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寫此文的前一天，我才在微信群里轉(zhuǎn)發(fā)過有關(guān)《梁方仲遺稿》的東西。而到了當天晚上，就在朋友圈里見到梁承鄴先生故去的消息。

我分明記得，最近一次見承鄴先生，是和沈展云一同跟他午飯（幾乎每次都是我們?nèi)耍?，就在他家附近的餐館。就是那次，他送了我一套廣東人民出版社刊行的《梁方仲遺稿》，共八巨冊，我背回去時覺得沉重無比——可想而知他提著書過來有多費力，也可想而知他那時身體還甚健旺。人世無常，如露如電，信然！

我與承鄴先生結(jié)識甚晚，想來應是起于我在《現(xiàn)代學林點將錄》里寫到他父親方仲先生。后來見面所談的，也大體有關(guān)他父親的著述和軼事。承鄴先生的本行是植物遺傳學，我無所了解，他似也未曾談及。故而我只限于略述與他接觸時的所聞，鴻飛無跡，這算是承鄴先生留下的一點泥上指爪吧。

我不算是有記性的人，自2010年起意，就留有一份斷續(xù)的筆記：與師友飯局時，尤其是拜會長輩時，若覺得有特別的事，返家后輒草草記下，作為個人的“如是我聞”，自名曰《師友燕談錄》。查檢筆記本，果然找到與承鄴先生見面的四次記錄。今據(jù)筆記錄出原文，除明顯的文字疏誤之外，只個別地方稍有刪略，其言有未盡者，則間下按語說明。

第一條記錄是2010年9月3日（東湖新村麥當勞餐廳）：

中午跟展云、梁公承鄴吃飯，梁公贈我其父方仲五十年代聽陳寅恪講課的兩種筆記，席間多涉梁方仲事。

梁公還出示了梁方仲四十年代在美國時聽胡適講演的筆記（英文），大約是中古思想史方面（展云說其中多涉及禪宗人物）。我說梁方仲和胡適的交往，似無人談及。梁公說起，梁方仲對胡不無芥蒂，大約是因為羅爾綱——羅在北大研究所整理拓片，是胡介紹去的，但待遇很低，后來吳晗和梁設法使羅另謀高就。

梁公又謂，梁方仲跟向達關(guān)系也不錯，六十年代去北京——承鄴自己在場——梁方仲曾想將吳晗、向達請到一塊，但向達當即拒絕。他對吳晗不滿，吳在1957年反右時表現(xiàn)太狠，而向達自己是右派。

我提起前兩天看《懷念吳晗》，里面提到，羅隆基四十年代末托吳轉(zhuǎn)給當時在香港的民盟領導人一函，要他們對中共保持獨立性，但吳扣下未轉(zhuǎn)。到了反右，吳拋出此信，遂成“章羅聯(lián)盟”的一大罪證。

梁公說：梁方仲本來跟陳序經(jīng)不太熟悉，陳后期不得意，兩人才交往漸多。六十年代陳序經(jīng)娶媳婦，還向梁方仲借過錢呢！

我跟展云建議梁公，將關(guān)于梁方仲的回憶和評述文字匯輯起來，編一本《梁方仲學記》。我說，梁是夠格進入這個系列的（三聯(lián)）。后來我又補充，可以將梁嘉彬收入（就像《容庚容肇祖學記》）。

梁公完成了寫梁方仲的一本書，約三十萬字。他說過一陣可考慮此事。

按：梁方仲聽陳寅恪講課、聽胡適講演的筆記，今已收入《梁方仲遺稿·聽課筆記》。承鄴先生當時寫完的著作，即后來由中華書局刊行的《無悔是書生：父親梁方仲實錄》。至于我們當時提議的《梁方仲學記》，大約承鄴先生無力兼及，而我過后也忘了此事?，F(xiàn)在想來，這仍是個很值得做的題目。

然后就到了2017年2月15日（東湖新村表哥茶餐廳）：

原來承梁公承鄴贈所著《梁方仲實錄》，讀后校出一些錯誤（有幾處較重要，也較有難度），連同張求會的糾錯文章一同交給他。還是展云一起。

席間梁公談起其書出后，王則柯專門找他聊天，表示比不上梁，自己對父親（王起）的了解不多。其實王則柯本來研究經(jīng)濟學，寫文章的資格非梁可比……

又說起容庚跟梁方仲來往特別多，見于梁（方仲）的日記（梁自己不名為日記，估計是故作低調(diào)，以免萬一惹麻煩）。梁去世后，容跟他說：你父親不玩收藏，你也不玩，但你父親藏有一幅祝枝山的東西，拿給我看看吧。梁公就拿給他，容就不還了，說是他的學生馬國權(quán)想要。我說：可查查容捐贈的書畫（廣州藝術(shù)博物院的古代書畫藏品據(jù)說十分之一系容原來收藏的）。梁公卻說算了，反正也要不回來了。梁公可能只是私下跟朋友提起，不會寫文章，但我卻不可不記也。

