會鉆進他的轎子里面，由轎夫們把他抬回成都，表示他治住了洪水。〔33〕

這一行人走過的農(nóng)田是世界上最為豐饒的土地。成都可以說是位于成都平原的中心。一直延伸到岷江邊的這一片大約5180平方公里肥厚的沃土是由一個內(nèi)陸海沉積下來形成的盆地。李冰和他的兒子帶領(lǐng)工匠們一起，建造了一系列的水壩和渠道，將岷江分流，形成無數(shù)的小溪和水渠。它們輻射出去，布滿了成都周圍廣闊的田野，可以對其進行灌溉。這些小河、小溪又在成都市的南門和東門外匯聚起來朝南合流，進入長江。從平原西邊過去，由高山圍成的小塊孤立的地塊以及成都周邊其他低洼之地，也常常能被這些水利工程輻射過來的水流覆蓋。雖然有一句俗話說：蜀犬吠日，意思就是說蜀地的狗看到了一絲陽光便要驚叫起來。但是成都的氣候，一年到頭，還是相當溫和的。這個“天府之國”的農(nóng)民，19世紀時他們的田土可以一年兩熟，常常是在夏季收獲水稻，在冬季收獲小麥和蔬菜。〔34〕

都江堰水利工程系統(tǒng)過去和現(xiàn)在，雖然都令人驚嘆，然而它也不是萬能的。雖然每年對它的堤壩和水渠都進行了必要的維修和小心的管理，而且在四川的這個區(qū)域罕見干旱，但是水災(zāi)仍然是成都平原的一大危害?！?5〕岷江的許多支流圍繞成都市的城墻流過，其中只有一條小河可以通過西邊的一道閘門流進城墻內(nèi)，從東邊流出。然而，當大雨襲擊成都時，這條小河常常不能將城內(nèi)的積水快速排出，致使城內(nèi)的一些地段變成了汪洋澤國。每當這個時候，居民們就會受到傷寒和霍亂的蹂躪。1903年，一位住在成都的法國醫(yī)生見證了城內(nèi)一場傷寒的流行。據(jù)他說，從官方的統(tǒng)計得知，一個月之內(nèi)城中死于傷寒的人數(shù)就達到了3萬?！?6〕

盡管洪水和時疫暴發(fā)頻仍，肥沃的成都平原作為中國人定居中心的歷史卻由來已久。唐朝詩人李白在他的詩中寫道：“蜀道之難難于上青天”指的就是世世代代以來成都平原的這個名聲。但是人們在那里發(fā)現(xiàn)的財富和資源卻使得他們認為到那里去移民還是值得一搏的，這也就導致了中國許多王朝前仆后繼地在此立國。和帝國時代中國其他一些地區(qū)一樣，成都平原歷來的富庶受到人們的交口稱贊。記載地方上過去建功立業(yè)以及災(zāi)禍的紀念碑很多，它們都被記入了地方志或?qū)戇M了詩歌中。一些英雄人物還被塑成雕像進入寺廟中受人祭拜，比如像公元3世紀時的劉備，他是蜀漢王朝的開國君主，以及他的丞相諸葛亮。有許多紀念牌坊則是為那些同樣具有高尚道德的平常人而立，例如貞節(jié)寡婦，孝子賢孫。成都作為一個王朝都城的歷史在歷史典籍中記載曖昧不明。但是廣為人知的一點就是它還有一個別稱：蓉城。蓉是一種木芙蓉。這個名字來自公元950年后蜀時期，那個短命王朝的一個皇帝沿著他的皇城外城墻頂上遍植木芙蓉?！?7〕公元14世紀末，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為他的第十一個兒子在成都市中心下令建造了一座宏偉的宮殿，從而永久地改變了成都的城市布局。對于這個第十一皇子，朱元璋賜以“蜀王”的稱號。明朝時期成都市內(nèi)到處是皇室的住所，那是各位蜀王為他們的子孫修建的王宮?！?8〕