以容老所藏之豐之佳，一幅祝枝山未必算得上什么，但在老友身后，忽悠小孩子，未免失德了。

按：《實錄》一書，當年我在廣州學而優(yōu)書店新媒體一個訪談欄目里，作過簡單推薦：“在中國經(jīng)濟史領域，梁方仲是有數(shù)的人物，真正有國際影響。作者身為后人，不滿足于寫出個人和家族的回憶，外緣的史料搜集甚勤，敘述踏實，見解平實，完全達到了學者傳記的標準。梁方仲畢竟是純學者，若非作者的努力，世間恐怕就沒有這樣的傳記了?！边@個評價，自覺非阿私之言。當然，承鄴先生本從事自然科學研究，退休后始因紀念父親之故介入文史領域，難免較為吃力，尤其手稿釋讀方面頗有疏漏，此固不必諱言，亦完全可以理解。由這一點，倒益可見他為表彰先人德業(yè)而不避難的精神。張求會寫的書評題為《〈無悔是書生〉瑕疵錄》，后發(fā)表于山東大學《國學季刊》第五期。至于梁方仲的日記，包括案頭日歷、工作日記，時間跨度為1957年至1969年，內(nèi)容多較簡略（最宜與《劉節(jié)日記》對照）；但照我的印象，這一政治高壓時期留存的學人日記似甚罕見，雖片紙亦可珍也。

另有一事：梁方仲散篇論文的最早結(jié)集，應是中華書局1989年版的《梁方仲經(jīng)濟史論文集》，集中了梁氏最精萃的論著。原先手頭只有復印本，后來才補購一冊原版——就在這一天，我特意拿了過去請承鄴先生簽名。方仲先生不及親承謦欬，請他的哲嗣留下筆跡，也是一個特別的紀念吧。如今字在人亡，區(qū)區(qū)簽名，固不可復得矣。

又同年6月16日（東湖新村表哥茶餐廳）：

上次跟梁公承鄴說起，請他問中大圖書館，是否還有《梁方仲捐贈圖書目錄》，要一本。承他弄來一本——回來翻看，整理之粗率難以理解。我猜這書之所以難弄，未必因為圖書館已沒有，而是太差，羞于示人吧。

臨走時梁公說起一事甚重要。

《梁方仲捐贈圖書目錄》

梁方仲對傅衣凌是很有看法的，認為傅用馬克思主義來套史料，大約貶之甚力。（我在《學林點將錄》中以梁與傅對比，揚梁貶傅，梁公泉下有知，當引為知己?。┰谧x史筆記有一條，惜中華書局出版時承鄴公不愿得罪人，刪去了。

又在一本傅的著作上留有不少眉批，提了不少意見，承鄴公早年將此冊借給葉顯恩（梁方仲學生），后來找他要回，但葉推說找不到。承鄴公覺得葉后來頗承傅衣凌關(guān)照，故不愿公開這些——但承鄴公自己都不愿公開，又怎么怪得了葉顯恩！

我建議他要求葉提供眉批部分的復印件。徑要原書，葉可能干脆不還（據(jù)說找不到，拿他沒辦法）。葉已年過八十，此事再遲就更難辦了。（可能是又一例當代學人“借書不還”公案！不過此事時間長了，梁這邊記得是“借”，但葉那邊可能當是“送”，都是老人家，不易說得清。）

另，我剛好早上去看“容庚捐贈書畫特展”書法部分。梁公就問起有沒有祝枝山的畫？我笑了。上次看繪畫部分我已特別留意，未見。

按：傅衣凌著作的梁氏批注本，不知還有沒有公布之日呢？此事讓我想起，汪榮祖先生在《槐聚心史》里談到，錢鍾書生前有意將自己看過的《柳如是別傳》贈予他，但到2003年他拜會楊絳時，吳學昭說“此本已不存在”，想來是錢先生對陳著必有一些負面的批注，其書遂被“人道毀滅”了！希望梁氏的批注不會落到一樣的命運。但也需要說明，葉顯恩先生對承鄴先生也甚有幫助，《無悔是書生》的序就是他寫的。