然而這一切在17世紀后半期全都毀于一旦，成都市已不再是一座城池，人們只有在歷史典籍和記憶中才能找到它的名字。其時一個名叫張獻忠的人在四川發(fā)動了一場起義，反對明王朝的統(tǒng)治。他將成都作為他的指揮部，下令建立他的帝國。他不但沒有使四川重新恢復(fù)往日的繁榮，反而肆意蹂躪；或許是想以此來迫使他的部隊向中國的其他地區(qū)開戰(zhàn)。張獻忠由于無力阻擋新建立的清王朝的滿洲軍隊的挺進，于1647年將成都化為瓦礫，將成都市內(nèi)的居民或殺或驅(qū)趕，這樣使得清王朝初期的頭幾年四川的人口從明末的大約310萬猛降到了8萬〔39〕。據(jù)傳，張獻忠這樣血腥地肆意殺戮之后，寫下了一封告白書，為自己的行為辯護，并將他的怨恨刻在了一塊石碑上：“天生萬物與人，人無一物與天，殺殺殺殺殺殺殺”。晚清時期，這塊“七殺碑”被放在了成都縣政府衙門內(nèi)，并派重兵把守，將其作為成都最為慘烈時日的印記，讓人們永遠銘記這一段罪惡霸權(quán)的慘痛歷史〔40〕

清初的幾位皇帝，都胸懷擴張的雄心，鼓勵對四川移民，派出總督重建成都〔41〕。17世紀60年代初期重建的城墻，所包圍的面積比明朝時期還要稍微大一些。來自中國東部省份的移民如同潮水一般涌來，他們都是受到了這里肥沃的土地以及清政府免除賦稅允諾的吸引而來的。到18世紀中期，全省的人口已經(jīng)超過了明朝時的水平，而且還在快速地增長。雖然四川省東部18世紀受到白蓮教起義的巨大影響，但是卻絲毫未曾波及成都平原。而且在19世紀中期，當清政府與太平軍在中國的中東部大部分地區(qū)發(fā)生激戰(zhàn)時，成都平原還逃過了這一劫難。四川再一次成為中國最富庶的省份之一，盛產(chǎn)稻米、食鹽、蔗糖、絲綢和棉花。隨著四川省經(jīng)濟的發(fā)展，成都也隨之繁榮了起來。一位省府的長官于1784年又再次沿著成都的城墻栽種了一圈木芙蓉，也許是將其作為成都新生的一個標志吧?！?2〕

盡管成都有豐富的農(nóng)業(yè)資源，但是它的商業(yè)卻受到交通運輸問題的限制。一般來說運輸工人從成都到重慶之間步行320公里路程需時12天，而從成都沿著長江更往東走遠一些，到萬縣則需14天，其間路程長達440公里。從成都往重慶若是走水路本應(yīng)更快一些，但這也只有在夏天長江水位高時方才可行。因此，要去繁榮的江南地區(qū)，那里是國內(nèi)外貿(mào)易的中心，就須穿過四川東部邊界的長江三峽，這是一段極具風險的旅程。這種狀況一直到進入20世紀仍然如此。當然大米、食鹽，來自西藏的藥材和鴉片在19世紀晚期還是大量地走這條水路冒著風險運過來了。商人們通過這種貿(mào)易在重慶和川東南的其他城市站穩(wěn)腳跟富裕起來了?！?3〕

20世紀初期的一個傳教士經(jīng)過觀察指著一本遺留下來的《四川移民史冊〔44〕》這樣說道：“很少有四川人會直接承認他的原籍是四川?！币粋€對20世紀早期成都人口進行過調(diào)查分析的當?shù)厝耸苛粝铝诉@份成都市民來源表：

四分之一來自湖南和湖北

二十分之三來自云南和貴州

十分之一來自江西

十分之一來自陜西

十分之一來自江蘇和浙江

十分之一來自廣東和廣西

二十分之一來自山東和河南

二十分之一來自安徽

二十分之一來自福建、甘肅和山西?！?5〕

許多移民到四川的家庭還保持著與他們原籍的聯(lián)系，教他們孩子說家鄉(xiāng)的語言，回到原籍參與祭拜祖宗的儀式，從他們的老家迎娶新娘。〔46〕成都市日益擴大，成了一個大城市，變得更像一個大熔爐，而不再是川地的幾個小村落。它的絕大部分居民都說一種通行的四川官話，是屬于北京方言的一種變體。祖先的同鄉(xiāng)關(guān)系似乎不再是構(gòu)成成都相鄰關(guān)系的一個重要因素，盡管在事業(yè)方面和締結(jié)婚姻關(guān)系時它也許會起到一定的作用。