第四次，也是最后一次，是2019年8月1日（德政北路潮州菜館）：

梁公承鄴約我和展云午飯。送我一套《梁方仲遺稿》。略看目錄，頗有可觀，梁方仲年壽不永，但遺稿之外又得此，確是專注、勤勉的學人。

席間即建議將梁氏所寫陳寅恪講課記錄及講義（元白詩）批注出單行本，今年陳氏去世五十周年，有紀念意義。蓋陳講梁記，本身亦是可貴記錄也。

說起陳美延，他們小時很熟，都就讀于嶺大（按：嶺南大學）附小，陳美延比梁承鄴高兩級。前些年陳美延表揚他為梁方仲做了不少工作，他答：都是學你的呀！

又說同濟大學某機關(guān)約他寫一文，回憶1949前后的經(jīng)歷和聞見。說起當時人物有來有往（如姜亮夫自臺灣返回廣州），而楊慶堃，當時系嶺大社會學系主任，1950年曾被調(diào)去參加《毛選》英譯，回來未久赴美——此事未聞，梁氏亦未寫過，甚可貴也。（略搜索楊氏，似未有回憶錄。）

又提起借書葉顯恩不還事。還是催說他設法解決——但葉已年老，梁公與其子女亦不熟悉，軟硬都不宜，確是甚難設法。

按：梁方仲手書的陳寅恪講課記錄，當然有特出的價值，但單獨刊行，終是我的一廂情愿。講課記錄包括《兩晉南北朝史料》《元白詩證史》兩種，原來承鄴先生給過我復印件，但手跡頗不易讀，直到排印收入這部《遺稿》，我才細讀一過。其內(nèi)容雖較簡略零碎，但所涉豐富，且有趣味，多可見陳氏論著、講義所無或有異同者，吉光片羽，自可珍重?！哆z稿》中還有一種影印的《元白詩證史·選詩》，系梁方仲批注，也甚有價值。只是《遺稿》的釋文仍有不少錯訛，若出單行本的話，還需要作更細致的校讀。

以上就是我接聞于承鄴先生的全部記錄了。在我個人，只是直書所聞所感，至于涉及的人事細節(jié)是否必定無所偏差，就只好“君其問諸水濱”了。

總的來說，承鄴先生晚年為父親的遺業(yè)盡了最大心力，是可與陳美延女士有關(guān)陳寅恪的工作相提并論的。承鄴先生享年八十三歲，已比其父高出許多，不為不壽；在他的努力周旋之下，其父遺稿已大體整理出版，他本人亦留下了《無悔是書生》《梁方仲學術(shù)評價實錄》這兩部相配合的著作，亦可謂無憾。

梁承鄴先生所贈

說起來，承鄴先生也有微信，他在2018年6月加了我，只是老人家當然不太熟練。查看微信記錄，兩年來我們主要有過這些互動：他轉(zhuǎn)贈我一套其家族先輩的未刊著作《梁松年集》，我在《南方都市報》2019年圖書年鑒里寫了一則短評；他和葉秀粦先生合寫了一篇《記馮秉銓和梁方仲交往片段》，我轉(zhuǎn)給上海《文匯報·文匯學人》發(fā)表了；我檢讀《梁方仲遺稿》，發(fā)現(xiàn)一些釋文上的問題，用手機拍下轉(zhuǎn)給他參考。

若不是新冠病毒流行，他是不是會再約我們吃一次飯呢，我的《師友燕談錄》是不是會多記下一筆他說的舊人舊事呢？

6月初的時候，有朋友告知，“孔夫子舊書網(wǎng)”有一套朝鮮丁若鏞著的《牧民心書》，內(nèi)容有關(guān)為官治國之道，封面有題字“中華民國廿六年六月廿七雨夜，與尤炳圻兄、文仲舍弟同游東京本鄉(xiāng)區(qū)，購于本富士町二番地琳瑯閣書店。 方仲記”，內(nèi)頁更鐫有“梁方仲教授贈書”印章，看起來是真品，估計是從圖書館中流出的。當時，我不無心動，而一轉(zhuǎn)念，還是將書的鏈接轉(zhuǎn)給了承鄴先生，想先看看他有什么意見。可是他沒有回復我。當時覺得老人家或者不?？次⑿?，也就放下了。那是我最后一次想聯(lián)系他。

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又疊加上新冠時代，讓我們在現(xiàn)實的三維空間隔得更遠，在網(wǎng)絡的二維空間靠得更近。而承鄴先生的死，也是既顯得很遙遠，又顯得很接近。

世界上最遠的距離，是生與死；世界上最近的距離，是生與死。聊草此文，以當憶念。