在城內(nèi)，有一塊穆斯林的飛地，很是顯眼。它位于明皇城的西邊，和它在一起的還有九座在晚清之前就有了的清真寺〔47〕。根據(jù)1909年的人口普查，這座城市里面有2615位穆斯林，他們中許多人從事屠宰、制革和餐飲工作〔48〕。20世紀初，一個經(jīng)過成都的外國游客，對那里的穆斯林居民很感興趣。他指出有些新近從甘肅省來的穆斯林：“他們中的年長者還抱有對于他們原籍突厥人的記憶。雖然他們很自豪地指出他們來到中國這片土地上已經(jīng)有四十代了，但他們?nèi)匀徊皇侵袊恕１M管他們血管中突厥人的血液已經(jīng)不知有多么地稀薄，然而他們?nèi)匀换赝麄兡沁b遠的血緣之地，驕傲地聲稱他們不是本地人。”〔49〕成都靠近西藏，這就使得成都成了一個商業(yè)中心，來自平原的農(nóng)耕者和來自山區(qū)、草原的獵人和牧民都在這里進行交易，穆斯林參與其中，從中獲利。來自西藏的和四川西部高山地帶的人，每年冬季那幾個月里都會來這個城市逗留，但他們中很少有人會一年到頭地待在這里。

省會城市——成都

19世紀晚期，成都作為省會城市，它的地位在許多方面是顯而易見的。從它的街道的交通布局來看就顯示出了這一點。大多數(shù)的高官出行，從他們開始步出寬敞的衙門起，城中熱鬧地段上的行人就必須給他們的仆從隨行讓道。這些隨從人員手舉上書他們主人身份地位和德行的牌子，為隨后主人的轎子和馬隊鳴鑼開道。城墻內(nèi)大部分的地方都由政府的辦事機構(gòu)和校場占領(lǐng)。整個城西，約占城墻內(nèi)面積的五分之一被劃分出來，另用圍墻分隔，建立了旗營的營地。在晚清時期，該營地里面有大約兩萬滿洲和蒙古的軍人以及一些平民。（見地圖2）。

就在清王朝控制了中國腹地，并建立政權(quán)之后不久，清政府從八旗軍各旗中指派士兵，將其分布到整個帝國所有的戰(zhàn)略要地。八旗軍是由滿洲人和一部分蒙古人以及入了旗籍的漢人組成。這些戰(zhàn)略要地中大部分是各省的省會城市。在康熙朝的末年，即1718年，在成都設(shè)立的旗營（即少城——編者注）就成了清統(tǒng)治者顯示軍威的一個具體象征，它彰示著清朝統(tǒng)治者已經(jīng)征服了中國的腹地，并將它的帝國延伸到了中國的西南，進入了西藏。成都的這一支旗營是由1600名士兵組成的正規(guī)軍，由一位滿洲將軍統(tǒng)領(lǐng)。軍營位于城西部分，另起圍墻與漢人住地分隔開來。營地里的街道按照北京旗營的稱呼，叫作“胡同”。與成都主城街道呈正方形的布局不同，這個旗營的胡同就像是一片樹葉上的葉脈從一條南北方向的主干道分布出去。在這條主干道的西北端，軍營扼守住城市主城墻的西大門。而在主干道的南端，靠近流經(jīng)全城的那條河邊坐落著滿洲將軍巨大的衙門。這位將軍就在這里統(tǒng)領(lǐng)著旗營的全部事務(wù)。在他衙門的墻上畫滿了五顏六色、被奉若神明的軍事英雄的圖像。在他院中有一株滿樹繁花的梅樹，據(jù)說從康熙朝起，一直到清朝末年它都在這內(nèi)院中綻放光彩。〔50〕

整個旗營的成員以及他們的家人全靠從成都府屬下，滿布成都平原的十五個縣征收得來的祿米賴以為生。原先劃撥了成都西邊的一塊土地給這個旗營，曾經(jīng)用作牧馬場，但很早就被出租給了漢族農(nóng)民栽種。然而，正像其他省城的旗營一樣，這里供給的祿米越來越少，都不足以維持營內(nèi)居民的開銷。到19世紀末，成都的滿族和蒙古族居民都已經(jīng)窮困潦倒，很少有人能維持大家庭的生存。營區(qū)，被成都居民叫作少城（年輕的城市），既沒有新移民進入，而對里面滿族社區(qū)人口的增長又加以了限制，它的人口密度，即便加上住在營區(qū)圍墻內(nèi)的幾千個漢族商人和他們的仆人，也遠比城內(nèi)其他街區(qū)的要低得多。

晚清時期參觀過旗營的外國人一致對營內(nèi)的居民抱有輕蔑的看法，說他們是一群“靠政府養(yǎng)活的寄生蟲”。身為英國地理學家、官員的亞歷山大·霍西（Alexander Hosie），在1883年參觀過旗營之后這樣報道說：“這個營地里大部分土地上一片綠蔭，已經(jīng)開墾成了菜園，但是叫我疑惑的是，這些趿拉著鞋跟、衣裳不整、一副懶洋洋樣子的韃靼人是否有這個能耐去栽種足夠的蔬菜以補充政府發(fā)給他們的祿米之不足?！薄?1〕而與霍西想法不同的法國醫(yī)生埃梅-弗郎索瓦·勒讓德爾（Aimé -Francois Legendre）倒是較少受到旗人不事生產(chǎn)問題的困惑。他只是不由得要想起營內(nèi)居民他們那尚武的祖宗，當他們從墳?zāi)怪刑砜吹剿麄兊淖訉O，這樣把全副身心都放在養(yǎng)他們的寵物——八哥上時會做何感想。他們一定會痛心疾首?！?2〕說實話，雖然他們?nèi)匀灰M行軍事操練，但是旗營的士兵，自從上次有軍事行動以來，已經(jīng)有相當一段時日不見他們的動靜了。18世紀時，還有數(shù)次看到他們?nèi)ゴ蛎缱迦恕⒉刈迦撕桶咨徑?。然而，?813年以來，他們則鮮有機會去為朝廷效命。1870年代旗營部隊難得有了一次離開營地的機會。一百個士兵被挑選出來帶領(lǐng)他們的家小從成都遷移到杭州營地，去重建那個曾被太平軍占領(lǐng)和劫掠過的城市。〔53〕成都旗軍的大本營雖然躲過了太平軍的這場天罰，但是由于他們自身的腐敗和退化，最終未能逃過從一個具有重大意義的政治機構(gòu)和有效的軍事力量的地位上徹底崩潰瓦解下來的命運。成都旗軍中的一些滿族人和蒙古族人離開了軍營去自謀生路獲得了成功。其中有一個在王朝即將崩潰的最后時日成了成都市內(nèi)最為有名的餐館老板，專為官方承辦招待宴席。他的拿手好菜“滿漢全席”一次能宴請多達一千位以上的客人?！?4〕然而大多數(shù)留在少城里的旗兵仍然縱情享樂，勉強糊口度日。

到20世紀初年，成都的旗營成了滿洲帝國衰敗的一個象征。至少當那些外國人在旗營寂靜的街道上走過，看到街道兩旁那一行行破敗不堪的圍墻和行將傾圮的營房時，是有這個感受的。然而清帝國官僚機構(gòu)的余威仍然在成都的其他地方顯露。新的政府大樓堂而皇之地立在市中心明王朝皇宮的原址上（見圖1.7）。然而，那里不再是彰顯皇威的處所，取而代之的是幾個主要的民用機構(gòu)的所在地。包括每三年一次考試文職官員，有著一排排小隔間的考棚的貢院，以及一個糧倉和一個造幣廠。其他省會權(quán)力機構(gòu)的中心，以及總督及其部屬的衙門則占據(jù)了城市的東部和北部地區(qū)。這些部門所在的街道甚至就借用這些機構(gòu)的名稱來命名

（見地圖2）〔55〕，這些情況也是屢見不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